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报道：中国经济高峰会的闭幕演讲中有学者担心，如果农民工工资上升过快，投资者会不会撤出中国。张维迎教授也提出，如果中国企业仍然靠成本优势获得竞争力，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还是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笔者实在不能赞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制约经济发展这样的片面论断，有两个不太被人注意的经济数据可能更能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存在的隐患问题，一个是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值，另外一个是外贸依存度，即一个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占这个国家GDP的比值。在一般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占销售收入比值在50%左右，而在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一比值却在始终处于下降通道，去年仅为12%.中国商品尤其是某些垄断性商品，动辄就与国际接轨的名义行涨价之实，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房价也在“赶英超美”，但反应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统计数据却远没有与国际接轨，中国普通劳工的收入之低和生活之困苦可见一斑。外贸依存度一般国家都在20%左右，这也就不难想象西方国家的选举始终是以国内政策尤其是国内的经济政策作为候选人当选与否的重要条件，在80%国内消费与20%的外贸总额之间选择，选民理所当然的更应该重视候选人的国内经济预期。在中国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实际情况却是本末倒置，按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GDP和进出口总额计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60%.投资、出口和扩大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每年吸引外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出口也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贡献良多，唯有内需增长缓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致命的制约因素。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将牛奶倒入江河为表面特征的经济危机其实质就是内需不足，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失衡，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在劳资双方的平衡机制制度设计卓有成效，几乎在也没有了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和较为平稳的发展，刺激内需是必须的手段，有效手段无外乎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完善社保体系免除社会普通人群的后顾之忧，另一个就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尽管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持平不太现实，但我们确定一个逐步增长的大方向循序渐进的与一般国家劳动者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值接轨还是现实的。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可能会如专家们所担心的对商品的出口产生些许负面影响，这不仅可以从减小贫富差距的角度维护社会的一般公平正义，国内需求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商品出口减少造成的压力，同时也可以缓解由于巨额外贸顺差外国贸易制裁威胁，还有利于促进企业产业升级，也能更好的吸引真正看好中国本土市场的外国资本对华投资。只是对一些只靠员工血汗维持运作的企业不太有利，这些企业被市场淘汰也是必然。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利远远大于弊，关键就看中国的企业如何把握机遇去弊求利。
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并使其能够有效的运作实施，就像国家经济发展应该惠及全体人民一样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应该使所有相关人员受益，在保证各地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法律法规应该规定企业按利润增长一定比例给员工长工资。现在流行的MBO也应该更为普及，不仅管理层可以收购持股而企业普通员工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同样应该获得股权激励，在创造利润的前提下，以股票红利的形式激励企业内部所有员工，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加强员工对企业的管理意识。企业员工的下岗裁员应该规范化制度化避免随意性，企业只有在大幅亏损的情况下才可以遵循法制程序按一定比例裁员，企业也有必要向被裁员工发放一笔合理的遣散补偿费用，而且裁员期间禁止雇用新人，如果企业效益有所好转准备雇用新人，之前被裁员工有按原待遇优先回归权。即使是企业破产或转制也应该优先考虑在职职工的利益，新接手的雇主必须在不降低待遇的前提下安排原来企业的所有员工。随意用工不签订用工劳动合同和拖欠甚至拒付工资更像是社会毒瘤，要使其避免只能是相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考虑如何使这些损害劳工最基本的权益者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从前有一种说法，中国劳动者的低工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就业机会与劳动力相比是更为稀缺的社会资源，所以劳动者的低工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说法同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一样大谬站不住脚。如果把中国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用市场选择来解释合理性的话，房地产领域的高房价和大量的闲置住房就背离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多主导高房价的并非“市场”，以居住为目的的购房者因此有可能承担房地产大量积压成本、黑钱洗钱升值成本、非法贷款炒房升值成本、开发商贷款拉关系成本等等这些不合理的“黑暗成本”，这些“黑暗成本”就构成了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主体，直接导致房价的居高不下。既然劳动者的低工资可以用市场选择来解释，那么贪污腐败行为同样可以用市场选择来解释，相对就业机会来说，政府的公权力是更为稀缺的宝贵社会资源，那么国家和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为了趋利避害并追逐利益最大化而贿赂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政府官员也就成了最合理最必然的选择，贪污腐败也应该是合理的，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谬至极的。用市场选择来解释中国劳动者低工资的谬误在哪里呢？资本和劳力作为市场中两个重要的主体因素，既有相互依存又有利益冲突相互博弈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劳动力与资本相比总是存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社会的法律法规制度向弱势的一方有所倾斜才可能使博弈的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方，才可能使博弈的结果趋向公正合理。其实质问题是强与弱势群体相互“较量”的时候，由于双方的政治权力并不对等，所以才导致弱势群体的一般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是相互作用并依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劳动者的低工资还是中国煤矿矿工的悲惨命运都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经济权力的保障也就无从谈起，经济权力受限制也会相应制约其政治权利的有效实施。
从中共高层最近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举动来看，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偏低又是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但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对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前景很难让人乐观起来。中国历来的问题都是对于相对较为强势的群体有利的政策的实施特别容易并顺利，而出台对弱势群体有利的政策的实施却较为艰难，具体执行的时候也总是被打折扣。光靠权威是很难最终真正有效合理的解决问题，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核心还在于如何切实有效的保障弱势群体的最基本政治权力。
首发议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