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权莉后来疯了,这不是事实,她没疯,只是偶尔有点歇斯底里。

那时,我19岁,在一家制药厂做包装工,和权莉在一个流水线上。

权莉是一名烈属,这个词很多年轻人可能闻所未闻,必须简单解释一下,烈属,是“烈士家属”的简称,也就是说,权莉的亲人中,有一位,或者说,至少一位,为国捐躯了.

为国捐躯的不知道是她的父亲还是她的丈夫,这一点直到我离开那家工厂也没弄清楚。她当时还不到40岁,如果烈士是她丈夫……也真够难熬的。有一次,我已经接近确认烈士是她丈夫了,因为她说过“我一个人要养活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孩子,工资又低,又没积蓄……”但几个月后,她又说过一次“我爸爸死得早,不然……”

开始,权莉在工厂里颇受尊敬,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但她的话总是前后矛盾,其他同事却似乎习以为常,不知道是没人当一回事,还是觉得不关自己的事,不愿意管。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一般,人们更愿意把心思放在如何养家糊口上,对其他人的事不是特别在乎。

权莉唯一的爱好,就是找厂长,要求加工资,关于她一个人养活一家人和她爸爸死得早的话,都是在跟厂长哭穷的时候说的。而她找厂长十次,八次都能如愿,工资很快从每天1.24元涨到2.02元。

这样,大家都很不爽。我们的工厂是个“大集体”—当时,工厂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国营企业,后来叫国有企业,里面的工人捧的都是“铁饭碗”,旱涝保收;第二种是集体所有制,是街道、各类机关自办的企业,简称“大集体”;第三种是刚刚兴起的“个体户”—工厂利润有限,权莉的工资不停上涨,其他人当然不满,于是便有闲话。

闲话,就是那些若有若无,不时飘进被传闲话者耳朵里,但又很难查证的那些话,反正都不是好话啦。

权莉变得有些神经质,总是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看见两个人耳语,就觉得是在说她,便冲过去质问,由质问而喊叫,由喊叫而咒骂,最后甚至扬手威胁要打,有一次还真打了……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一哄而散。

大家心里不爽,但对她又没什么办法,只好不停到厂长那里抱怨—厂长也不爽,如果你是厂长,有人一亮烈属证,说自己家人为国捐躯,你就给她加薪,就知道那是什么心情了。

最后厂长终于开始行动,他带着几个正式工,找权莉“谈判”。

厂长说,权莉,你的工资不能再涨啦。权莉说,我是烈属。厂长说,大家不爽啦,我一定要采取措施。权莉说,就是不能降我工资。厂长说,你不能对人歇斯底里。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大家不相信你。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大家集体讨论,要在你的座位装一个笼子。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你得在笼子里上班。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笼子要锁上,这样你就不能到处乱跑,威胁其他人了。权莉说,我要加工资……

于是,大家达成了协议,厂里定期给权莉加薪,而权莉必须坐在笼子里,只伸出双手做事。

终于相安无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几十年后,贵刊主编假借布什总统总结这件事时说了一句话:“人类千万年历史,最伟大的贡献,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一个梦想,就是把权莉关到笼子里。”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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