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权莉后来疯了，这不是事实，她没疯，只是偶尔有点歇斯底里。
那时，我19岁，在一家制药厂做包装工，和权莉在一个流水线上。
权莉是一名烈属，这个词很多年轻人可能闻所未闻，必须简单解释一下，烈属，是“烈士家属”的简称，也就是说，权莉的亲人中，有一位，或者说，至少一位，为国捐躯了.
为国捐躯的不知道是她的父亲还是她的丈夫，这一点直到我离开那家工厂也没弄清楚。她当时还不到40岁，如果烈士是她丈夫……也真够难熬的。有一次，我已经接近确认烈士是她丈夫了，因为她说过“我一个人要养活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孩子，工资又低，又没积蓄……”但几个月后，她又说过一次“我爸爸死得早，不然……”
开始，权莉在工厂里颇受尊敬，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但她的话总是前后矛盾，其他同事却似乎习以为常，不知道是没人当一回事，还是觉得不关自己的事，不愿意管。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一般，人们更愿意把心思放在如何养家糊口上，对其他人的事不是特别在乎。
权莉唯一的爱好，就是找厂长，要求加工资，关于她一个人养活一家人和她爸爸死得早的话，都是在跟厂长哭穷的时候说的。而她找厂长十次，八次都能如愿，工资很快从每天1.24元涨到2.02元。
这样，大家都很不爽。我们的工厂是个“大集体”—当时，工厂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国营企业，后来叫国有企业，里面的工人捧的都是“铁饭碗”，旱涝保收；第二种是集体所有制，是街道、各类机关自办的企业，简称“大集体”；第三种是刚刚兴起的“个体户”—工厂利润有限，权莉的工资不停上涨，其他人当然不满，于是便有闲话。
闲话，就是那些若有若无，不时飘进被传闲话者耳朵里，但又很难查证的那些话，反正都不是好话啦。
权莉变得有些神经质，总是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看见两个人耳语，就觉得是在说她，便冲过去质问，由质问而喊叫，由喊叫而咒骂，最后甚至扬手威胁要打，有一次还真打了……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一哄而散。
大家心里不爽，但对她又没什么办法，只好不停到厂长那里抱怨—厂长也不爽，如果你是厂长，有人一亮烈属证，说自己家人为国捐躯，你就给她加薪，就知道那是什么心情了。
最后厂长终于开始行动，他带着几个正式工，找权莉“谈判”。
厂长说，权莉，你的工资不能再涨啦。权莉说，我是烈属。厂长说，大家不爽啦，我一定要采取措施。权莉说，就是不能降我工资。厂长说，你不能对人歇斯底里。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大家不相信你。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大家集体讨论，要在你的座位装一个笼子。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你得在笼子里上班。权莉说，我要加工资。厂长说，笼子要锁上，这样你就不能到处乱跑，威胁其他人了。权莉说，我要加工资……
于是，大家达成了协议，厂里定期给权莉加薪，而权莉必须坐在笼子里，只伸出双手做事。
终于相安无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几十年后，贵刊主编假借布什总统总结这件事时说了一句话：“人类千万年历史，最伟大的贡献，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一个梦想，就是把权莉关到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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