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包拯今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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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真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大名鼎鼎的包公就出生于合肥。包拯一生刚介,敢于顶撞皇亲国戚,宋史是有记载的。这位历史上已有定评的“清官”形象,后来由戏剧家、小说家、说唱艺人还得加上人民的集体创作,把压抑在心头的对贪官、赃官和昏官的愤懑借着包青天的名义发泄了出来,包拯成了家喻户晓代代相因的理想人物,特别在民怨沸腾、寃案遍地的政治黑暗时期,人民特别寄希望于包公显灵和包公转世的活包公出现!

据八月十七日报载,合肥已将包拯的货真价实的骸骨找到了,将重建包拯陵墓于包河公园内。这是一条好消息。在这则报道里,还叙述了包拯死后也不得安宁,原来历史上有过两次毁坏包拯的陵墓的记载,一次是金兵侵入中原,另一次是毁于十年浩劫中红卫兵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造反派的革命与异族的侵略在行动上如此一致,就让全国人民认识了所谓造反派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跟金兵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这两次毁墓行动还是小有差别,金人毁墓是由于他们对我国历史的无知,只知道毁墓可盗取陪葬品充实军需或中饱私囊,他们只抓物质财宝;二十世纪的毁墓行动则蒙上了一层革命色彩。据那位自封马列主义理论家言道,《海瑞罢官》是攻击了领袖,是替彭德怀鸣寃叫屈,企图为他翻案,于是海公祠、海瑞墓被毁,演《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著名演员皆不得好死,连写剧本的作者也与海瑞一样陪葬;翻案未成的彭德坏当然又被打倒在地,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按照“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下去,乃引伸到“历史上的清官比昏官更反动,真正的清官是没有的”,于是,连同包公也成了头号阶级敌人,何况海刚峯又有“海青天”之美称,这一外号是从“包青天”延伸过来,于是包拯也一同受了株连,连骸骨也不得安宁了。这帮“马列主义”信徒手持红宝书,高喊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最高指示,对九百七十年前积在合吧城外的一堆灰尘采取革命行动,开棺鞭尸了!

第二次的毁墓完全是为了抓意识形态,如果说前者是出于盗墓者掠取财物的考虑,造反派的毁墓则是数典忘祖、愚弄人民、神化领袖的反动行径,它的流毒不仅是毁掉一座古墓而已。

自去年以来,报刊上的文章中包青天的英名又多起来了。直到电视连续剧《新星》出现了李向南的形象,更使人想起了此人有点包青天的作风。有些评论文章对“包青天”的大受欢迎颇不满,认为农民希望出现个包青天,正是反映了我国人民自我觉醒还不够,农民的落后思想总是指望有个开明皇帝和包龙图出来为他们排忧解难,伸寃雪恨。还有的文章指出《新星》的作者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吃得不透,把个县委书记写成了包公那样,这样的改革派恰恰欠缺点改革精神。这些评论当然是对的,但他们共同的错误是在于不看中国的现实,只是从理论的原则出发。

我国的现实是怎么样呢?基本上还是人治(其实是党治),书记专政:一言堂,谈不到社会主义民主,老百姓只是靠碰运气遇上个开明的父母官,才能过几天安生日子,要是换了个专横恣肆、唯我独尊和唯我独革的首长压在众人头上,小民就该倒霉了,报复打击,拉裙带关系,妒贤嫉能,种种坏事由他去干,小民哪敢开口,连打哼哼也要小心点。像《新星》里的以顾荣为首的一群中下层官吏,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敢自我“觉醒”吗?作家的责任是反映现实,他也只能写李向南凭借县委书记的权力快刀斩乱麻似的惩治了那一帮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家伙,使观众大为痛快。是的,作者写的李向南,没有紧紧依靠群众,罢免局长和公社书记也没有开会表决,有点儿独断独行,是的,这是历史的局限,但这儿的李向南却是历史的真实的人物。假定把李向南写得更完美,更注意发动群众,也许更符合理想的标准,假如把新任的县委书记改为大家选举出来,而不是因他有个老干部的爸爸,正面人物虽然理想了,可是观众看了却觉得不真实了。因为在他们的周围,像顾荣式的人物及他的党羽则比比皆是,而完美的李向南式的人物是没有的。当然,个别的主持正义、作风正派的李向南不是没有,但他们或因超龄,被刷下来了;或因本人血统无有高贵的家长血型,处境险恶而靠边站了;或因对上级不尊重和私生活不检点被三个五个调查组当作“打击”的对象被整得不是人了。可见当代的包青天遇到的麻烦远比合肥产的真包公面临的各种干扰更强大而又复杂得多!即以电视里的李向南而言,他一上任就烧了三把火,还没来得及烧第四把火呢,他的县委书记的交椅就摇摇欲坠了,他必须当机立断,分秒必争,可见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句谚语本身又是谶语,意味着改革者在位不久长。倒是上任以后不烧火,不干活,只点燃火柴抽烟和喝喝老酒的闲官散官或顾荣式的昏官倒能平安无事,福禄永保。柯云路在结尾处写了省委书记的女儿去了北京,她取得父亲的支持,依靠的仍然是封建关系的“人治”,李向南总算没有被撵下台,这个光明的尾巴使观众得到自我安慰了,但细细想想,假如李向南没有结识顾小莉这个高干小姐呢?这最后一笔岂不是狠狠地鞭挞了我国的“人治”吗?假如北京没有顾小莉的爸爸出来主持正义,李向南跑到北京去申诉,跑遍十个八个机关单位,皮球踢来踢去,踢它三年两载,谁都不敢表态,那个电视连续剧须得再连演六十集,观众看得不耐烦,恐怕李向南本人也要不耐烦了。使农民思想里不要再幻想包青天,这个愿望是很革命也很进步的,但必须首先使为政者皆有包拯的气质和执法不阿。这一局面估计到二000年未必能做到,曾记得我国自一九七八年后,中央提出复查冤假错案,那时各地竞演《秦香莲》这出戏,近两年来,呼唤包青天之声又复甚嚣尘上,恐怕是由于各地新制造了不少寃、错、假案之故(硬着头皮矢口否认也不行)。“包青天”的不易使人忘却,就因为寃错假案在新的名义下又在发生,虽则比“四人帮”时代是大大减少了。

由此可见,包拯是有苦无处诉、有寃无处伸的人心中的红太阳和护法神!要使亿万人民从迷信包公转变为信任法律和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有一个真正民主的不是以人治为基础的政治璟境。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五日《合肥晚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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