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于我不说有杀父之仇,至少也可以算是害父之恨──家父(郭小川)过世前两年,正是江青几次发话,上纲越来越高,最后竟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家父于1972年写作的庄则栋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传记文学《笨鸟先飞》,题目采用的是庄本人说的话,不料江青看到了却勃然作色说:“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于会咏们立即设立“中央专案组”,将他隔离审查,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一年有余,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恢复自由仅一年就撒手人寰……

据说江青是个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她也不喜欢任何人的角色。她对丈夫以及自己那个团伙的小兄弟们也不过是互相利用,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她极其乖戾、多疑、挑剔,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突然怀疑并咬定她身边的某个服务员或护士或警卫人员是“特务”,并即刻治罪。她能把那个在政治上最信任她的丈夫气哭,说出“立即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气话,以至于江青后来要见丈夫都要事先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得一见的。可见这个女人至少是有严重的心理变态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江青为了泄私愤、为了掩盖她年轻时的丑事,在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居然想把一切知情者和她所痛恨的人斩尽杀绝,连早年曾照顾过她的朱姓老保姆都不肯放过,说她血债累累、罄竹难书,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今天,我要克制着对江青的厌恶与憎恨,来哀之吊之了。

无数事实表明,“文革”作为一次对全中国人民乃至对全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那个延续至今的专制制度以及毛泽东才是其首恶、是元凶,不仅如此,“文革”前这个制度及其统治集团所犯的一系列罪恶、所造成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都是要由该制度和毛泽东承担首要罪责的。

正如江青自己说的:“我是主席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那样,无数证据也表明,在这个犯罪集团中,江青只是从犯之一。哪怕江青是有很多、很重大的罪恶,她毕竟是从犯。而放走首犯,无论如何与有人一贯标榜的“首恶必办”的原则是背离的,是极其不妥的。按照官方的判词,说她是妄图窃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未免有点儿高抬她了,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她作为毛泽东的一条疯狗四处乱咬可以,但要她治理国家可就“立马抓瞎”了。况且,江青也用不着去“窃夺”,毛泽东早就打算在自己死后,把他“窃夺”来并长期霸占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私相授受给自己的老婆。如果要准确地给江青定罪,应该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协助首恶毛泽东造成文革浩劫,给国家民族带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其个人亦在权力所及的范围犯下大量的罪行,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和许许多多无辜者被害乃至死亡。有人不是整天在说“最讲实事求是”吗?那么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判断江青的罪恶,借用流沙河先生一句绝妙的话“不要污蔑旧社会”,也不要什么脏水都往江青头上泼,江青“四人帮”是个筐,什么错误都往里装。何况江青也有她的人权,如申辩权。

周有褒姒、今有江青;唐有杨贵妃、今有李云鹤(江青原名),“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于女人,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3,000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注意,这里说的是“代担全体的罪恶”,江青代担的不仅是首恶毛泽东的罪恶,其实也代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哀江青,其实是哀我们全体中国人,哀我们的中国。中国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是有大小不同的责任的。有了代担责任的人,大家就可以安安稳稳照旧过自己的日子,而不去思考自己的错误,也不去思考错误的根源;就象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马、斑马和长颈鹿们一样,千万年来它们是只要有一、两个成员能够供狮子、猎豹及鬣狗之类食用,它们就能安安心心吃草,就从来不会去想如何根本改变这种被吃的状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了江青(和林彪)集团这两个替罪羊,首犯毛泽东的罪恶就滑过去了,就“不予追究”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什么“晚年的错误”;而这个制度的罪责更是一笔勾销。这样一来,那些独裁专制者及其利益集团就可以继续用毛泽东、周恩来等神只的虚假光辉来欺骗愚弄世人、就得以依凭着这个制度,继续恣意剥夺人民、镇压群众,占有社会财富和全体公民劳动成果的最大分额。“文革”过去30年来他们之所以要卖力地渲染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其真实目的、险恶用心,不就是这个吗?

而我们许许多多天真善良的老百姓,恰恰一直在上他们的当,以为“文革”也结束了,林彪、江青“四人帮”也死的死、判的判了,其罪行也“彻底”清算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应该说,正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这种愚昧和奴性人格,只求“一个‘暂时做稳了牛马的时代’”的心态,才在客观上纵容了这个制度及其执政者。他们放胆贪污而且敢于公然向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不惜“牺牲20万人换20年稳定”,就是明证。

江青为什么会成为江青?

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作出成就,端赖权力,那么“傍”上最高权力,自然更是捷径。

1937年秋,23岁的江青来到延安,次年与毛泽东结婚。一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应该是“参加革命”,是好事,不能说人家一定就是“投机”。而嫁给毛泽东,也不能算江青什么错误。延安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而嫁给首长可以“有马骑、吃小灶,有警卫员……”,这种不平等甚至引起作家丁玲的不满,于是写了《“三八节”有感》,可见希望嫁给首长不仅仅是江青一人。既然要嫁给首长,那么嫁给最高首长肯定是最好和最难的。有这种等级制度在前,才有希望嫁给首长的行为在后,怎么能一味责怪江青一人呢?

江青固然有她个性上的毛病,但她后来日益变得乖僻、猜疑,是与她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地位密切相关的。比如她动辄说这个那个是特务,不仅与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思维有关,恐怕更与“后宫”里面的残酷血腥有关。这种猜疑也不独江青,毛泽东起初指责刘少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害怕刘少奇要对他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死后搞什么“秘密报告”;以及因所谓“窃听器”事件指责杨尚昆为“反革命”,不都是猜疑到了疯狂程度吗,足以给江青做榜样的。

江青如果不这样,她怎么可能获得毛泽东的青睐,她已经多年不能提供给毛泽东床笫之欢了,要想保住“第一夫人”的地位和荣华富贵,她不得不尽力揣摩毛泽东的心理,以曲尽其意。贺子珍的下场她当然印象深刻。既然跟随毛泽东的“文革新政”必然是少数人,那就不可能不得罪人,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用意──我偷驴,让你们去拔橛。正因为毛泽东要千方百计置刘少奇于死地,江青才会在刘的审查报告上批什么“……激起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墙倒众人推,周恩来不是也批了“完全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和江青同志一样……”云云吗?

毛泽东是有私利的,江青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毛死后她怎么办。

想当国家领导人并没有错,不能一概斥之为野心。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有好的制度,阿肯色州出来的好色小子克林顿不是也能当个称职的总统,把美国经济搞上去吗?二流演员里根不是也居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受人民欢迎的总统之一了吗?这好的制度,首先是当上国家领导人的程序要公正透明,谁都可以来争(竞选),但要一步步地先由选民再由选民代表选拔出来,最终胜过别的竞争者。其次,当上国家领导人以后,他(她)的言行要受到严格的制约,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国家领导人也有自己的私利,但这种私利是法有明文规定,万目睽睽盯着的。我们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不管什么阿猫阿狗、阿圆阿扁,都可以当国家领导人,而一旦他或她包藏祸心,想要加害于国家民族,我们也可以及早制止、把他或她从领导人的岗位上拿下。

平心而,江青这个二流演员还是很聪明,有一定才干的。举例说吧,1952年前后,家父在中共中南局当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领着导演水华一干人在创作电影《土地》,他们又是亲身参加土改以体验生活,又是出访苏联来求取真经,可谓费尽力气、花了大钱;但他们搞来搞去,却忘记了一条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创造要遵循艺术规律。而他们却搞成了图解土改政策、宣传教育农民的说教材料,最终遭遇失败。当时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分管电影的副处长的江青,到武汉公干,我父亲向她汇报《土地》的进展情况,江青就指出,应当以塑造人物、结构故事为主,不要搞成向农民宣传土改政策的片子。而当时30出头的父亲年轻气盛,不以江青的意见为然,据说还反驳了几句。虽然这可能就是后来江青反感我父亲的起因,但客观地讲,那一次,确实是江青对了,而我父亲错了。由此可见,江青是懂得艺术规律的,到了文革中她抓住所谓“样板戏”不放,当然是有她搞极左文艺那一套的险恶用心,但也不能不承认,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三突出”等搞阴谋文艺的宗旨是反动的,她对于修改“样板戏”具体细节所作的大量“指示”,琐碎也罢,罗嗦也好,基本上还是内行的,没有闹太多笑话。

如果有个好的制度,江青本可以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女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一个好演员甚至一个好领导人,就象今天活跃在各国政坛上的女总统、女总理们一样。可惜她不幸生在中国、不幸生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昨天还是“第一夫人”、“红都女皇”,权倾朝野、风光八面,眨眼间就沦为阶下囚、成为亿万人不齿的“四人帮”之一。也许正是因为看不到“变天”之日,不能如昔日般安享荣华富贵的晚年,又身患癌症,她才选择投缳自尽的罢。

江青的自由发展是以千万人失去自由为代价的。其实江青除了个性上的差异而外,和我们大家又有多大区别呢?换个角度思维,如果把你我放在她的那个位置上,说不定我们和江青一样坏。君不见,被中共奉为“第二代”领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人民不是比毛泽东更凶狠吗?

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说,毛泽东、江青们所以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危害,是“坏的制度与人性恶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效应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恶与恶的多少次乘方。

江青的思维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思维。“四人帮”倒台后,上海的领导整个换了一班人,不是照样把王申酉给定成死罪了吗?明末崇祯3 年明思宗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通敌谋反罪将忠臣良将袁崇焕在菜市口凌迟处死,北京市民皆恨之入骨,纷纷上前争抢其肉,以示“食肉寝皮”。延至上世纪90年代,隆福寺商场一场大火,把四层楼烧了个精光,北京电视台随机性地采访一旁围观的市民,有一位老太太不假思索地就说:“肯定是阶级敌人破坏!”

中国人之缺乏理性,可见。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之将近1,200年前的这句话真是说着了,千余年来我们中国人不就是在一代一代地“后人而复哀后人”吗?到了今天,恐怕连哀也淡漠了,天下滔滔,有几个人会来哀吊江青呢?人们会认为,江青关我什么事!当年所谓“祸国殃民”,且不说,这个“国”原本就是我们大家人人有份的,“殃”的这“民”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么?对于那些生于“文革”之后的年轻人来说,至少殃的也是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呀!

为什么文革不会发生在美国,江青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在英国,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进而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江青,只是一味怪罪这样一个本来就很招人讨厌的女人,而为毛泽东和那个制度开脱,不痛下决心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难有希望。何况,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泽东这人很迷信,思想更是极其陈腐,他以为让自己的老婆接班,他和那个专制集团就能象江山一样长青。没想到,不过十年,他所经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那个烂摊摊就曲终人散了。夜过长安街,偶尔瞥一眼皇城门楼上所挂的巨像,你会发现领袖的脸色竟然是铁青的,不知他是被后来的一茬茬接班者的所作所为气的,还是对于自己“遇人不淑”而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普适的民主、自由、人权及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必将冲破一切阻碍,带领中华民族浩荡而东,汇入世界的大潮。“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的理性社会终将到来。

作者文集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