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好长时间，没人请我喝茶了。以前倒是有人请的，请喝茶的理由大多是请我办法律事务，或者做一些其它俗务，或者是朋友们相聚，但是，至少有半年之久，没人请我喝茶了。当然，我也不大请人喝茶，一来求人办事少，二来也没有闲暇时间请人喝茶，何况去茶馆喝茶还是要花费一点小钱，以我不算宽裕的口袋，我想，还是不要常请人喝茶的好。
昨天，似乎是好运气来了，忽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要与我谈谈，这谈谈的方式就是喝茶。这是谁给我带来的这好运气呢？据打电话的先生介绍，他是我的一个同乡，曾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见过我，因为很长时间未见了，想要与我聊聊。我想不出他是谁，因为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人也太多，我也没有通常伟人们（如周恩来之类）那样的好记性，我不能做到对人见之不忘，相反，我忘的人太多，以至我使劲想都想不起来，可见，我离一个伟人的距离有多么地远。那么，这位要请我喝茶的人是谁呢？我想不起来，但还是得想，这位先生既是老乡，大概是想进一步结识一下我，以便发展人们通常都会有的世俗生活之中那种友谊吧？那种友谊虽与真正的友谊有些距离，但似乎也是人生的一种需要。或者，他是有些法律问题要来问我，我这位律师虽然已经好久不做法律事务了，但律师的虚名还在，律师的执业资格也还未象高智晟先生那样被北京市的司法局剥夺，我似乎仍然还是一个律师，还可以用着律师的名义去做一些法律事务，比如帮人家打打官司啦，做做法律咨询与写点什么法律文件什么的。或许，他可以给我带来一个标的较大的案子，也好让我在此经济窘迫之时通过办案再捞一把。不管怎么说，我想既是人家请喝茶，一般说来总不是什么坏事，在我等不惮以善意视人的傻瓜看来，世上大概还是善人多，恶人少。人家热情相邀，不能不去。去吧，谁知道，人的下一小时甚至下一分钟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着他？或者有巨大的好运等着，或者是巨大的坏运等着，或者就是那些不大不少的琐碎事在等着。
下午5时许──我是说公元2006年9月3日下午5时许，我如约来到我家附近的茶社，在里面的一个座席上，我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这人我肯定见过，我的眼睛虽没有那样鹰眼狼目的伟人般锐利，我的记忆力也没有那些过目不忘的伟人计算机那般强大，但我功能微弱的大脑却好象也能记住一些东西上，比如，我的大脑就记住了眼前的这个人，我的时常是稀里胡涂的大脑告诉我，这个人我一定见过，他在我的大脑中留下了一些记忆痕迹。
握手，坐下，因为是老乡，照例是谈谈与家乡有关的事情，再不知怎么地又聊到孩子教育问题。我信口开河，信口开江，虽不是胡说八道，却也是自由自在，在老乡面前，要什么客套与拘束呢？象我这么一个不得意的信奉自由的有点儿知识的动物，平素总是喜欢谈论，虽然所谈所论并无多少用处，但还是喜欢谈。就象是在沙漠里栽树吧，一个人栽上几棵树实在是不能够给那沙漠带来什么的，从有树的地方看去，有几点新绿，但从整体看去，却是“大漠孤烟直”的那种荒凉。当然，我无意于说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大沙漠中栽树，当代中国栽树种草的思想志士多着呢，有的人贡献很大，我只是打个比方，说明我也是一个在做着看起来徒劳的事情的人──写一些文学作品、写一些给自已带来麻烦的社会政治评论──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评论政治的国家，不按那统一模式评论政治的人是少不了有麻烦的。你瞧，我又在谈论些政治了。关于教育，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教育质量差，等等，忽然，我想到，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怎么随随便便地瞎扯呢？我正想着问问对方的姓名、职业什么的，可能对方看出来了，他主动说他是江苏省公安厅的，姓什么叫什么，我就不在这里说了。他工作的部门就是所谓的国保──国家的宝贝──中国特色的秘密警察与政治警察。中国的伟人周恩来先生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大意如此，我是从一位法学老师那里听来的。老师引用此话，是想借伟人的话来阐明某种法理，强调警察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当然在我这样的“小人”
看来，这话却大谬不然。以周先生的话来看，等于说“江山一半，系于公安”，公安有那么重要吗？如果说公安这么重要又说明了什么呢？那意思是不是说统治主要是靠公安（警察）在统治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无疑这个国家是所谓的警察国家。伟人如此强调公安的作用，难怪中国的警察无处不在。这不，近来几乎不与什么人来往的我──一个只知道读读书写写文章的又酸又涩的文人──眼前就坐着一个警察。一个警察与我这样的一个以文学家自许的人有什么可谈的呢？当然，文学家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或许这个警察会告诉我一个什么故事，让我来写成小说？或许这个警察也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他要来与我讨论什么文学问题？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位坐在我面前的的先生自有其它的意思。听说他是警察，而且是国宝级的警察，我倒没有吃惊的感觉。即使，我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官职最大的警察，比如我们的前几天精精神神视察特警的中国公安部的部长周永康先生，我也不会吃惊。自然，象周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屑于见我这样的小人物的，哪怕你是莎士比亚再世，他恐怕也没有兴趣，权力的拥有者自有他们的兴趣所在。周先生没有兴趣见我等小人，因此，就派了那适合见我等的人来见我了。
谢天谢地，我面前的先生虽是警察，倒也不象那种常以强制力行事的公安。他很客气地与我聊起国家安全，聊起中、日、美、韩、朝，说来说去，就是有些国家对国家怀有图谋，尤其是该死的山姆大叔总是想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化中国的专制为民主，和平演变，五颜六色的颜色革命等等。我们要爱国，要防止美国的战略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老实说，他所说的一切，大概总不离一个固定的言说模式。自然，我并不认为他所说的全无道理，但是，与我所理解的国际与中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既然，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那么，一心谋求国家进步的中国又为什么不能虚心向美国学习，以求超越呢？中国为什么要与美国屡屡发生摩擦呢？一个人交友要交良朋益友，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一样地去交良朋益友呢？为什么要去交那些名声不好、实力缺少的坏朋友呢？
比如北朝鲜、古巴、越南等。
正在闲聊着，茶上来了。上的是颇费手续的工夫茶，什么洗茶杯啦，反复泡啦，最后倒来一小杯茶，倒象是请人喝烈性酒，只能一小杯一小杯地喝。哦，喝的是铁观音呢。叫我自已掏钱，我可舍不得。我知道，“宝贝”袋子里有钱，他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来做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的思想工作。据坐在我对面的先生的态度，他尚没有将我视作坏人（但究竟如何，也未可知），只是看出了我的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无非是自去年以来为海外媒体写了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表达了一个文化人对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制度的向往，对中国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对一些维权、政治思想活动人士的关注与支持。正因为此，那惯于用武人对付文人的政权给我派来了好朋友，坐在一个环境不错的茶社里喝着我平时绝对舍不得自已化钱喝的好茶。好在这位身负使命的警察先生倒看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
跟我讨论完一些问题之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这大概是他此次约见的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我欲去澳大利亚参加袁红冰先生发起的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的事情。好警察明确表态，此次会议政治色彩浓厚，不希望我与会，如果，我坚持与会，后果严重。我知道这后果严重的意思。那意味着，你一旦与会，那么，就是向着一个危险的地方跨出了一大步。你去吧，回来可能就不好过。有各种措施等着你呢。
我知道，我们的好政府都有着怎样的措施，大凡头脑正常的人大多能意识到那些措施对人的伤害，但是，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要那样担心一次文化人的聚会呢？你国内的自由度小，人家跑到国外寻求思想自由，文化人视思想自由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你政府又为什么要竭力阻止呢？一次文化人的聚会难道就会“颠覆了”你的政府吗？文化固然与政治有关，但文化毕竟不是政治，人们对自由文化的向往不会对国家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除了对那死守着过时的理念、体制的人例外。现是什么时代了呵，还那样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给人们以自由权利，那蛮横的势力要压制、伤害我们的国家与人民到什么时候呢？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失去一次出国机会，少了一次与文朋诗友的交流机会，对我来说不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问题是究竟何时我们中国人能够拥有包括出国权、言论自由权在内的各种人的权利？
如果，诸位要问我那位“国宝先生”请我喝的茶味道如何？我只能这样回答，茶味道不错，有些清香味，只是喝到了肚子里，有些苦涩的感觉。
民主论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