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留庄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最终超越恐惧吗？在李修文们宣称“留庄的天是我的天，留庄的地是我的地，留庄的水是我的水”[1]的中国，面对看不到尽头的无边苦难，如何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关心自己的专业之外，也能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苟安于做稳了奴隶的地位，为权势与金钱帮忙、帮闲或者帮凶，本着人性的基本选择，从做一个公民而不是顺民开始，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站立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作为一个生命站立起来了，作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也赢得了独立与解放，然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至今还未能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从谭嗣同《仁学》中对人的呼唤、梁启超新民的理想到鲁迅对“立人”矢志不渝的追求，百年来多少先哲志士的头颅热血，皇冠落地，政权更迭，旗帜变幻，而以国家、以权力为轴心的价值观没有动摇过，人作为个体应有的权利、尊严与地位，由千千万万个体组成的社会应有的独立性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在现实层面的落实。国家（从来都是控制在权势集团手中的工具）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主宰万物生灵一般主宰着我们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这片大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焚书坑儒以来（甚至更早）一代代权势者赤裸裸的暴力和暴力威胁早已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巨网，无论刘姓王朝，还是朱姓王朝，对老百姓而言，对传统的读书人（士或者就说知识分子）而言都意味着只能附首称臣，只能屈从于强权与暴力，苟全性命于乱世和治世之间，到衰世更是如此，所以鲁迅先生才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奴隶的历史，文明的每一进步都是奴隶们创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乃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他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但他们一直生存在诚惶诚恐之中，因言罹祸、偶语弃市都不是什么个别的例子。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在西方乃至东方大多数地方早已成为生活常识，在我们这块古老土地上却依然遥远而陌生，有时甚至要付出自由、生命的代价。反胡风、反右、文革……这些近半个世纪发生的大规模迫害事件记忆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并没有成为过去。今天我们赢得的充其量只是腹诽的权利，在饭桌私下议论的权利……
六十多年前，在延安的窑洞里，王实味曾写下遭来杀身之祸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明确政治家与艺术家各自不同的角色，其实他提出的就是知识分子（不论什么专业）的独立性问题，思想、文艺、科学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不可能由权力垄断，也不可能由权力来判断是非。这一问题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也曾尖锐地指出。王实味被杀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的中国这个要命的问题当然成了禁区。20世纪80年代，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科学研究中重新提出了政治不能干预科学研究、意识形态不能指导科学研究等一系列令权力集团震怒的观点。其实，他的观点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说出了大实话而已。他由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对知识分子开始起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力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1986年11月16日在华东化工学院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独立的意识，由于我们自己具有这种知识和对社会的判断力，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不应受到外来的这些非知识的指导和干扰。由于我们长期受封建的影响，由于知识只是经常作为依附的工具，知识分子也作为依附的工具，所以我们形成的观念就是一种依附。所以，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独立的意识与我们长期的教育有关。十七年时，老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个毛，必须附在一个皮上。”（1986年11月19日在宁波大学的演讲）他还说：“中国要往前走，中国知识分子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自己已经有的力量，但是没有意识到或是没有敢于显示出来。”（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大的演讲）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思想就是力量，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能否意识到这种力量，发挥出这种力量。
今天，毕竟全能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随着对外开放，与文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窗口打开了，我们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接受到各种信息，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在这样的大时代，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会甘心做奴隶的，皮、毛之论将成为历史。
通过历史的回顾，通过思想的传承与启迪，记忆正在被唤醒，伤痛正在被注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像一个奴隶一样选择沉默与温顺。只要选择不与当权者、与金钱武装起来的利益集团站在一边，或帮忙，或帮闲，或帮凶，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社会弱势群体，追求真理，说出“皇帝他光着身子”的真话都是做人的良心选择，它和所谓的“政治”无关，关怀国事本来也是我们古老的传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诲我们至今还耳熟能详。除非认同某些人天然地拥有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特权。哈维尔提出非政治的政治，就是对政治的超越，把神学化的政治还原为人学，也就是从神话回到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不是狭义的以权力为指向的政治，而是广义的公民意义上的政治。要走出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留庄中国”，不再重蹈改朝换代、流血成河的覆辙，就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我所理解的政治是“业余政治”，我更愿意称为“大政治”，这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一个公民对自己祖国神圣的权利与义务，对“留庄”中国而言这还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21世纪我们呼唤一个“大政治”时代的到来，呼唤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新社会的诞生。作为社会人，每个人无可逃于“大政治”，那不是对权力的角逐与拼杀，不是阴谋与阳谋，而是生活的选择，做人的选择。与做人相比，制度是从属的。任何制度都只是为了保障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否则便没有存在的意义。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权宣言”，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动最终都不过是抢椅子和换椅子而已。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结束“留庄中国”，不是依靠“取而代之”式的以暴易暴、枪杆子里出政权。文明的进步首先取决于思想的进步，思想是无限的，而任何暴力都是有限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首先是思想的力量。暴力诚然可以杀戮有思想的生命，却杀不了思想本身。历史永远记住了布鲁诺在火刑柱上最后的微笑、记住了伽理略在宗教法庭上的喃喃自语——“可是地球还在转动”，千百年后这些人类的先哲、真理的殉道者依旧活在我们的心中，而那些烧死他们、审判他们的人早已灰飞烟灭。
注[1] 李修文是山东微山县留庄乡一村党支部书记，并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手下有数十名打手，都被安排在乡建筑公司，人称“打人公司”。他霸占集体湖地1000多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一座，被他欺骗、赖帐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1993年至1998年五年间，他每年在码头强行收取的靠岸费、装船费、卸货费、保护费等总共达6000万元。李修文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包括杀人，还公开声称：“留庄的天是我的天，留庄的地是我的地，留庄的水是我的水。”（据《浙江工人报》1999年4月24日报道）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