2006年7月20日,四川省仁寿县高家镇卫生院院长程柏林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上访,人大信访办随后通知仁寿有关部门负责人前来座谈,结果却出现了惊人一幕:仁寿县一公安派出所指导员冲过四川省人大数道警卫岗亭,在人大官员的眼皮底下强行将程柏林抓走,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今天不存在不当。我有抓人手续,我们就是来抓人的。你们省人大不就是个法律监督机关吗?你管不了我。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见识到只有合法的土匪才敢说你管不了我,任何土匪在这些合法的土匪面前,只能是小巫了。

又过了2天,即2006年7月22日,深圳福田区百花四路有一场募捐活动,因主办方批文事宜与城管部门人员发生争执,募捐点的书桌被城管人员砸烂,城管既没出示执法证,也没佩戴袖章。当围观者中有人指出城管人员不该粗暴执法,这样执法无异于土匪行径时,一城管人员竟大声回应:我就是土匪!。

大声证实自己就是土匪,无异于做了一个宣传广告,我是土匪我怕谁。

我就是土匪,真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君不见,眼下处处是土匪,真正的土匪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合法的土匪,貌似公正和公义的土匪,防不胜防的有注册牌照的土匪,他们把整个国家都当自己的家天下,把整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都当自己的奴隶进行无情地蹂躏。

2006年7月1日,52岁的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北相镇西张贺村卖瓜农妇李爱芳自杀,起因是她丈夫张百望到临猗县城卖瓜,中午返家途中,三轮车被临猗县交通局卓里稽费所扣住,要求交465元的养路费。张百望身上的钱不够交费,打电话让李爱芳送来。电话中李爱芳一直抱怨瓜卖不了,车怎么又被扣了,当日下午,李爱芳上吊自杀。事发后,临猗县交通局出于道义照顾了张百望4600元。

李爱芳之死,不光在运城引起巨大反响,在全国都有强烈反响,甚至比被温家宝帮助过的重庆讨薪农妇熊德明还要悲惨,熊氏还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李氏连赖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了。

都说农民苦,以为共产党打下天下会比历代王朝及国民党政府好些,可事实上更加不如,农民连与国家领导人同样平等的户籍制度都不能享有,政治制度上又是二等公民,选人大代表四个农村人才抵上一个城里人,农民没有利益代言人,也没有政治代言人,所以农民干什么不苦啊。

不过,比起具体的,就是运城农民遭遇的西瓜难卖的阴影,很明显更加浓重地笼罩在普天下农民的心头:兴,农民苦;亡,农民苦。农民起义不成,农民苦;农民起义成功,同样是农民苦。7月19日,我在浙江省嵊泗海岛上碰到农民问题专家孙大午,他说河北他家乡农民种的西瓜两毛钱一斤,可到了嵊泗要一块二一斤,这说明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相反倒是流通领域实惠更多。因为他说创造财富的反而是穷人,而消费财富的正是富人,包括官员,一切既得利益者。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工业都要反哺农业,中央及地方政府对农业要有大量补贴,可中国远远做不到。比如7月23日的报导证实,山西运城瓜农遭遇了近年来西瓜价格的冰点!一农用三轮车西瓜卖价在20-30元之间,平均每斤2-3分钱。面对严峻的西瓜价格走势,所以导致西瓜难,卖种瓜农妇自杀,她自杀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自杀的农妇李爱芳为谁而死?不仅仅是因为瓜贱,而是她家运瓜的三轮车被合法的土匪交通局打手扣住被处罚465元,不交钱车不让开走,所以她无奈,又因为贫穷,最后一死了之。后来,运城交警、城管、环卫等部门纷纷表态自己不是土匪,并拿出4600元慰问,难道一条命就这么一点钱就可以补偿、赔偿?

前几年,浙江省海宁市有一个叫吕海翔的青年农民,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当地警察从一个娱乐场所带走,后来据说吕从车上跳进路过的一条河里,直到尸体从水中浮出。吕海翔的水性很好,据说可以横渡钱塘江。吕死后,当地警方当即拿出五万元给吕的家属,类似慰问。不久,当地村民认为公安有过错,怀疑警察把人打死又扔到河里制造自杀假像,有村民就在农村的墙上写着海宁公安局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黑社会,却被公安拘留。公安的迫害,以及公安私自主张争抢吕海翔的尸体准备强行火化,更引起了当地农民的抗议,遂发生农民聚集在高速公路上导致高速公路中断。

任何一种权力,都有一个法定边界,越过这个边界就是违法,就是对人民犯罪,就导致其成为合法的土匪,合法的黑社会,百姓生活将更加是猪狗不如,实现正义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这就是现实之悲剧,有是不良体制之恶与丧心病狂所导致。

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制度合理,坏人也就做不得坏人,只能当被监督的好人。不光百姓是坏制度的受害人,既得利益者本身也是受害人,比如7月中旬发生在山西侯马市的刑警打交警事件,无疑极其恶劣,本该扬善惩恶、正义凛然的刑警却蜕变为穿着警服胡作非为的暴徒。狗咬狗,警察打警察,自然无法实现正义。难怪当地老百姓还以为这群光天化日持枪聚众冲击交警队和殴打交警的人,是什么黑社会的土匪。事实证明,合法的黑社会土匪,远比真正的土匪危害社会更大。

所以这里归纳说,最坏的制度杀人,就相当于土匪杀人。杀人的方式已经远远超出作家们和电视艺术家们的想像,可以说要多悲惨就有多悲惨。2006年6月26日,山西翼城县农民李海明,因苦恼筹不出女儿玲玲(化名)的大学学费,吊死在自家土窑的门框上面。媒体报导此事后,当地政府承诺负责玲玲的四年学费。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专案部的负责人,几天前也前往翼城县找到玲玲,将2000元生活费交到她的手中。

丧心病狂的制度杀了人,制度设计者却不反思,而且还为自己辩护,这更加证明了制度是产生土匪是源头。7月25日下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资助高校贫困生工作的有关情况。该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会上表示,当前的教育报导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杂音,比如有报导说有一个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自杀了,经过调查,自杀根本和高考上大学无关。可事实并非如此,很多自杀与高考逼迫有关。尤其对于6月26日山西农民因为孩子读书没钱自杀,他王旭明还敢不敢对大家说,这贫困农民的自杀和女儿高考无关?

苛政猛于虎,其实就是制度杀人,具体说就是学费杀人,户口杀人,住房杀人,罚款杀人,等等,可恨的他们杀人居然可以什么事情都没有,也不用偿命。有人统计,单单是教育制度的恶劣导致的悲剧就有很多,自从几年前高校学费大幅上涨之后,学费杀人的悲剧就不断地在发生,仅在著名搜索网路百度查一下学费杀人,一下就能搜到5万多条相关资讯,可见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程度。

学费杀人的悲剧,其实还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教育部门不敢正视,不去反思,甚至试图去掩盖或美化这样的现实。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后曾多次公开表示(似乎有了良心),现在的大学学费已超过百姓承受力。他甚至说,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更有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供养一位元本科生读四年书,需要一个农民13年的纯收入。

政府不是没有钱,纳税人的钱让政府随意支配,可政府都支配什么关键的地方去了呢?2006年7月27日《中国青年报》公布,仅北京市审计报告就披露7大问题,有高达1.74亿元公共财政资金被挪用,大多是盖楼买车,其中有北京4所高校投在证券市场的2000多万元,有1800万元逾期未能收回。这就是多么可怕的现实需要当局决策者面对啊,可他们居然乐于为自己辩护,不是更加证明自己是土匪吗?

再举一个悲惨的例子来见证这个最坏制度的丧心病狂:北京市昌平区南口某厂工人刘某,儿子出生后落户口的事一直办不了,原因是他的户口属于单位集体户口,要单独落户却必须有住房,但夫妻月收入总共不足千元的他又根本无力买房。在几经周折没有结果之后,他在极度抑郁当中竟将出生仅43天的儿子活活摔死,自己也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这位父亲在公安机关供述说:如果孩子上不了户口,以后就是黑户,会受到歧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早点解脱。

这个北京幼儿一出生就遭此噩难,难道不是户口杀人?是制度杀人,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杀人方式要到何时才是一个终结?被户口所杀,其实大有人在,如2004年曾经发生过一起,北京丰台区王佐乡8岁女孩茉莉(化名)是位弃婴,虽然被好心的赵大妈收养,却因为无父无母而无处申报户口。办一个户口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钱,爸妈都很发愁,妈妈老在半夜哭,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他们了,我想死。小茉莉为此三次选择了自杀。中国的统计局或许对此不会说谎,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统计因为制度不合理导致的自杀和他杀,一年又有多少?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又有多少?多少个家庭家破人亡,才能催生真正自下而上、以人为本的新政?

2006年7月27日,当我看到外交部长李肇星26日在吉隆玻称中国遇难人员的鲜血不能白流时,心里却是这样想,难道就是那些为国家罹难的人才是人吗?为不合理的制度而牺牲的人难道就不是人了吗?我不反对李部长的真诚表白,但我认为,任何生命都是尊贵的,平等的,值得尊重的,其鲜血也都不会白流,包括卖瓜农妇李爱芳、贫困爸爸李海明、海宁横渡钱塘江的吕海翔、北京刘某之子户口烈士等人的鲜血不能白流,政府要为他们补偿,要尊重他们,平等对待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烈士,甚至政府应该为他们为国家捐躯下半旗志哀……

只有丧心病狂的杀人制度早日被改良,早日被替换,我们宪法上所言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才不是一句空话,才能真正见证到生命的平等、尊严和尊贵,才能见证到共和国所标榜的共和两字,共和国公民才真正称之为公民。

作者文集2006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