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学者樊百华在大作《1989后的中国》中指出,在“代表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锦被”下,掩藏着的事实却是:40%多的贫困儿童不能享有9年“义务”教育;95%以上的农村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60%的城市平民居住在阳光稀缺的贫民窟中。“改革”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因为:“教育改革”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失学、越来越昂贵的学费,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新三座大山”,掏空中国人的腰包,压垮了中国人的脊梁……

中国的基础教育现状,如中国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都有一个中共专制特色的“二元化结构”的问题,主要就是制度上的城乡差距问题。这个问题,等于中国教育走向公平化道路上的“刀山火海”,一有不慎,随时都有“百年害人”的下场。当然,中国区域很大,东西部也有地区之间的差距,但远没有城乡差距那么显著和尖锐。官方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重点学校在城市,而目前我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高达1.6亿人,这与中国基础教育在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举个例子,城镇的高中分布密度是农村高中分布密度的十多倍,初中资源也同样,绝大多数省份是城镇的比农村的丰富,虽然城乡差别没有高中教育资源分布那么大,但镇乡之间初中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状况比市乡之间的不均匀现象要严重得多。教育学博士朱向军在新书《名校集团化办学: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中披露:中国普遍存在的“镇乡之间教育资源差别是影响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同时,城、镇初中升学率都为农村的6倍以上;从分布上看,镇乡高中教育差别是主导我们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由于在教育制度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城乡分野,导致了一些农村中小学学生存在辍学、流失现象,甚至还有新的“读书无用论”苗头萌生,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平等,导致农村基础教育继续“薄弱”下去,无法自我“造血”,最后将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的素质,甚至影响几代人拖了“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后腿。

一个不得不直面的现实是,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主要在农村,尤其是在落后地区。中国教育真相令人感慨,基础教育倍加薄弱。

对于城乡基础教育的均衡问题,朱向军博士认为,从理想的角度看,义务教育阶段在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最好都能实现平等。但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平等,只能而且应该从“投入”方面来寻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进行基础教育分级管理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要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基础教育管理职责,一些边远落后区域由于自身发展经济相对落后,因而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和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杭州虽然是东部,但由于城市、山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存在,同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差异,基础教育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比如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山区农村小学,则是“要穷只能穷教育”,正规的老师不愿意来学校,而有才华的高中毕业生不愿当“孩子王”,只有那些社会上找不到工作的高中或初中毕业生“无奈”当上“代课教师”(即以前的民办教师),导致“大糊涂教小糊涂”,最后这样的教育只能产生出更多的“糊涂后果”来。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基础教育差距下的现状。

教育本是公共产品,带有一种福利的性质,但由于“城市优先”的短期行为,使“二元结构”更长期地影响地方决策者的教育投入和决策。比如导致城乡群体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动人口问题。根《人民日报》2005年7月27日第15版披露的数字: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1.02亿,其中0-14岁儿童1410多万,占总数的13.78%,跨省流动的近330万。其中的30%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儿童所受到的教育与在公立学习接受“免费或福利式”教育的城市儿童相比,教育质量存在着严重的差距。浙江省杭州市教育部门透露的一个权威数字显示,2006年9月杭州报名上小学一年级的本地人有1.5万人,而外来人也有1.5万人,压力比较大,但杭州市政府有承诺要让“外地民工子女有学上”,但也是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八千名外地生在杭读一年级。这已经很了不起,说明“学在杭州”、杭州做“教育强市”是有要求条件的。但又不能不忧虑,另外居住在杭州的七八千流动儿童怎么办?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不能上学”的承诺,比如杭州江干区南肖埠小学拒绝民工子女就近入学而被上访和告状所困扰就是一例,那些子女被迫与监管他们的家长分离,回到原籍读书,过着“父母与子女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般生活。当然,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和东西部差距,以及外来人口的压力,杭州在为国家的问题肩负胆子,而外地的财政却不能做到“转移支付”,杭州也有自己的资金缺口重担,外来人口还不能享受“同城待遇”。这是实情,也是无奈。

不过,朱向军博士在认真观察和思考中国基础教育现状的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种城市基础教育利用“马太效应”争取市场资源促进教育快速发展的“自动争源”新思路,就是倡导“名校集团化办学”,走一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杭州模式之路”,其实就是民间模式,民间为主,不能以政府为主导。“马太效应”就是“本有很多,还要给予更多;本有不足,反而得到更少”,现在中国的名校办学经验显示,名校具备先天优势和受到市场机制的帮助而左右逢源;择校费及各种捐赠使其财源茂盛,学生趋之若骛,使其享尽生源上的优势,一般学校难以与其竞争。所以导致基础教育学校“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导致“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可朱向军的新思路就是强化名校集团的自动争源能力,把普通学校向名校方面带领,即不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扶持普通学校发展,政府为民间服务,而不是又政府领导所谓的教育产业化。由于民间力量和名校效应,因势利导发挥名校的马太效应,主动争取市场资源向名校流动,带动普通学校的快速发展,最终带动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特点是:名校集团化不是产业化,而是用品牌优势,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教育,吸收资本投入教育,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支持教育。通过实现教育公平的最佳选择——扬长避短型的差异驱动,通过名校这一“龙头”,发挥公办、民办小学集团化,解决“有学上”的问题,又避免“上好学”的矛盾。

教育公平的背后就是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正义。在社会发展规律里面有一个特点叫“磁发展效应”。磁发展有双重效应,磁发展的国家能够借助先发展国家和地区、先发展个人的一些经验、技术和手段,加快自己的发展,赶超发达国家、地区和个人,这方面印度做得比较好,其公办小学义务教育基本上做到全部免费。在磁效应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效应,即离开磁效应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当这种劣势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甚至不断地弱化以至消亡。由此看来,在普通学校和名校的发展中,差异是显然的。差异会产生普通学校的动力,但是,普通学校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追赶名校,还是选择与名校结成联盟共同发展呢?朱向军分析道,“杭州的名校集团化办学的选择是后者。原因很简单,普通学校与名校磁发展效应也很明显。”只要普通学校与名校同心同德,发展方向一致,利用名校的文化优势,先进的教学管理、教学技术与手段,可以迅速提升普通学校的办学水平。通过推进名校集团化,在政府的公平政策引导下,而非强制“拉郎配”,让名校与普通学校成为一家人,自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磁发展效应可以达到最大化,普通学校可以借助名校实现“乘电梯式”的快速发展。

对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工作,绝非“名校集团化办学”那么简单,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新问题和新困难还会不断出现,依法兴教还会遇到更大的曲折和坎坷。比如关于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我国早在1986年起就实施《义务教育法》进行确立,但在2006年6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规定年满6周岁的儿童“必须入学接受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7周岁,但要获得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尤其对政府职责也做了确定,对妨碍义务教育领导要求引咎辞职。新义务教育法首次明确了违法应负的相关法律责任。对违反《义务教育法》,妨碍义务教育实施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政府或者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由此可见,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再也不能继续“马虎下去”,让“大糊涂教小糊涂”了,再也不能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停留在标语口号状态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当前的发展不是早日成为“人才强国”,而是教育均衡,填平制度上的城乡沟壑,缩小差距,走国民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之路,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百年大计,才能使中国沐浴到现代化的文明之光。

——YS论坛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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