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制也须臾离不开宗教

人类的智慧无论进化到什么发达阶段,也是极其有限的,总需要一种超人的自然智慧的启示与帮助,并永远对之心存敬畏与感恩。这就是宗教信仰的产生根源及永恒不衰的缘故。因此,即使躬逢现代化社会和市场经济,人类也不仅仅需要民主法制,还须臾离不开宗教的保驾护航之辅助,人类任何时候也亟需宗教进行心理卫生与抚慰,这从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现状可以铁证:民主法制与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化的两大基石,缺一不可。

但今日中国,却因宗教自由度太低而导致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者至少占全国人口八成——“儒教”毁于“五四”,“马列”名存实亡于“文革”;基督教、天主教泊来短短二三百年,水土难服,阻力重重;佛教、伊斯兰教虽然流入中国近二千年,终非中国轴心文化,始终处于中国文化之边缘。“鲁迅认定”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中国人的灵魂在道家,但传统道教在今日中国大陆似乎只是”散兵游勇“,”偶尔露峥嵘“——综观中国大陆现有宗教组织活动现状,中国道教无论在组织设立、信徒数量、官方认同方面,都是排名末位,堪称”中国第一弱教“。然而,”礼失求诸野“,细入市井洞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种种迹象预兆,道教正在变飘渺的”得道成仙“出世梦想为入世的”长生共生“信仰,”修仙道先以人道为根基“,未来五十年内,全面革新后的”新道教“必将复兴道家”无为而治(小政府大社会),以生万物“之真谛,以归宗庄子《南华经》之自由自然精神达到老子《道德经》之共生大道,以《易经》六十四卦的多元化合作原理探索万千共生方式,以”性命双修“(文化寻根之制度创新与保健养生)的”长生、自由、自然、共生“新教义风行中国大陆。届时,东方中国以”新道教“护驾民主共生法制的新格局将对称于西方美国以基督教辅佐民主自由法制,世界进入多元法制、宗教和谐共生,人人皆有信仰,处处建立法制,时时维护自然的新纪元。

风起于青萍之末。革新的“新道教”源于传统道教阻力重重——我们不妨先从深圳软禁道教的现实“淡入”。

传统道教阻力重重

近六十年来,传统道教在大陆一直处于前堵后追的重重阻力中。

2006年9月11日,中国道教协会某分会的一位理事电话答复深圳一位道教热心者:深圳的确至今没有一座道观,更无道教协会,但深圳有许多道家爱好者和道教信众,希望深圳能迅速重建道观和建立道教协会。

登陆中共深圳市委统战部(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网站,果然,深圳政府至今仅仅批准了5个宗教协会,官方排名秩序(可能以批准成立时间先后为序)是:深圳市基督教协会、深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深圳市天主教爱国会、深圳市伊斯兰教协会、深圳市佛教协会。

深圳为何至今不设道教协会?号称“中国改革开放之窗”的深圳,何以在宗教事务上,在道教事业上远远落后于他乡内地?

是因为深圳从无道教渊源?不!

据卿希泰、唐大潮着《道教史》(2)记载,道教深入“南蛮瘴地”广东已有1600余年历史。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也至少有上千年的道教崇拜史。仅据深圳宝安区档案馆资料(3):宝安西乡河北曾有一座关帝庙,其左侧墙上刻有光绪17年,即1891年重修主碑,民国初期曾有二道士在此主持;今南山区南头坪山尚有两处关帝庙遗址;只因“解放”后“破除迷信”和“巩固边防”,深圳地区道教活动已停止50多年。

这记载链接开去可见,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不断发动“极左”的伪现代化运动,特别是“反右”和“十年文革”的摧残,中国大陆的道教活动皆曾被迫全部终止,直到“改革开放”,1979年中国道协才恢复工作,尔后以武汉道协为先锋,全国各地纷纷恢复或新建道教协会,广东省道教协会于1994年5月12日在罗浮山冲虚观筹备,并于同年9月8日在广州市珠岛宾馆召开全省道教界人士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广东省道教协会章程》,1998年迁花都市新华镇九潭村圆玄道观内。官方文件称:自“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宗教政策的19号文件发表后,‘宗教信仰自由’重新贯彻,广东各地道教都得以恢复,从1982年7月,广州三元宫重新对外开放开放后,广东全省先后恢复、重建道教宫观50余处”(4),奇怪的是,深圳虽属“广东各地”,却一处道教宫观也未恢复。“改革开放之窗”并不积极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所以者何?

知情人说,这是大陆官方现行宗教政策对道教活动重重设防的缩影(5):其一,严控道教宣传渠道:除中国道教协会北京总部可办一公开宣传刊物,各地道教组织不得再办任何公开宣传媒体——因为道教传播媒体亟缺,世人至今不知深圳没有道教协会;其二,严控道教活动范围:道士与信徒不得在宫观之外做道场法事,斋醮祈禳——深圳没有恢复宫观,所以至今无法进行道貌岸然教活动;其三,通过严控宫观数量抑制道教组织发展:各道教协会不得接受个人会员,只许发展团体会员,而所谓团体会员,就是一个个道教宫观,但新建、重建道教宫观控制极严,几乎没有新指标;而恢复旧道教宫观,必须提供原始产权证书,这一看似合理的条件,实为一个极“阳谋”的故意刁难——历史上的一些道教宫观,多无正规产权证书,即使有,也早在历史动乱和“运动”中遗失,因此许多旧宫观无计恢复;没有道教宫观,自然无法组织团体会员,道教宫观是道教协会的核心基础,通过控制道教宫观的数量,可以有效地“计划生育”,扼制道教发展——深圳早有人想恢复深圳旧有的道教宫观,但就是苦于无原始产权证书。

深圳之所以无道教协会,表面上看,关键在于没法恢复或重建一处道教宫观。但更深入地探察,真正的症结在于,深圳虽号称“改革开放之窗”,却因1989年“六四”风波,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新官时时以“思想战线的边防前线”自居,厉行“经济改革可以自由,政治改革万万不可”;对1985年前已成立的五个宗教协会不便撤消,只能严防严管,而对孕育中的深圳道教协会,则千方百计软禁。深圳官场深知,中共向来视宗教信仰自由为洪水猛兽,虽然宪法中写上了“宗教信仰自由”,其实从未打算真正付诸实施,这从中共严格规定各宗教协会皆只许办一份公开发行的宣传期刊,而“马列主义”则可无限宣传,办有数以万计的报刊、电台,中共将民族宗教事务局设于统战部之中,足以证明中国并未开放宗教市场,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宗教统战方略”和“宗教不平等待遇”。中共虽有文件许诺:“不在宗教场所宣传马列主义”,但这只是为了限制“宗教也不能干涉社会教育,不可在宗教场所之外宣传布道”。最大可能地缩小马列之外的宗教场所,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国策”。鉴于1949年以来打击“一贯道”等道教活动的历史经验,容易惹事的道教自然成为深圳官人最不喜欢的宗教。

从坚守“思想战线的边防前线”的高度软禁道教,既是深圳官僚“唯书唯上”的“自主创新”,更是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道教阻力重重的缩影。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主义何以如此忌讳主张“五教同一”,“百教共生”的“新道教”?这是否也说明,“新道教”对今日中国伪现代化(极权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殊途同归的反共生状态)具有相当的解构或抑制功能?

“新道教”的新理念强化“共生”

中国大陆现有“六大教”(“马列”、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之中,道教是唯一根植于中华轴心文化沃土的“国教”。道教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共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是未来中国共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创新力量。如此树大根深之道教,岂能因官方压制而枯萎?她必与时俱进,改革图存——一个深入挖掘整理传统道教中的现代化共生精神的新浪潮,正由在中国文化界和道教界不断惊涛裂岸。

道教虽晚于儒、释,创建于东汉“五斗米道”,其道家哲学思想却形成于夏商周古代,其根基是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三玄”之核心追求是“得道”。何为道?道是一种宇宙万物自由共生秩序之规律,它犹如一条可兼容万物自由畅通的无限大路,其“涵乾括坤”,“阴阳共生”,“齐万物以为道”,道就是宇宙万物的“共生规律”与“共生态”(当然我们也可根据宗教必有偶像供奉崇拜的仪式,将道家哲学的核心创造者老子拟神化为一尊可思可见的“共生神”或“共生上帝”)。这一道之本源,因“三玄”文字玄虚而不明确,更因道教借助道家哲学创立时,未能取得“老庄道”到“稷下道家”、“黄老道”的发展真谛,一再误入“巫术成仙”的“方先道”岐途,以致不少“神仙方士”和“交通鬼神”的巫士成为道士主流。正由于道教对道家哲学的一度舍本逐末,致使许多现代人对传统道教一概视为巫术,视之为“明于天蔽于人”,只敬鬼神不知人伦,只知出世不能入世,只宜自然无益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格格不入的“退隐养老术”。

其实,只要剔除“方先道”的流毒,返璞归真,归宗认祖,以老子《道德经》为主重明共生教义,以庄子《南华经》重塑自由自然精神,变“神仙信仰”为“共生信仰”,以“长生、自由、自然、共生”为新教义的新道教,鼓励人人首先争取今世长生,而后追求精神永存后世,如此灵与肉共生,今生与后世共存,人与众共生,人与万物共生,正好弥补校正只重竞争,不知自由民主只是人类实现共生的手段与过程的偏见,深受现代华人欢迎。这一趋势已在大陆和港澳台出现,并影响到世界各国。

“新道教”理念革新是由大陆和港台高等院校的宗教研究专家自发进行的。自1989年来,中国道教协会每年都要在各道观盛地召开一至二次“中国道教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有26次新道学学术研讨会,大陆和港澳台及世界各国道教研究者提出了革新道教的许多新理念。(6)

这些观念更新的核心是,在中国今日流行的“六大教”(“马列”、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之中,道教不仅以“和会儒释”及海外各教而最具开放性与兼容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以宇宙万物之共生秩序、以珍爱生命、养生、长寿、共生为终极愿景的宗教。中国道教“神仙信仰”下的养生学,兼信仰、哲学、科学而有之,“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东方特有的共生生命学,与西方生命科学互有长短,可以共同为克服地球的环境危机和人类的生命危机做出贡献。

其一,道教奉行《道德经》里“知乃容,容乃公”的准则,崇尚“三教而一”,“五教同源”,在文化方面兼收并蓄,尊重不同的文化(包括专制文化),共生共荣——道教其实是变通儒家“三纲五常”、“阴阳五行学”“谶纬神学”、墨家“尊天明鬼”、佛教“业报轮回”的结晶;其二,道教从《道德经》的“道生之,德育之”出发,主张每个人都要有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感,都应遵守社会的公共准则,善待他人;其三,主张“性命双修”,既重视心性品德精神修养,更珍视生命长在,“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可以将人们从“全民向钱看”的金钱奴役下解放出来,摆脱极端名利压迫的精神伽锁;其四,道教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乃是“天人合发”的思想,放眼宇宙,爱护自然,平等万物,力倡环保,与大自然协调相处;其五,道教倡导“一物不欺”的诚信原则,即对人诚信、孝顺父母,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公民道德基本一致;其六,道教特色的“病患观”,强调违背社会伦常者会导致“鬼神”降罪罹病殒命,破坏自然生态也会导致“鬼神”降罪罹病殒命,具有现代心理卫生和环保功能。

要而言之,当代“新道教”的基本宗旨是“三回归”,即“回归自然”、“回归共生”和“回归和谐”,归根结蒂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自身整体的精神和谐。“新道教”是从宇宙秩序的宏观来调节人间秩序,这比只重视人伦和安邦的儒学要远见得多,与甘于“有生皆苦”,“来生可得福”,以“明天幸福”虚慰今生的佛教相比,追求“今生长寿自在”的道教要亲切现实得多;与“除了我(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和敬拜偶像”的基督教相比,道教没有排斥其它信仰的戒律,具有信仰多元化与万物和平共处的宽容雅量。值此当今中国专制恣意、物欲横流、整体腐败、“铜臭弥天”之际,新道教无疑是一剂平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马列主义为是非”等“伪现代化”后遗症的特效药。

2004年6月5日至10日,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系、香港圆玄学院联合主办的“道教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都江堰青城山成功举行,海内外一百多位学者到会,七十多位专家做了主题发言。《中华道教大辞典》主编胡孚琛教授在《再论21 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强调,新道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新道学战略是21 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这一观点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2006年9月5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来到中国科学院主办的“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高度评价“新道教”的无限生命力:“中国人相信的是道,这种道教的思想实际上在中国的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中都存在。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7)

“新道教”“柳暗花明”

尽管学界目前多以“新道学”代称“新道教”,中国道教协会也并无人正式亮出“新道教”旗帜,但“新道教”萌芽已随处可见。

“新道教”今日有四种传播途径。传统道教宫观革新布道宗旨是其一;自设“家庭道堂”独自在家“安处”、“坐忘”、“修真达性”地渐悟、顿悟是其二;以组织开放型、松散型的健身团体布道是其三;将新道教移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是其四。第一二种途径不用细说,比较容易实地观察和体验,最新鲜的是下述两途——

近二十年,大陆蓬勃发展的“气功热”,实际上是一种另类“新道教”。词典解释:气功是一种用入静和调节呼吸等方式进行锻炼身体、防治疾病的方法。导源于古代的“吐纳导引”。——而“吐纳导引”正是道家“行气”的养生术之一。一度风行的“某某功”,虽然借助佛教“三转法轮”的说法,但其以治病强身为核心的宣传策略,其实是道教之路。其与诸多气功组织一样,只是一种走出道庙布道的变形另类“新道教”而已,虽然有人担心其可能误入巫说极端,但只要假以时日,一旦进入“宗教自由竞争”的环境,自会逼其适时调整。

与此相仿,许多太极拳、健身术爱好者,其实也属于以“共生长生”为新教义的新道教趋势。2006年8月29日,历时六天的第二届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就将太极拳表演作为重要道教形式——“在成都体育中心隆重的闭幕式上,4000多名来自成都各城区的太极拳爱好者,身着白色练功服,整齐地打起太极拳。与此同时,都江堰青城山、大邑鹤鸣山、新津老君山和彭州阳平观各分会场共有6000人表演太极拳,从而形成了”万人打太极拳“的盛况。闭幕式上的表演还有太极”变脸“、太极剑、太极书法、威风锣鼓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美国、法国、挪威等国家的1000余位嘉宾参加了本届道教文化节。”——这说明以体育健身方式传道将是“新道教”的特色之一。

将新道教移入现代企业管理是新道教更有力的一种高端发展方式。今日已有许多中国企业家呼吁,管理艺术要植根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思想宝库,企业管理的进化途径是先“法”再“儒”后“道”——2006年9月23日,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博士在深圳开发研究院银湖沙龙呼吁:没有宗教引导的市场经济是伪市场经济,中国应该像美国以基督教为市场经济护航一样建立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市场经济,否则中国永远只能有伪市场经济(8);次日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管理创新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对新道教进入中国企业管理和市场经济充满信心,深信中国企业管理的最高阶段是道家式管理——第一阶段是法家式管理:创业初期,老总要以强势的面目出现,以说一不二的风格和“严刑峻法”带领一支队伍“打天下”,将企业的战斗力发挥到极点;第二阶段是儒家式管理:企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之后,就不能把弦绷得太紧,要用“仁者爱人”的管理方式安抚、凝聚人心;最高阶段是道家式管理:不需要老板说什么做什么,一切按正常轨道运行,达到“无为而治”。(9)

治企业如治国。企业管理的最高阶段是道家式管理,安邦治国的最高阶段是否也是道家式管理?

惜乎华夏执政者向来有高度警惕异教的传统,这从弹丸之地港澳台的道观数量竟比地大物博的大陆多百倍,足可证明。但道教的养生术和长寿共生信仰在民间的巨大号召力,常常让专制者防不胜防,以致各种气功养生组织依然如雨后春笋,直到“某某功”坐大后,才惊起制裁。而今不少人奇怪,为何在流亡海外的大陆民间团体中,最有民间动员之实力的竟不是资格最老、文化层次最高、理论最民主的“民运”组织,而是其貌不扬的“某某功”?窃以为,这主要是“某某功”借助了道教传统。如若这些另类“新道教”能避免被对手同化污染的岐途,回归道本,真正坚守“共生长生自然”,“柳暗花明”还是可见的。

幸乎与大陆不同体制的港澳台已成为“新道教”“天人合发”的自由发展基地。原属深圳(宝安县)的香港,今日已有120多座道教宫观,信众达10多万人,“新道教”萌芽了众多香港道教团体(总称香港道教联合会,1966年注册为有限公司,采选举制),影响广泛,不仅为广大民众提供心灵和精神的寄托,并且在教育、文化、医疗、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贡献颇多,在香港居民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亦对一河之隔的深圳人产生极大影响。台湾“新道教”更是百花齐放,既有团体会员,又有个人会员,500万居士、道士、教士、鸾士、乩士、相士、信士各得其所,6518座道庙各显神通。(10)

一贯道的改革令人深思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与道教相亲的一贯道,曾为海峡两岸的执政党多次禁压,但近三十年来却在改革后枯木逢春,方兴未艾。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撰文介绍(11):由山东济宁人张光璧1930年革新后的一贯道,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舞台上一个十分著名的角色,它源于清初以降多种民间教门融汇合流,初创于清季同光年间的王觉一。曾在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得到迅速发展,现勃发于政治民主化的台湾。

“一贯道”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意,声称此道即天地万物之根源,道统自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颜曾孟一脉相传,经典分为“无字真经”和“有字真经”(前者的代表是张光璧口传的“无太佛弥勒”五字,后者有儒教——四书五经;道教——道德经、清净经、庄子、列子;佛教——金刚经;基督教——旧约圣经;回教——可兰经)。一贯道主张“三教合一”、“五教同源”,“行儒门之礼仪,用道教之功夫,守佛家之规戒”,老子、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被其尊为五教圣人,一起供奉。其主神为“明明上帝”,又尊称“无极老母”

蒋介石三度令禁一贯道。一次是1936年,因仅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就有了几十万一贯道徒,蒋介石心忧,便设鸿门宴请张光壁去吃饭,将其软禁起来。后因道徒强烈抗议,加之张光壁向蒋介石保证不反蒋、不谋政权,国民党又对一贯道网开一面。第二次是1950年,败阵台湾的蒋介石又对一贯道自1946年来台传道的蓬勃发展不放心,令“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报一贯道活动,1952年由“内政部”依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予以取缔,罪名包括“败坏风俗,妨害治安,干预政治,为‘共匪’利用”等(其时大陆也正在严打一贯道)。但是,禁而不止,一贯道在台湾始终没有中断活动,道徒到1960年代初已达5万人。第三、四次是1963年、1971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又两次出面重申取缔命令,报刊推波助澜,不断报道查获一贯道组织的消息,实际上道徒却越打越多。为取得合法身份,一部分道徒加入了道教会,甚至担任了其中的负责人;为消除“不公开活动”的口实,一贯道开始大建公开庙宇,采取挂靠在道教会等合法宗教团体下面的方式进行登记。此外,一贯道设法在官方人士中发展道亲,居然把当局打入一贯道内部“卧底”的情治人员也“俘虏”过去;到了1980年代初,一贯道道徒达到了50万人以上,连国民党内负责宗教工作的“中央社会工作会”的前主任萧天赞、主管宗教事务的“内政部”部长吴伯雄的夫人,以及一些“立法委员”、社会名流,都成了“道亲”。当局禁令,为何已成一纸空文?台湾学者宋光宇先生对此解释说:“其中的原因只有一项,就是‘选举’使国民党改变了对一贯道的态度”,“为了求得选举胜利,国民党不得不放下身段,尽量结合可以运用的任何社会力量。一贯道可以破茧而出,与这个局势有莫大的关系。”

其实,除了台湾政局民主化变化的因素,更重要是一贯道进行了一些现代化改革:道堂家庭化、道徒工商化、言语现代化、行动群众化。一贯道到台湾后,首先涂上了浓厚的所谓“儒教化”色彩。它确定的书面宗旨为:“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事,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尊四维纲常之古礼,洗心涤虑,借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拘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贤,冀世界为大同”;其次,一贯道逐渐抛弃了曾经惯用的扶乩降神的迷信把戏,谨慎掌握道内世俗主义成分和神秘主义货色之间的度,将传统的“道术”改变为对儒释道“三教经典”作“微言大义”式的阐发,一贯道兴建的多座大型庙宇和数以万计的公共佛堂面向公众开放,经常性地举办“国学班”、“国术班”、“国艺班”之类文化讲习活动,大力宣传其“毫无迷信怪异之色彩及铺张浪费之举动”。所有这些,适应了现代台湾人的心理需求和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同时,一贯道还刻意标榜自己是“入世的宗教”,投入很多资财开展社会服务事业、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如设立养老院、育幼院、医院、诊所、图书馆、康乐中心,创办文教基金会,奖助贫困学生,组织救灾捐款等。这类措施,使社会舆论从根本上扭转了对一贯道的不良看法。1989年,台湾当局出台新的《人民团体法》,对宗教团体从“事先管理”变成了“事后管理”,只要符合结社规定,即可获得登记,不管是新兴宗教团体还是传统宗教团体,统统与其他社团同等对待。从此,一贯道正式成为台湾12个合法宗教之一(蒋经国主政后的台湾,真正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合法宗教比大陆多一倍)。

因为一贯道曾散布过一些不利于共产党的巫术臆说,中共对其进行了两次打击,一次是在东北,时为1949年,只是局部。一次始于北京:1950年12月18日夜里,北京市公安局开始抓捕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道首,1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宣布全国取缔一贯道,并大开杀戒,从此大陆全境取缔一贯道至今。(12)

台湾一贯道从1950年代就开始向国外传播,现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脚,道徒超过100万人,主要是华人华侨,人数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日本、东南亚、美国和南美,也有少量外国血统人士入道。1996年10月,在台湾一贯道总会主导下,成立了“一贯道世界总会”,会址设于在美国洛杉矶的“全真道院”。一贯道世界总会的成立,意味着台湾一贯道在国际上的活动将进一步加强,据1991年台湾当局有关部门的宗教调查,有三分之一的受调查一贯道团体把“加强与大陆宗教交流活动”作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而今在大陆的台商已近百万人,其中不少人可能信仰一贯道或道教,今日大陆企业家开始流行“企业道”,不能说与这些登陆台商的宗教信仰没有关系。

资历浅薄,一度在大陆声名狼藉的一贯道,尚且可以在台湾鼎新革故,信徒日多,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传统道教,难道不可以蜕变为“新道教”风走天下?改革后的台湾一贯道,不论其最终能否公开重返大陆,也该算是“新道教”风行中国的促进派之一?

时下世界先进国家皆在关注中国“新道教”。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都有不少宗教专家长期研究“新道教”,其中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韦尔奇教授。据四川大学教授、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卿希泰先生研究(13):早在1952年时,统计资料就表明:海外至少有道庙867座,道教徒20万人,其中:北美至少有道庙54座,道教徒25000人;南美至少有道庙85座,道教徒27000人;大洋洲至少有道庙130座,道教徒9500人;欧洲至少有道庙98座,道教徒29000人;非洲至少有道庙54座,道教徒3400人;亚洲,日本至少有道庙12座,道教徒3400人,泰国至少有道庙9座,道教徒5200人,缅甸至少有道庙7座,道教徒2700人,印尼至少有道庙4座,道教徒820人,印度至少有道庙2座,道教徒120人,菲律宾至少有道庙58座,道教徒38000人,马来西亚至少有道庙135座,道教徒12500人,新加坡至少有道庙198座,道教徒27000人,韩国至少有道庙11座,道教徒3000人。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海外道教实力和影响更加百倍增长。

今日天下大势,人心皆思共生。中共“第四代核心”也不得不以高唱“和谐社会”为新政旗帜,无论这一“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在“霸王别姬”,暗暗泣别马列——原教旨马列主义只有“阶级斗争”而无“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共生理念源于道家哲学的“与天和”、“与人和”之“以和行”(14)。于是乎,近年大陆学界关于复兴儒学,升格“儒教”的呼吁与争鸣,此伏彼起,日益强烈。而新儒学本已揉入道家哲学,融儒学于一体的新道教,必然随着儒学的重振而水涨船高,“道与儒相守,儒与道相保”。如果大陆执政党能幡然有悟,顺应历史共生大潮,真正遵守宪法,真正“和谐社会”,切实保障宗教随着市场经济规律自由竞争、新生、共生,大陆各种“新道教”萌芽完全有可能在自由竞争中不断激浊扬清,避免各种“气功”悲剧,真正完成以“长生、自由、自然、共生”为新教义的“新道教”改革,通过“性命双修”、“阴阳双修”、企业管理入道、个人健身修道等“自守内炼”之“调摄精神之道”,以出世之境界超然入世,监督和帮助执政者和谐社会,平衡贫富,纯朴民风,从而长寿中国,共生世界,自然宇宙。

注:

(1)鲁迅先生于1918年8月2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2)

(3)卿希泰、唐大潮着《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

(5)输入关键词在网上查证。

(6)

(7)输入关键词在网上查证。

(8)

(9)据《上海道教》(内部刊物)工作人员2006年9月11日透露。

(10)

(11)输入关键词在网上查证。

(12)

(13)输入关键词在网上查证。

(14)

(15)本人亲自参加会议,有录音纪录。

(16)

(17)输入关键词在网上查证。

(18)

(19)卿希泰、唐大潮着《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P389.(20)

(21)输入关键词在网上查证。

(22)

(23)网文《一贯道点传师海外揭秘》,输入关键词在网上查证。

(24)

(25)卿希泰、唐大潮着《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P376.(26)

(27)《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28)

2006年9月11—16日于深圳“早叫庐”一稿,9月29日修订,10月4日再补正。

首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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