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非正式出版物，随着中国的开放，二十多年来竟是从星星点点，而到了有处处开花的样子。连邓力群的《邓力群自述：十二春秋（1975——1987）》也是无书号、无出版社、无印刷厂的“三无黑书”，得益于“地下出版社”而风行海内外了。笔者这几年也收集到几本这样的地下出版物，叶德浴先生的《难忘的1955》便是其中一本。叶德浴秉笔直书，不隐恶、不溢美，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讳、更不为权者讳，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分类学的先河，值得一赞。
去年是胡风事件五十周年，也是胡风逝世三十周年，叶德浴先生的“南天书屋藏版”《难忘的一九五五》，便是作为对胡风这个“受难先驱”的纪念，在非正式渠道出版了。
胡风和他的朋友，明明是为中国革命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学群体，他们相信共产党，追随毛泽东，其中有些还是为毛泽东共产党打江山而舍生忘死、深入虎穴的“红色间谍”；胡风在国统区发表过毛泽东文章，胡风长诗《时间到了》是对毛泽东的由衷歌颂，但屁股刚在龙椅上坐稳的毛泽东，为了树立他大一统的绝对权威，竟不惜以“牺牲少数”（1）的残忍，拿他们开刀祭旗，宣布他们为“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2）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指鹿为马、过河拆桥地制造了“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宗文字狱，来换取多数人对他的恐惧、驯服和忠诚。
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这场声势浩大、攻击凌厉、极其恐怖、谎言铺天盖地的反胡风运动，是天赋人权和人间正义的一场大劫难，在这场大劫难面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性遭到了极大摧残，脊梁骨被打断，灵魂被扭曲；但也摒发了人性的光辉。叶德浴先生根据当时的人生百态和花样繁多的批胡文章，把当时的知识分子作了如下的分类：
一、盲从型
对决策中枢即毛泽东盲目跟从，故又可以叫愚忠型：这类型有巴金、韦君宜、戈扬、楼适宜、刘绍棠。
以刘绍棠为例，“是党从小哺育培育培养长大的”青年名作家，“对党和人民的敌人，坚决斗争”，在反胡风斗争中很肯卖力。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自称“党的儿女”的刘绍棠，19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也变成了“对党和人民的敌人”，也很吃了点苦头。可是右派得到纠正后，刘绍棠却说这是“娘打儿子打错了”，甘当极左路线的孝子贤孙，真是愚忠得可以。1995年，这位“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完全一致”的人，居然忘了与胡风作过“坚决斗争”、把胡风骂成是“托洛茨基匪帮”、“蒋介石”的光荣历史，厚颜无耻地说“我没有害过人，整过人，骂过人”。与刘绍棠不同的是，同样“向着井口投掷”过石块的韦君宜、巴金、戈扬等，晚年有了思痛、忏悔和反戈。（3）
二、敷衍塞责型
这类型有梅兰芳、洪深、贺绿汀，他们在压力之下不得不马马虎虎地应付一下。
敷衍塞责的结果，被读者中的“积极分子”投书批评；因梅、洪是党外人士，而且还有点统战价值，当局就放了他们一马；然而，贺绿汀是中共党员，就被迫作了公开检讨。
三、被动型
难以表态而又必须表态：许广平、冯雪峰。
许广平只写两篇文章，一篇离题万里，一篇不是四百字，足显她不得已而为之的苦心。
而冯雪峰本是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人，在泰山压顶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出来表态，在狼狈的处境中，他不得不把谁都清楚的胡风、鲁迅和周扬之间的关系加以歪曲，甚至揑造胡风“想破坏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以取悦茅盾。
即使如此，冯雪峰仍然没有逃过挨整的劫数：在1957年成了“右派骨干分子”。
四、自卑型
有贺麟、俞平伯。贺、俞二位奉命参加批胡时，竟不忘批自己：念念不忘于检查自己的思想，念念不忘于自我改造的问题，好像他们同胡风是一丘之貉似的。
即使如此以不惜自我贬抑来表达自己的绝对驯顺，贺麟在1958年的所谓“拔白旗”运动中仍被陈伯达点名，成了北京大学的大白旗。
五、小丑型
以嬉皮笑脸姿态出现的朱光潜。朱光潜在《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中“拿胡风的镜子照一照我自己，也拿我自己的镜子照一照胡风”，是“颇为地道的莫里哀喜剧中丑角的妙语”。朱企图以此“照”出胡现在的丑和自己现在的美来，然而朱光潜高兴得太早了，“在历史这面大镜子面前，观众看到的是把白粉涂在自己鼻子上的小花脸一个”。
六、表白型
以表白切入批判：田间。
田间诗歌创作的引路人是胡风，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可是田间为了撇清自己，不但篡改历史，还不择手段地向胡风泼去一盆盆污水。他批胡檄文叫《胡风——阴谋家》。直到胡风已得到政治平反的1984年，田间仍昧着良心说，“在我的一生中，引路者党。”“茅盾同志，应当说是其中重要的一人。”可知，田间从思想到创作，都被主流意识彻底奴化了，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凡是派”。
七、无赖型
胡渗把自己的没出息归咎于胡风。这个胡渗极为可笑，他把自己两次当“革命逃兵”、在日本人牢房中只知道默念自己的“诗句”、写不出好作品的责任都推在胡风头上，说是中了胡风文章、甚至还当时没有问世的胡风文章的毒，真是活见鬼。
八、恶棍型
凶恶的打手：有黄药眠、陈涌、刘金、芦芒（石鼎）、李之华、沙鸥、袁水拍。
这几个人被叶德浴称作含狗血以喷人的恶棍，他们在反胡运动中用的是构陷、篡改、栽诬、诽谤、移花接木的办法向当局呈送“罪证”，要求“严厉制裁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是“拿别人的鲜血洗自己的手或者染红顶子”的无耻之尤。可惜1957年黄药眠、陈涌也跌进阳谋网里，当了右派；李之华则因功当上文化部付部长后，又在迫害吴祖光、新凤霞一家中立了新功；文革中这几个打手自然也在劫难逃，领教了被“打”的滋味，袁水拍更因给江青写效忠信而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
九、变色型
姚文元见风转舵的变色龙，由崇胡变反胡的投机分子正露头角。十年以后写《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又把他当年所崇拜的周扬和胡风捆在一起了。
十、乖角型
舒芜交出信件把胡风送上权力祭坛。舒芜两次主动上交胡风的一百多封信件，并以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编写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篇由毛泽东御赐《编者按语》的“稀世之作”，是舒芜用断章取义、歪曲篡改、诬陷罗织的手法为当局作的伪证，把胡风从“思想上的敌人”升格为“政治上的敌人”，为“检举出暗藏极深的反党集团”，立了大大的功劳。是以中国三千年文祸史上“极端的邪恶和卑劣的一个标志”与“最可耻的罪行”载入史册。
有人把舒芜称作“犹大”，但叶德浴认为，犹大只出卖耶稣一个人，他并没有出卖师兄弟，也没有向当局检举出一个以耶稣为首的“小集团”，而且他认识到自己罪过后，仍掉了三十块银子的赏金，自缢而死。可见把舒芜比作犹大，是对犹大的不公平。
近年来，尽管舒芜作过许多辩解，始终得不到一些人的谅解，真所谓“墨写下的，斧头砍不掉！”
十一、班头型
郭沫若是不要脸文化班头，是软骨知识分子的领头羊。1955年5月25日，他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上慷慨陈言，以“个人”名义，提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淋淋建议，让当朝要“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处胡风以极刑。
十二、总管型
最高统帅助手：叶德浴点了林默涵、何其芳两个的名，不知为什么没有把周扬、夏衍、陆定一列入。周扬、何其芳就是因襄赞打胡军机而在1955年双双获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夏衍的大作《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苦口婆心地教导人们怎样认识、研究、识破、制服、提防、战胜敌人，可偏偏他自己就是以“四条汉子”、“文艺黑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翻在地。
十三、至高型
叶德浴先生把反胡风运动至高无上的总策划、总领导毛泽东谥为至高型。毛对他亲自操刀的三批《胡风集团材料》和《按语》极为得意，曾对周扬说：“应该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4）
十四、马后炮型
看了前面十三种类型之后，我意犹未尽，又另分出“马后炮型”、“共患难型”、“英雄型”三种。马后炮型代表是胡乔木。胡乔木临死时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5）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十五、共患难型
梅志是作家、又是胡风夫人，她因胡风案而受拘禁近六年，随后在劳改场、监狱内与胡风“伴狱”十多年，历经艰苦与屈辱（6），是共患难的典型。她既是一个高尚的人，也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伟大妻子和母亲。
十六、英雄型
回顾1955年大陆知识分子匍伏在毛泽东脚下，诚惶诚恐地或英勇地批胡的时候，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在那个绝对“舆论一律”的大恐怖、大荒诞、大喑哑的局势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而抗争的英雄：吕荧。
1955年5月25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上，在众口一词的讨胡声中，吕荧跑上讲台，发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的抗辩之声。虽然他的声音被暴力所打断，但是，他的呼声却成了1955年的最强音，成为反胡风运动中唯一清醒的“人”的呼声。
这震撼人心的最强音，就是人性和良知的不灭光芒，是人民不可欺、历史不可欺的真理力量。吕荧的悲壮呼声，将永远响在历史长空，照亮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未来。
吕荧的呼喊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得以传承，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林昭、戚学毅（7），刘文辉（8）、蒋彦永、鲍彤、余杰、王怡、丁子霖、高智晟、郭飞熊、艾晓明、卢雪松、傅国涌、樊百华、张林、师涛、杨天水（9）以及许多不断涌现出来的“中国的脊梁”。
注释：
1，陶铸1952年4月4日《在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转引自牧惠：《谈广东土改》（http://www.taosl.net/ac/muhui009.htm）
2，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按语》。
3，《难忘的1955》第5—7页。以后凡引本书，不另加注。
4，李辉编：《一纸苍凉》，2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北京
5，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http://bookspice.com/dangdai/other/hqmgz20n/01.htm）
6，晓风编：《我与胡风》，5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银川。
7，1957年7月在《北京日报》的四楼礼堂，召开斗争刘宾雁的大会。他的同事戚学毅为了表示抗议，就在开会的前一分钟，纵身跳出窗外，摔死在麻线胡同的水泥地上。（唐锡扬：《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夜晚》；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584页，明报出版社，2004年，香港）
8，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崇适出版社，2005年，澳门。
9，排名不分先后亦不能尽录，请见谅。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