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邵飘萍 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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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

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

在邵飘萍殉难80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80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8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新闻天才的不幸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9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30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10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做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

那一代报人的有幸

邵飘萍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那是一个王纲解纽、天下未重新定于一的乱世,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一口气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惨案”,他有幸遇到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并最终赤手空拳办起自己的报纸,并影响了一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换句话说,即使有性命之忧、有流血的危险,但他们还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发挥出来。

邵飘萍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人味儿”尚存,当他殉难,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风声鹤唳,他的家属、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为他收尸、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两百元,拜托师傅侯瑞春出面为飘萍收尸,被誉为“义伶”。京剧名角马连良也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在保存下来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那些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京剧大师义薄云天、手葬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事不仅值得报业史永久记诵,而且也应该载入戏曲史。还有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三十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己办的《中华新报》上连载,抨击军阀暴行,被张作霖下狱,关了三个月,侥幸获救。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决胜负游戏尽管走马灯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间社会,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去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这也是邵飘萍的有幸,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后,虽然北京新闻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学、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纪念文字,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也都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等。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当时,张学良面对北京新闻界代表为邵飘萍的求情,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还说了一句话,“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在大背景下解读

《乱世飘萍》不是第一本邵飘萍传,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将邵飘萍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和新闻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将传主孤零零地拔出来,这是一个特点。历史人物都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幸与不幸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对于传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虽然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一些历史背景的判断,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定性,比如对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等。邵飘萍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才子的潇洒,有讲排场、讲究享受的一面,生活消费水准很高,为了维持《京报》和他自己的开销,他也接受过包括北洋政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津贴、赠款,他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的原由之一。《乱世飘萍》澄清了当年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流言,为他做了一些辩护,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私领域”,他的一些缺点。不过,我们不会忘记鲁迅的那句断语,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遮没不了邵飘萍作为新闻界战士的光彩。他一生虽短,15年的新闻生涯也并不漫长,但他生逢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大时代的起伏烟云,他终身没有离开新闻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以身殉报,在近代中国他树立了一个新闻报国的榜样。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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