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药的之敬业的老奶奶
十九岁那年，我因为打架被冷饮厂开除后，跑到一家小制药厂做临时工。
这家制药厂当时只生产一种产品：男宝。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药到底有什么疗效，那个年代的人相对单纯一点，也没什么好奇怪。现在不同了，用不着十九岁，九岁的小孩说不定都知道伟哥的效力，要不怎么说一代更比一代强呢。
标题是造“假”药的，之所以在“假”字上加个引号，是因为现在我很怀疑那药到底管不管用。
十九岁的我，体重不足一百斤。见工那天，厂长看了看我，跟管工的人说，这个样子也干不了重活，让他去包装车间吧。
于是我去了包装车间。包装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封装好了的一板一板的胶囊放到小盒子里，凑够十小盒后再放在大盒子里，以不干胶封之，再把这大盒子凑够十二之数，放进一个纸箱即可。这么简单的工作，一天的工资居然有两块零二分，实在让人惊喜。
同一车间的人都是女的，从十几到六七十岁不等。只有我一个男性公民，这有点让人沮丧，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车间里年龄最大的人好像姓陶，足可做我的奶奶了，那是一个老军属——我们的制药厂属于一家军队的干休所，集体所有制，一干妇人都是军属。本来制药厂就是为了安置军属而开的。
陶奶奶是一个敬业的人，她总是做得很认真。包装工作呢，技术性并不很强，只要三分钟培训，蠢笨如我者也能做得合乎标准。但陶奶奶和我不同，她要做的是精益求精。比如，两板胶囊和一张说明书要塞进一个小盒子里，我是从来不管正反面的；而陶奶奶不，她会把两个胶囊板平整的那面背对背挨在一起，再用说明书包上，仔细塞进小盒子；而各个小盒子呢，正面反面印刷的文字又不相同，自然放进大盒子的时候也要讲究次序……
陶奶奶跟随丈夫“革命”多年，现在老了，但她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我第一天工作，进度很差，那些利落的大姑娘小媳妇们超过我很多。当然，我的工作量也不是最少的，陶奶奶只不到我的一半。
厂长到车间视察时，看到陶奶奶的工作状况，出门时嘟囔了一句脏话。
到现在我也认为，这件事情上是厂长不对，别人敬业，你不表扬就罢了，怎么能骂呢？
造“假”药的之哭泣的骆驼
骆驼很爱哭吗？不知道，我现在早就忘了三毛那本名为《哭泣的骆驼》的书里到底真的写没写到骆驼了。
但我们厂里的骆驼确乎是爱哭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骆驼不是真的双峰、单峰或者三峰骆驼，而是一个人。
一个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我的同事。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她骆驼，可能因为她个子很高吧，比十九岁的我要高出将近半个头，也就是说，有一米八零左右。这样身高的女人通常在运动队和后来出现的模特公司里才见得到。
工友们告诉我，骆驼的丈夫是一个大队长呢，而且是飞行大队的大队长，立功无数。但近十年前，不知道被调到哪里试飞一种新型飞机，没成功，大队长和飞机一起撞到了山头上。据大家说，本来骆驼的丈夫是有机会跳伞逃生的，但出事的时候，飞机刚好路过一座郊外的工厂，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他用最后的时刻把飞机转了半圈……再想跳伞已经来不及了。他留给地面的最后一句话是“同志们，永别了”。
从那时起，骆驼就开始每天以泪洗面了。应该解释一下，也是据工友们介绍，骆驼年轻时，就是一个爱哭的人，经常捧一本小说能哭上小半天。这个形象和她的身高可合不上拍子，我想。
听了这个故事，我对骆驼充满了敬意，丈夫为国牺牲，而她一个人把孩子苦苦拉扯大，即当娘又当爹的，实在让人很为之感动。
那天，不知道怎么，骆驼又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工友们的任务就是劝解。先问，骆驼骆驼，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骆驼抽泣着说，刚去开了家长会，儿子不争气，学习不好，老师批评了半天，连她一起批评。
面对英雄的遗孀，我很想做点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良久，冒出了一句：“儿子学习不好，不要哭啊，应该唱才对，要是我就唱歌了。”
骆驼抬头看着我，其他工友也看着我，半天，骆驼问，唱歌？为什么，怎么唱得出来啊。
我哪里知道为什么要唱歌啊，不过是情急之下的顺嘴胡说罢了，只好嘟囔着，好久，才想起我们老家流传的一句俗语：女愁哭，男愁唱吧。你是女的，哭；我是男的，当然唱了。
骆驼“哇”地一声，哭得更厉害了。工友们开始指责我，并七手八脚地把我赶出了屋子。
实在是太失败了。
造“假”药的之油漆工
不知道现在那些坚持自己装修房子的人（我搞不清楚还有没有自己动手的啊），我敬佩之极，因为那需要太多的工种了，比如油漆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我就不行。
十九岁那年，我所在的制药厂修建了一个自行车棚。得承认，那个车棚修建得十分漂亮而且坚固，支架全部用钢管焊接。制造车棚的人是我们厂里唯一的技术员，一个退伍兵，心灵手巧。他在车棚各个支架间上制造了无数的花样，其中以五角星最多，还有龙啊什么的，都是以铁皮焊成……总之，复杂之极。
我参与这个车棚修建的时候，退伍兵的工作到了收尾阶段，我从来没接触过电焊工作，便跃跃欲试，想搞两手。退伍兵准许我尝试一下，并向我解说了要点。但那些铁皮实在太薄，焊枪稍一触及，立刻熔化，一个窟窿就出现了。我不得不放弃，把焊枪交还。同样的焊枪，到了退伍兵手里，便化腐朽为神奇，多薄的铁皮也能乖乖地听话，让我佩服不已。
那时，我所在的包装车间只有我一个男的，厂长觉得有点不成体统。这下正好，自行车棚将近完工，我有了新的工作，负责为它的躯体覆盖上一层油漆。
退伍兵为我写了一张纸条，详细地说明了什么部位应该刷什么颜色。支柱和横梁应该是蓝色的，五角星当然是红色的，五角星外面的圆圈是黄色的；而龙身上的鳞是一种颜色，爪子是另外一种颜色，龙边的花朵又是一种颜色。至于龙的眼睛，是退伍兵亲自动手，用一支细笔描上去的——他知道我没做这个的本事。
退伍兵是一个认真的人，在我后来认识的人里，小心翼翼过日子做事情的固然不少，但男人中能心细如发到退伍兵那种地步的，好像一个都没有了。
车棚的钢管上布满了红锈，如果要油漆之，得先用砂纸把锈打光，这个工作我做了三天；刷油漆的工作呢，做了五天，也就是说，我用了一个月工作日的近三分之一时间（当时没有双修日）才处理完一个车棚的外部“装修”，并且还毁了一件刚到手时雪白的大褂——最后，那件可怜的大褂已经花花绿绿，看不到几斑白色了，估计除非用大量的汽油，很难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了。
我被厂长狠狠地挖苦了一顿，但我不敢有一点怨言。第一，我从这里每天都赚到二块零二分人民币；第二，确实啊，我干得实在太慢了。
爱骂骂吧，我可一点办法没有。
造“假”药的之鞭与牛黄
我在制药厂工作时，已经快到十九岁了。和我同龄的其他同事，男的有六七个。我在包装车间做了很多天后，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运货，也就是把我们包装好了的成品运到火车站，或者把我们订的原料运回来。
既然我是个小伙子，拿着同样的工资，却做着不需要什么力气的包装工作，他们觉得很不公平。厂长也认为不太公平，便把我和他们编成一队，每天跟车跑货场了。
在那之前，我一向认为“鞭”的一种解释是动物的尾巴，跑了几天货场，和那帮小哥们混熟了后，才从他们嘴里明白了“鞭”原来是动物的生殖器。为此我还编造了一个谜语，谜面是“两地分居”，谜底当然是“鞭长莫及”，逗得大家哈哈笑上了一阵。
我一向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在中学读书，学到《孔雀东南飞》的时候，我就曾经制造过一个谜面骂人，“焦仲卿上吊”，谜底是“他妈逼的”；后来，同一个谜底我还制作了另外一个谜面，那是读了陆游的《钗头凤》后想出来的，“陆游休妻”。
很多年后，我到广州工作，同事余少镭给我出谜语，“焦仲卿上吊”。我一愣，真的不知道是我的“作品”流传太广，还是有人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了。这让我不由得发出一阵感慨——天下正常的人各有各的追求，而像我和余少镭这么无聊的人却大致相同。
当时，之所以同事会向我解释“鞭”的含义，是因为我们运送的货物有一种是驴鞭——生产男宝的必需原料之一，都是用麻袋装着的，一袋一百斤；而另外一种原料是牛黄（大概是牛的结石吧，我忘了，不重要，也懒得查），用编织袋装，体积只有驴鞭袋子的三分之二，重量却是一百五十斤。好在这些袋子要两个人抬，当时我就想，这要是一个人扛可怎么得了。
我们的司机是一个志愿兵，三十多岁，开起车来很野。一辆加长一三零，在市区里，他极限时候敢开到一百四十迈，绝对有风驰电掣的感觉。运成品到货场时，那些装满了男宝的箱子摞得非常之高，所谓多拉快跑的精神在我们那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司机室里装不下那么多人，大部分时候，我们就得扒在箱子们的头顶上，战战兢兢地。
有一次，一个和我同岁的同事（我怎么也想不起他叫什么了）可能想稍微直一直腰，却不巧碰到了大街上的一条标语。该同事身手十分了得，一下子手就抓住了标语，避免了被甩飞了的命运。
车已经开出很远了，我们才反应过来，大喊大叫地让司机停车。那个同事远远地挂在标语上，姿态很像后来的一句歌词，“在纤绳上荡悠悠啊，荡悠悠”。
那条标语我记得很清楚，是八个大字——安全为本，质量第一。
造“假”药的之最后“决定”
那年在制药厂做临时工，有一阵子我和六七个年龄相仿的同事负责来往于工厂和车站之间运送货物，看着那些一百斤一袋的驴鞭和一百五十今一袋的牛黄，我直犯晕。好在运送时，是两个人抬，要是一个人抗的话……但很快，我得到了“锻炼”机会。
我们制药厂的唯一产品“男宝”销售越来越好——这绝对不是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的理由，这顶帽子在中国大部分人不抽鸦片后已经被摘掉了啊——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工厂又增加了生产线，厂房也扩大了许多，坩埚、炒锅啦什么的摆得到处都是。上级单位对工厂的决定非常支持，并支援了一个更大的仓库。要知道，我们原来的仓库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那些驴的鞭、牛的黄了。
于是，“倒库”——就是把小仓库里的货物倒腾到大仓库里——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运输组的头上。也是啊，厂里最年轻力壮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了，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工作，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不承担谁来承担？
其实也很简单，小仓库离大仓库很近，我们两人一组（麻麻地，他们谁都不愿意跟我一组，最后不得不抽签决定），一袋一待地把那些鞭啊、黄啊抬到大仓库里码放整齐也就是了。但规矩是，每组必须驴鞭和牛黄交替搬运，因为它们的重量不一样啊，大家讲道理的，要公平嘛。
起初，运到大仓库时一袋一袋地堆好就可以了，袋子越堆越高，只好动用跳板了。就是那种建筑工地上使用的普通跳板，很窄，只容一个人上下，当然啦，啊哈，就得一个人把袋子背上去，而不能两个人抬了。
“倒库”工作一共进行了七天，实际上，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支撑不住，装病回家了——墨西哥世界杯已经开始，我“决定”看球更重要一些，呵呵。十几天后，我回到工厂去领工资。那个月，我居然拿到了五十四块钱，直到回家前，才干了半个月啊。同事说，“倒库”工作太过劳累，工厂给大家发了不少补助。而且，任务完成后，厂里还请大家大吃了一顿，喝了很多啤酒——“我们还多等了你一天，你怎么不来啊？”
后来，我读大学，一次假期回家，若干高中同学都觉得囊中羞涩，便商量，让一个在铁路上有关系的去联系，大家一起去车站卸车皮，也就是所谓的“扛大个”，赚点外快。我对他们说：“别操蛋了，就你们这体格，切！”
他们不信，居然真去了。结果呢，虽然事先联系得很周密，但他们一出现在货场就被工头赶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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