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杨显惠的作品《告别夹边沟》，晓得那时候关在那里的右派，尽管遭受打击，政治待遇一塌糊涂，生存环境，尤其生活方式却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可以说，提前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理想。
不管吃正餐，还是尝夜宵，还是打牙祭，夹边沟右派吃的都是不加色素、防腐剂的绿色食品，住的也不是深受污染的钢筋水泥盒子，而是原始的直不起腰的窑洞地窝子。寒冬腊月，夜半更深，饿的睡不着觉的右派，有的能听到猪圈里猪猡的咕噜声，有的能听到荒野中豺狼的呼唤。
右派与禽兽为伍，以管教为伴，以天地为房，以饥饿为敌，在吃住之间打转，他们虽没尝试刀耕火种、钻木取火，但为了早日实现返祖，有的右派即便饥肠辘辘，仍不忘锻炼，坚持将布鞋绑在膝盖上爬行去食堂，以领取一日三餐或两餐的面糊糊、菜团子。正如作者所说：夹边沟的“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
这些右派走进这座劳教农场，起先每月粮食定量30斤，后来减为24斤，最后则剩了不足14斤。这并非农场克扣，也非朝廷蓄意裁减，而是因为夜郎正处于困难时期，上面还估计这些右派具有足够的生存能力，能够跟体制告别，摆脱文明的束缚，走向丛林，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右派每天只有半斤口粮，眼见身坯越来越大，肚皮大，面孔大，走路摇摇晃晃，管教起先以为肥胖，后来见一个个倒下，一批批倒下，比如总共34人的严管队，在四五十天里，死了24个，平均两天死一个，以致于木工队打棺材都没木料，只好“将死者装在用芨芨草编成的长条形筐子里”，或干脆卷在被子里埋了，才明白这是浮肿，要紧向上报告。上级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右派们大概晓得跟文明决裂的艰难，晓得一下子很难适应老祖宗的穴居生活，于是放弃了政治上的雄心，也不想对别人提什么意见了，还放弃了诸如前县长、前部长、前局长、前科长的官架子，在荒滩戈壁的旷野，一门心思地做着食谱的学问，具体说，他们搜寻各种各样的食物，以填充自己的皮囊。
夹边沟尽管是沟壑纵横的沙质盐碱地，绿色食品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树上有摘不完的树叶，土里有捉不尽的田鼠，坟地有吃不光的人肉，每个右派按照自己的脾性和口味，发挥特长，都能找到他喜欢的食品。
食草动物可以吃貌不惊人的树叶、草籽、菜根和萝卜缨子，还可以利用磨面的机会吃面粉。假使不惧风险，像李时珍那样尝百草，还可以吃“粉汤”。所谓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它属于夹边沟顶级绿色食品，相当于古代的观音土，也相当于现代人吃的河豚鱼。喝了这汤，上下肠阻不拉屎，一人敢陪人家死。喝了这汤，要翘着屁股，烦请别人用小勺的把柄掏挖肛门口的粪蛋蛋。有几个掏粪技术太差劲，眼睁睁的看着吃粉汤的活活胀死。假使不嫌污秽，还可以吃别人的土豆呕吐物，或者从马的排泄物中搜寻未经消化的豌豆。
食肉动物，则可以吃无主的田鼠、蜥蜴、甚至有主的羊兔，即使为此中毒，也为繁荣夹边沟的食谱作出了贡献。有个右派放开肚皮吃蜥蜴，估计上了瘾，居然不吃锁在箱子里的炒面，美其名曰：“细水长流”，结果中毒送了命，白白留下了那些可口的炒面。还有三个右派吃中毒的兔子，为此遭受“吃人肉”的诬陷，并被五花大绑。
富有智谋的，可以偷苞谷、揪麦穗，或者窃取仓库里的麦种，在庄稼收割的日子里，还可以像田鼠那样预先储备越冬的口粮。一位前任县太爷，甚至趁着夜色潜入马厩，与马儿共进夜宵。猪猡们也乐意跟傅作义的弟弟共享它们的吃食。要是不好意思分享猪马的食物，还可以“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这样既黑吃了同伴的食品，又免去了盗窃的罪名。
那些偷吃麦种的家伙，值得一提。他们“把麦种塞进嘴里，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
没有禁忌的，可以大嚼农场的猪牛，盗窃同伴的炒面和面粉，还可以像梁山好汉那样吃人肉，或割股肉，或剜腿花，哪怕想吃人的内脏，也可以掘开死人坑，用刀子划胸口，掏挖死者的心肝。
没有能力寻找食物的，又不想离开人世的，可以用罗马表换五斤炒面，浪琴表换十斤炒面，十元钱换两把沙枣……倘若身无分文、无物可换，又对夹边沟的绿色食品嗤之以鼻，仅仅依靠食堂里的面糊糊、菜团子苟延残喘，就像《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医生，肯定会抢人之先死去。
综观《告别夹边沟》，发现除了天上的飞禽、旷野中的豺狼，夹边沟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成了右派的盘中餐、口中食。
本文结束时，我冒出一个念头：谁想减肥，根本不需要吃减肥药，只要到夹边沟住一年半载，保证瘦得皮包骨。
江苏／陆文
2006、9、10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