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般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对社会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这样理解的:

“剩余价值率由于不变资本c的大小不等,从而由于总资本C的大小不等,会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m/C.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

“如果c=50,v=100,那么P‘(利润率)=100/150=66-又2/3%;

“如果c=100,v=100,那么p‘=100/200=50%;

“如果c=200,v=100,那么P‘=100/300=33-又1/3%;

“如果c=300,v=100,那么P‘=100/400=25%;

“如果c=400,v=100,那么P‘100/500=20%。

“因此,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个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35—236页)

“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同上书,第236页)。

马克思要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并且是一种以政治意识定形的立场,就会处处运用他自己发明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时时用这个理论去勉强其他经济规律,而不是用这些规律来证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他甚至说道:

“利润率下降——虽然剩余价值率这时保持不变或提高——是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因此,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不管这是由于绝对剩余时间增加,还是——在国家对此进行阻挠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使劳动的相对价值降低,从而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498页)

在进步的社会生产中,必然表现为劳动的相对价值不断降低,但绝对价值在上升。马克思在责难他的仇敌时,不经意地表露出他实际是看到了资本自主生产方式的进步本质的,但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却使他视而如不见。他并说:

“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资本论》第3卷第237页)。

“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的生产率比较低,因而较大量的劳动表现为较小量的同种商品,较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较小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工人必须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来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它的价值,而用小部分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提供较少的剩余劳动,结果剩余价值率也比较低。”(同上书,239页)

这是不是说,“结果”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也比较低呢?他对此止而不谈。

并且,对同一个国家的c:v构成的不同阶段上,他只说:同一个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却避开了c:v的较低阶段,即生产率的较低阶段,剩余价值率也较低,c:v的较高阶段,即生产率的较高阶段,剩余价值率也较高这一点。

马克思在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这一章(《资本论》第一卷第4篇)中使用了这样一根线段:a————b——c来表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线段ac代表一个假定的工作日,ab段为必要劳动,bc段为剩余劳动。b在ac中的相对位置就说明了剩余劳动的相对量,即b向a端移动,表明ab缩短而bc延长,反之则ab延长,bc缩短。马克思用此说明资本如何通过使b点向a端移动即不断的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如果ab即必要劳动时间不变,c超过它的终点而使bc延长,从而也使ac延长(见《资本论》第1卷第258页),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方式。

马克思用这个abc线段是要揭露资本或资本家的剥削。但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从来就是力求用少量的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从事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是人类的谋生手段。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即使在奴役状态下的劳动,bc的延长也是有一个最高极限的。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劳动中,奴役的消除和物质财富的普遍增进必然会限制它的延长。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这个线段能够表明的,要么是资本家强迫工人在总的劳动时间已定时,用增加劳动强度来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使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增加。

但前面说过,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资本自主生产在这方面的限制是强有力的,就算“资本家所代表的那个东西里面没有心脏跳动”(马克思语),他的资产权也替代不了奴役权,更攀比不上专制权。因此,资本家只有通过改进生产和通过协调生产来提高生产率,使工人用同样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或甚至较少的劳动来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资本家追求的,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工人作为为他人出力的劳动者,本身也在积极这样做,不断的发明创造和工艺改进,历史上并不是资本家在做,而是劳动者们在做。这不但给资本家也给劳动者们带来了利益。可随着这个利益而来的,却总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上升。

从人类社会以往生产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也权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是一项经济参数,那么在这个剩余价值率上升的时候,确总会看到生产率也在上升。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动态下,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随着这两项参数的上升,必然有资本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而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又总有利润率随生产率上升而上升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生产率和利润率同时上升的场合,剩余价值率也从来不甘落后,总是相随上升的。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是生产率提高带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是剥削的加剧在造成人类社会倒退?

下面两图就分别说明了在社会生产的这两种状态下,资本的利润率和生产率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随这两项参数所表现出来的状况。

图甲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参数相应上升的现象。马克思对此回答的是:因为资本中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不断增加,即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不断增加(马克思也承认这是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提高,也就是在剥削程度不变或提高的时候,利润率必然会下降。

但利润率体现的是资本的收益,资本在剥削率提高下还降低了它的收益率,这不是说明生产率已大为下降了

图甲:发展中的社会生产资本

(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不断增加,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不断增加,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态中,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相对劳动人口不断增加。)

乙:局部时期同行业的生产资本

(单个资本中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的增加或所占比例的大小,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增加或所占比例的大小,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一般也能表现某一资本投资的增加或大小。)

吗,可马克思又说这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种矛盾的解答在他的巧辩中变得很有鼓动力,因为它几次震动了世界。

在亚当,斯密看来,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是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竞争的加剧。在大卫。李嘉图那里,他认为是由于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的增殖比人口的增长快,以致对劳动的需求经常超过劳动的供给,因而工资在名义上,实际上以及按使用价值来说都不断提高

——不论按价值还是按使用价值来说,都不断提高。他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

“除原产品和劳动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因为,—方面它们的实际价值虽然会由于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的自然价格上涨而增加,但是,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消而有余。”

亚当。斯密正是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形:由于资本的增长使生产率提高,资本的竞争又使它们的利润平均化,这个平均化的过程首先是遏止资本利润率的提高,同时在劳动人口相对减少时,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李嘉图又强调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不断提高,因而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的看法。他和斯密的用语不尽相同,但观点确是基本一致的。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也说明了这样一个规律或必然趋势: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使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成为可能,一定量物质财富中需耗费的劳动量就会随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渐减少。即社会产品相对人口的增加,使资本相对劳动力也增加,社会总的物质财富中需供养的人数相对变小,这时在相对较少的人口下却有一个不断增加的物质消费量,当物质消费量和当资本充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的利润率就必然会下降。因为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样或更好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直接导致的,这下降的产品价格表面上是为了吸引消费和与其他资本竞争,实质上是从比率上将资本的利益让给劳动者。

这时资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争取生存,是从利润量的增加上来实现的。一方面,一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标明劳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资本利润量的增加又使积累增加,从而使投资不断增加,生产工具和工艺不断改进,生产率不断提高,再继续使物质财富量增加,利润率再下降。这正是一种繁荣的景象。

只要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资本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就必定表明社会总消费量上升,表明资本相对人口(或劳动力——实际是一回事)增加时,该资本领域内的劳动人口的消费数量增加。而这时也只有在利润量上升的前提下,生产率才会继续保持上升,利润率再继续下降。如果利润率下降中也同时有利润量下降,那我们就会看到,生产将下降,繁荣将不复存在。

以上是社会生产在发展的动态下,资本在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增加时,一般利润率随生产率上升而下降的原因。由于在这种情形下,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的剩余价值率——即他说的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也相应上升,这本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但他却能从容叙述,使粗心的读者,更使盲从的读者盲目信从。

另一图,即图乙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同行业资本中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也就是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例不同的资本之间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状况。

在资本的竞争中,利润率往往由于竞争造成不平衡,却又总由竞争而平均化。当一个资本装备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必然使它的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或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增加。这个资本就会在图乙的横轴上向右端移动。

自然如资本所愿,它的生产率就会得到提高,它的利润率也相对过去或相对其他生产设备落后,生产率低下的资本向上移到一个较高的点上。

如果这个资本要想具有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它就必须使它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即它的生产资料配备要具有社会平均水平。

如果这个资本要获得超额利润率,它就必须配备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即它的生产资料配备要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这时资本的生产资料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当然要增大,而所使用的劳动力,即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相对就会很小。图甲和图乙都表明了不同生产率水平的资本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状况,它清楚地说明,马克思的所谓剩余价值率始终都与生产率相随上下。

如果某个资本不是通过增加生产资料部分的投资来改良设备和改进工艺,而是采用比如某项发明在投资不大的情况下同样也获得了较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这时资本的所谓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仍然保持原来的一般水平,这时由于发明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资本一样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利润率,但这时这个资本也必然会有一个相应较高的剩余价值率。

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的所谓剩余价值率会不会就是变换了一个花样的生产率的表现呢?我们如果认识一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计算方法,也就清楚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分解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我们也用一根线a——b——c来说明,ab段代表生产资料,即马克思说的不变资本,bc段代表劳动力,即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ac就代表总资本。在一定资本量ac下,如果b=a,那么这个资本就全由劳动力构成,这种状况我们大概只能在奴隶社会的最早时期或者是原始社会中才能看到,稍晚时期的奴隶制社会都至少令b≠a,因为铜、铁的出现使由它们铸制的工具已广泛使用。

当然b也不可能(至少在今天还不可能)等于c,因为现在的无人工厂至少还不是绝对的。于是,b既不等于a,也不等于c,但b并不是一个自由电子,它是一个被束缚力很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约束着的电子。于是,ab:bc的大小就不是在受个人意志所支配,而是被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对单个资本来说,则由其本身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

我们看到,ab段代表的是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它由机器、厂房和原材辅料等构成,bc段代表的是劳动力,它由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来表现,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对一个资本来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贵贱,可能因不同时期价值波动的影响而从货币量上左右这个线段,我们撇开这些,只从纯粹的形式上来分析。

如果ab小于bc,那就是大量的劳动力使用粗笨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下,生产率自然十分低下。如果ab大于bc,那就是少量的劳动力使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下。并且b越是接近c,也就是ab越是大于bc,生产工具的效率即自动化程度就越高,生产率也就越高,一定量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

但bc是资本中使用的劳动量,也就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马克思用英文字母v来代表它,用它来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母,而把资本的利润改称为剩余价值,用英文字母m来代表它,用它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子,即m/v.我们看到,当资本中的ab不断相对bc增大,也就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时,分母v在不断变小,而分子m却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和利润量不断增加时都会不断膨胀。

于是,生产率越高,社会生产创造的物质财富越丰富,m比V越是压倒一切的不断增大,由此必然使得剩余价值率不断增大,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越是残酷。如果我们把现代出现的无人工厂拿来比较,是不是说这种跨越时代的高生产率已经使资本的剥削就到了它的罪恶的顶峰了呢?

从我们人类的整个生产史来看,生产率的提高都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直接带来的,劳动者科技知识和熟练程度的提高也是通过工具和工艺的改进来体现的。这个改进过程都是直接表现在资本中生产资料的增加上,通过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改进使等量的劳动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定量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错误的把这个改进过程,把生产率的提高说成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加剧。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以及对此的种种妄论,正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难,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巨大的,它不只祸害了一个民族,它使整个人类都蒙受灾难。

七、良好的愿望

相传尧宽厚待人,礼仪四方,他但愿天下人都能温饱度日,而自己每每做出牺牲。人们拥立他为帝后,他依然敬慎节俭,宽容温和,允恭克让,明辨善恶,协和万邦;使天下得以和睦安稳。

当尧年老后,他并不以己之位为尊,自以为是的要独自去安排天下就象安排他自己的私事一样,而是按照众人的提议,将一位地位卑微的穷苦贫民名叫虞舜的提拔上来,对他加以考察培养,证明他在德、才等方面确实不负众望,就委以重任,最后让他登上了帝位。而自己则谦虚的认老不再干涉政事。

虞舜又叫姚重华,他出身贫寒,生活穷困,且又生活在一个不良的家庭中,但他却能注重自身修养,与家人和睦相处。在经受各种考验登上帝位以后,他更是善察民情,勤劳民事,鞠躬尽瘁。他政事民主,任人唯贤,根据人的不同特长,让伯禹掌管土地,辅佐政事;让稷去主管农业,教人们播种耕作;让契去大兴教育,使百姓们亲和懂礼;让皋陶任士之职,去抵御外敌,刑服贼寇。而不是用官职做人情给俸,就象天下是他的私产一样。他也象尧采纳众人的建议让他登上帝位一样也采纳众人的建议让帝位给了禹。

大禹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他继承鲧的治水事业,历经十三年,治平了水患。在治水过程中,他曾三次过家门而不入。为此,他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舜及百官们的信任和称赞。

尧、舜、禹三位大帝当政时,提出了不虐待孤独无靠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不违反百姓的意愿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要便利人们用物,富足人民的生活,端正人们的德行。推行着一种良好的共治天下,与民共乐,与民同福的社会制度。

这种部落社会的群体主义意识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赞扬,历代的人们都在极力地推崇这种公天下的社会制度。

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约公元前468—376年),提出了一个尚贤和尚同的政治主张,又把这种公天下的社会制度发扬成一种互助友爱,普天同利的理想社会。墨子认为,要振兴国家,富足人民,使天下人人都能暖衣饱食,就必须举贤任能。因为只有让贤能智慧的人来掌管国家,国家才能治弘,才能富强。

为了使一国之中的贤能智慧者能脱颖而出,就不应论究出身的贵贱,要不论农民、工匠或商人,只要有才能的就举拔他们,大胆的委以重任,对不称职的,则要抑而废之。

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无能则下。并要“以尚贤为政之本,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让天下人都能按照能力的大小来从事适当的工作。

在墨子的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子、三公、国王、大夫、乡、里之长,都由大众推举产生。且良工、良医、良宰,即百工都能各得其所,都有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不能鱼目混珠,埋没贤能。对推举出来的天子、三公、国王、大夫、乡长、里长,万民要是、非分明,去其不善的言行,学其善的言行,使一国上下,始终团结同一。对治理国家,则要以天下人的共同意愿为准则,不能以父母、师尊、国君的意愿为准则。因为天既使万民得生,一样的哺育万民,供给万民同样的恩惠,必不论幼长贵贱,都兼而爱之。

天不单爱国君、父母、师尊而兼爱天下人,所以天下人的意愿,也就是天意,治理国家应以天意为准则,也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意愿为准则。

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大众必上下同一,年老无靠的,会有所奉养,幼弱无依的,会有所扶助(“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奉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篇)。人人都“兼相爱,交相利”,都把他人的苦乐,看成自己的苦乐;大家“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社会上下,“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从而得众心同一,天下归于大同。

在西方的古希腊,有一位名叫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与墨子有相似之处,却更为详细和具体的理想社会。在他著的《理想国》一书中,他借苏格拉底的口,以“正义”为话题和开端,以“善”为最终目的,系统的提到了优生问题,家庭与婚姻问题,教育问题,政制问题,共产问题,因人之能施任及于男女平等的问题。他先以“正义是智慧与善,不正义是愚昧和恶”(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36页)这个简单结论开始,把一个他构想的理想国度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这个理想的国家中,柏拉图把它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或阶级,即:普通市民(农民和工匠)、辅助者(军人)和护卫者或统治者。

也许是为了避免这些公民之间彼此因为自己的不同地位而互相争执,柏拉图建议编一个故事告诉人们说,每一个人的不同身份是由上天铸定的,因为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这样,每个人在他一出生时,就由上天铸定了他的身价和地位。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可争执的,都应该按照自己分别属于那一种金属铸成的来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彼此不能僭越。并且只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即自己身上的金属成分,做好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要去多管闲事,更不要一身兼几职,“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54页)。

整个城邦就实现了正义。这也是他关于正义的定义。

同时,正义与智慧、节制、勇敢这四种美德,也是一个完善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

虽然每一个人的身份已由他出生之时确定下来,但是,柏拉图又说:由于他们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这就给地位卑下的人一个希望,他们也可能生出金子来;同样也给出生高贵的人一个警告,他们稍不注意,也会生出废铜烂铁来。仅此而已。因为人们的地位已在出身时就已一锤定音,他们除了在后代身上有所希望或有所担忧外,自身已不能再有所改变。这就与我国孔、墨二位大家的劝学思想难以相投了。

与墨子尚贤的思想相近似,柏拉图推崇智慧这一美德,认为只有让大智大慧的人来管理国家,使有知识的哲学家来统治无知识者,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按照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国家。关于节制这一美德,柏拉图和墨子都同样主张,不管是国家或个人,欲求是为生存产生的,不能去追求那些超过生存需要的,不必要的排场和奢侈——尽管他们各自对节制的引申略为不同。在墨子的《所染》和柏拉图关于勇敢这一美德的染色的比喻,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两位先哲远隔千万里之外,却能会如此的心灵相通。

也与墨子尚同的思想近似,柏拉图也主张在他的理想国中必须上下团结同一,以实现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而不只是实现哪一个特殊阶级的幸福。全体公民应彼此协调和谐,团结成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为此,城邦中已经具备了那种知识高度的人,就应不辞劳苦,下到“洞穴”中去劝以教人,把那些暂时还不认识世界的人们引导出来。

为了使这个国家不断完善,克服人作为生物的那些弱点,使国家早日壮大强盛起来,柏拉图提出要实行共产、共妻、共子的制度。他规定,理想国中的护卫者们“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人财产”,以免让世俗的金银玷污他们纯洁的心灵。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居住在大家公有的房屋中,由公民定量供给他们粮食。所有的一切,既不使之有余,也不使之不足。钱财对于他们完全是多余的,而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也完全是大家共有的,即“朋友之间不分彼此”。这种不分彼此的共产主义方式,不但在生活必需品上是如此,也包括在家庭生活上,甚至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

当然这种公有制是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的,这个范围并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在国家内部以阶级为界线划分的。

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惟有的两个强调阶级划分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较早的一个。除了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外,其他的乌托邦社会在构想中即使有明确的分工,对阶级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明确地蔑视贵贱之分。他们的乌托邦中提倡的都是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社会福利不遗漏任何一个国民,其互助友爱之风有如阳光普照那样一览无遗。

柏拉图既是这种阶级划分的创始人,他的共产主义中就仍然有奴隶、仆役等低贱等级,这些等级完全反过来,有如马克思共产主义中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其人格是完全丧失的。所以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如两极相反的共产主义,一边是奴隶和仆役,另一边却是地主和资本家。

在柏拉图主义社会中,极力推崇的是护卫者们,有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的无产者那样,他们才是国家的一切。其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基于为了发展这部分人口以提高国民素质。

因为护卫者们既是从全体公民中挑选出来的优秀男女,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有利于人种的进步,所有优秀的女人就应该归所有优秀的男人所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

这些优秀的男女们还应该尽量多地结合在一起,不良男女则要尽少结合。他们生育的子女无一例外的都要在一出生时就从他们身边抱走,每个人都不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孩子们也不能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孩子中属于优良者的下一代,就要把他们带到托儿所去,由保姆们在城中的另一处抚养,对之施以良好的教育;最坏者的下一代或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则要将之秘密处理,不予养育。

如果一个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难以医治的话,他就应该早日抛弃一切麻烦,不应在痛苦中挣扎。同时这种人也“不值得给以医治,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城邦中公民的教育,特别是对那些有希望的年轻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两个部分,即音乐和体育。当然这里的音乐和体育这两个内容,每一个都具有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宽泛得多的意义。“音乐”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文化和艺术,“体育”也远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体格的运动,它是指与身体和气质有关的那些训练。他强调必须使那些有希望成为护卫者的青年们在绝对可靠的教育中成长。

儿童们在进行体育训练之前,应先进行音乐教育。为了在他们幼小柔嫩的阶段就塑成治国者们所希望的那种形式,柏拉图说有必要用真的和假的故事去教育他们。母亲和保姆们都应该只讲经过审定的那些故事给孩子们听。那些把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关于诸神明争暗斗的故事,以及勾心斗角,耍弄阴谋诡计的事都不能让年轻人听到。要“使年轻人相信城邦的公民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争执”。

总之,诗和故事和艺术作品中那些消极的成分和对年轻人有不良影响的内容都要干净的去除,要强迫诗人和艺术家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去创作。荷马和赫西俄德的那些诗和寓言中对神有不雅描写的内容都要删去,那些装模作态的戏剧等等都应赶出这个城邦,使儿童和青年们从小接受的,最初听到的都只是优美高尚的故事。

柏拉图的这些治国规则看起来似乎显得有些呆板,至少在现代民主意识熏陶下的人们会这样认为,但柏拉图把他的意图和最终目的阐述得非常清楚。这些规则也只是一种手段,或许这些手段在那个时代真的是最善的,象柏拉图答辩的那样;今天的人们无法判断那个时代所应采用的方法的正误。只要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与柏拉图在理念上的差距——不管这个理念的境界有多么不同——我们就不可丝毫轻视这些规则。更何况我们今天的民主思想有很大成分还是从柏拉图那里继承来的。——他的《理想国》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呆板的现成制度的模式,它最终引导我们的理念进入的是一个自为的殿堂。

从柏拉图以后,也许是人类社会的动荡加剧,尽管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一直不曾松懈,漫长的20个世纪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才再次为地球人献上了他的《乌托邦》。

这也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紧接着,康帕内拉、安德里亚,以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还有众多的社会主义倡导者都相继敲开了这座宏伟殿堂的大门。

《乌托邦》以莫尔转述一位虚构的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的旅行家在一个奇异的岛国上的所见所闻的形式,介绍了莫尔理想中的社会,也转托了他的良好愿望。

尽管莫尔的《乌托邦》承袭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大量成分,但其作为一种“乌有之乡”的幻想社会,与帕拉图的理想社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乌托邦纯粹是一个世外桃源。莫尔在幻想中把它安置在一个永不被外敌和自然灾害侵扰,又极为便利居民通航的岛屿上。这个岛屿呈新月状,最宽处约为二百哩。岛上共有五十四座城市,都是“无不巨大壮丽”。所有城市在地形许可的范围内都建设得一模一样。

除了天然形成的不能被外敌攻破的地形外,每座城市还建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使其防务万元一失。尽管满足了城防要求,其城市建设一样美观、便利,“也免于风害”。建筑都排成长条,栉比相连,所有房屋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并且都装的是折门,便于任何人随意进出。因为这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居民们每隔十年还要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由于实行共产制度,这儿的居民都以三十户为单位,集中在各个厅馆中用膳,平时用度则由各户户主到市中心百货汇聚的市场上自行觅取领用,不需任何支付,也无任何限制。医疗,教育都是免费的,婴、幼儿则由保姆照料。

乌托邦的一般官员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最高首领则由直选产生的官员“飞拉哈”在公民选出的四名候选人中根据学识推举产生。这些管员们的主要职责“是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在乌托邦,人人都要劳动,大家都以务农为主业,并还得每人各学一门专门手艺。城市中每年都有一部分人下到农村,去替换在那里住满了两年回到城市的人。这样就可避免有人在不情愿下长期从事颇为艰苦的工作,也可使社会分工更趋公平。

但在乌托邦社会,仍然还存在奴隶这样的低贱等级,乌托邦人把所有肮脏费力的贱活都交给这些奴隶承担。并且,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侧隐之心。

至于这些不幸的奴隶,莫尔说“凡非乌托邦人作战中亲自擒获的战俘,奴隶的小孩以及他们从外国取得的处于奴役地位的人,在乌托邦都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的奴隶分两类,一类是因在本国犯重罪以致罚充奴隶,另一类是在别国曾因罪判处死刑的犯人。

“还有一种奴隶、那是另一国家的贫无以为生的苦工,他们有时自愿到乌托邦过奴隶的生活。这些人受到良好的待遇,只是工作重些,也是他们所习惯了的。”

如果乌托邦人有需要旅行的,那么他会很容易得到批准,持上总督的文件,上面规定有返回的日期。他们可领得一挂车,一名赶车驾牛的公共奴隶。他们在旅行全程中,什么都不带,却什么也不缺乏,因为到处象在自己家里。

如果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歉收,他们立即在两地之间以有余济不足。这是无补偿的供应,他们不向受接济的一方有所需索。凡从自己的储存无报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从另一城市免费地取得他们所缺乏的任何东西。所以全乌托邦岛是一个家庭。

对于钱财金银,乌托邦人储存的“惟一目的是……作为极端危急时或突然事变中的保障。他们尤其用这些钱付出异乎寻常的高价召募外国雇佣兵(乌托邦人宁可使这种人上阵冒险,不肯使用本国公民),深知只要有大量钱币,甚至可以收买和出卖敌人,或使其互怀鬼胎或公开动武而彼此残杀。”

除了上述军事上的用途外,金银在乌托邦并不象通常国家中那样被视为至宝?莫尔说:“乌托邦人饮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考究而值钱无几;至于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倒是由金银铸成。再则套在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取材于金银。最后,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一顶金冠。乌托邦人就是这样用尽心力使金银成为可耻的标记。”

乌托邦人认为,真正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东西,如空气、水、土、火等,它们的用处何其之大,就是铁的用处也远比金银要大,可人们都偏将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套挂在身上,以此来炫鬻高贵,对这些东西百般崇拜。人们完全可以仰视星辰、太阳,它们的光辉何其强大,可人们却偏要愚蠢的去喜欢小块珠宝上的些许微光。

关于战争,乌托邦人历来都对之极痛恨,称这是野兽的行为。然而莫尔还是规定乌托邦中不分男女都要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训,锻炼自己,惟恐一旦有需要而他们不能作战。但是他们决不轻易地投入战争。

他们出战仅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驱除侵入友邦的敌人,或出于怜悯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乌托邦是一个宗教种类很多的国家,信仰不一,但都尊自然为最高的神。当他们得知基督的事迹后,特别是当他们听说基督很赞同他的门徒的公共生活方式时,“他们多么欣然愿意接受这个宗教。”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大胆的构想,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在现存制度中遭受的种种苦难下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其期望之热切和追求之坚定,可从那个时期不断涌现的共产主义幻想中得到验证。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太阳城》以对话体的形式,描述了一位热那亚的航海家在一次旅行时的奇遇。这位航海家在一个正好处于赤道的广阔平原上,忽然碰到一大群佩带武器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把他带到了太阳城。

象乌托邦一样,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理想的自然条件,或者是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康帕内拉把他的太阳城置于这个广阔平原的高山上,它的直径为两英里多,城市就建筑在山脊上。城中布满了棱堡、塔楼、沟壕和以石球为弹的大炮,并配以辽阔的围墙。

照康帕内拉看来,要保障国家的幸福,万无一失的防务是极为必要的。太阳城和乌托邦一样,都有一个天然和人工巧为结合的不受野蛮侵扰的防御系统。那么,真正促成—个国家幸福的又是什么呢?康帕内拉认为,它并不是国家的地理位置,而是她的美德。但他同时又说:如不让国家远离海洋,就难以避免本地风俗同外国人的风俗混合起来,这种混合往往使本地居民腐化,沾染上各种恶习;这样,他的共产主义“太阳城”也就建立在一个“广阔平原”的高山上。

太阳城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司祭,那里的人民把他叫做“太阳”;康帕内拉却称他为“形而上学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他手下有三位领导人,分别叫:威力、智慧、爱。“威力”掌管有关和平与战争的一切事务,“智慧”管理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和各个科学部门:“爱”首先掌管有关生育的事务,监督两性的结合,以便使后代成为优秀的人物。康帕内拉嘲笑我们对犬种和马种的改良特别重视,却对人种的改良不予重视。

太阳城的居民来自印度,他们是在祖国遭受蒙古的掠夺和暴徒的破坏后逃出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过严肃的公社生活。虽然生活在他们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中并未规定公妻制度,但太阳城的居民却在一切公有的基础上采用这种制度。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而且,因为大家都能掌握知识,享有荣誉和过幸福生活,所以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攫为已有。

但是,太阳城的公民们还是在负责人员严密的监视下,不让任何人获取超过他所应得的东西,但也不会不给他所必需的东西。

他们对儿童和青年的教育,是采用近似柏拉图的方法。对犯了罪的人,他们的惩罚也很特别,审判官按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在一定时期内剥夺他在公共食堂用饭的权利,与女性接触的权利或其他光荣的权利。

太阳城的居民都在食堂用餐,妇女们负责做饭,二十岁以下的青年男女担任用餐时的服务工作。

他们的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所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每隔六个月,由主管人员安排每个人的居室,指定谁住第一宿舍,谁住第二宿舍。并在每个宿舍的门楣上贴着居住者的名字。

他们对一切同岁的人彼此称为兄弟,比自己年长二十二岁的人称为父亲,比自己小二十二岁的人称为儿子。他们的名字并不是随便取的,而是由形而上学者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命名的,如“美男子”、“大鼻子”……等等。

关于生育,康帕内拉对此有严格的规定。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星相术的信徒,他不仅把占星术用在这个国家的城市建立和法律的制定上,而且还把占星术运用在男女结合上。认为在同一个时日同一个星座照临时出生的儿童,他们的天分、性情和面貌大多数是相似的;因此他们总是互助互爱,使这个国家呈现一片和谐的景象。并且,太阳城的公民们也都自觉地把生儿育女的事情看作是为国家谋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必须服从政权的调配。个人仅仅是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才与这个问题有关。因为太阳城的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是那样难以想象的热爱,这使得他们不光在劳动上、物质分配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生儿育女上都不会存任何私心。

对待男女结合也是如此。康帕内拉说,柏拉图是用欺骗的方法使不同内外品质的男女相互合理结合的,而在太阳城不采用这些“狡猾的办法”;因为太阳城的人民中根本看不到丑陋的人。由于人人都从事有益的劳动,因此她们体格匀称、健美。那些愿意把美的基础建立在脸上涂脂抹粉,穿高跟鞋来显示身材,穿长裙来遮掩粗腿之上的妇女,就要处以死刑。

如果某位妇女多次与男子合欢仍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而且她还不能受到应有的尊敬,他说,“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贪图欢乐而有意避孕”。如果妇女怀孕,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分娩以后,她们就在一所特设的公共大厦里休养并照料婴儿。断乳后,小孩便按性别分别交给男首长或女首长抚育,到一定年龄后,根据首长的鉴定,再学某一门手艺。天分比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

这样,他们每个人从幼年时起就按照不同的天赋进行相适宜的培养,经过用最好的方法在经验和学习方面的考验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技能和学问,推荐来执行对他们比较适宜的职务,而不是根据赏识和亲戚关系。

每个人的工作是按照他们的禀赋来分配的,所以每个人所从事的劳动都不会危害身体,反而会发展他们的体力。妇女则从事不太繁重的手工业。

由于他们人人都劳动,象乌托邦岛一样,很少有不劳而食者,所以他们每天只劳动四小时,其余时间则用来从事科学工作和体育运动。

到收获的季节,除少数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一听鼓声和号声,一看到旗帜,就带着工具到田野去,一切工作都能在不多的几小时内完成。他们还发明很多机械装置,用来减轻劳动。并把一种先进的推进装置运用在航海上。康帕内拉说,他们重视航海,是为了去了解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情况以及各地的产品。通过这种了解,康帕内拉肯定地说,全世界将来都会按他们的风俗生活。

除了《乌托邦》和《太阳城》外,德国人安德里亚著的《基督城》一书,也是一部颇受赞誉的社会主义著述。尽管其影响不及前两部那么深远,但在众多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著述中,仍不失为一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贡献的著作。也正由于它的影响和一定的价值,作为幻想的社会主义,它被人们与前两部并列誉为正面乌托邦三部曲。

《基督城》也是采用文学游记的体裁,但它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写法,叙述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作者开篇自白道:“我在这个世上象陌生人一样到处流浪,忍气吞声地受尽了暴政、诡辩和虚伪带来的许多痛苦,想要找到一种大丈夫的气概,而又发现不了我所急于想要求得之物,于是我决定,尽管‘科学之海’曾经使我吃过不少苦头,我还是要再一次去这个大海上航行。就这样,我和很多人一起登上了一艘良好的船只‘幻想号’驶离了港口。”

但“幻想号”并没有在这“追求之海”中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因为“嫉妒与诽谤的顶头风”破碎了它。立刻,不幸的人们有的被海水吞噬,有的消失在遥远的天边;而我们的主人公却被命运送到了“一个极小的岛屿上,它小得简直宛如一块草皮”。

这个小岛位于南极十度,天球赤道二十度,并且正好对着金牛星座大约十二度的那一点上。我们不管这一点在地球上是否真的存在,它确使我们的主人公感到高兴,因为这个岛上“万物充裕”,每一寸土地都被很好耕耘过,处处显示出人类良好利用的勃勃生机。很快,他就被岛上的一个居民,一个看守发现,并把他带到了“基督城”。

基督城中的风光在作者笔下当然如仙境一般,城中的人也自然如仙境中的人一样随作者的愿有多好就会有多好,但在被允许进入这个“真理和善良的净土”之前,象所有的来访者一样,要首先接受审查,看他对生活的看法,他的品行,他的为人和他的文化程度。审查合格后,才会被批准参观这座城市。

安德里亚也为他的基督城设计了一个适合公共生活的城市结构。它有严密的防卫,井井有条的街道,摆布合理的建筑,公社式生活的住房、仓库、商场,和其他福利设施。

基督城的整个城市划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食品供应基地,另一部分是健身锻炼之所,还有一部分是游览观光的胜地。岛上除城市外,其余的土地均供农业和手工业作坊使用。这里的居民只有四百多个,他们全都是基督徒,是被逼离乡背井,飘流到此的。

他们的政体形式是“三人执政”,分别掌管司法和内政外交,审计和经济,学习和知识。安德里亚说:“他们宁愿要寡头政治,而不要君主制度”。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能自我克制,而且基督也不容忍一个代理人过于独断。至于这些决策者如何才能算合格,他提出:这些人都必须是忠诚老实,谦虚谨慎和聪明机智的。可由谁来,又怎样来判断这些美德存在于某个人身上呢?安德里亚说,他们生来就形成一种性格,使他们恰好适合于他们的职务。并且,他们的妻子也都是恰到好处的适合于他们的丈夫。可这实际上还是留下了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

在这个决策机构之下,这个国家的中枢部分由八个人管理。他们每个人都住在一座很大的高楼里,这八个人又各有一个下属,分别住在小一点的楼里。所有这些人都表现出父母般的精神,丝毫没有傲慢专横的样子。他们领导别人不是靠言词,而是靠自己的模范行为。在这个基督的共和国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委诸上帝,所以就不需要有任何机密和国务会议。安德里亚认为,人类社会和神圣的法律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给人以机会去敬畏上帝和爱自己的邻居”。

他们另还选出二十四名议员来共同组成这个国家的管理机构。当然,由于他们是基督徒的国家,牧师或者长老在这个国家的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督城人的工作“是受一种规定方式指导的”。在这里,每个人都从事劳动,人人都不图报偿。各种劳动按照技能和不同的难易分别指定在城内的不同区域,由负责管理的人员将工作分配给他们。所有制造出来的东西都送到有篷的公共货摊里去。

在劳动之余,或者按照安德里亚的说法是:满足了各种要求或锻炼了他们的身体之后,他们(劳动者)的休息也多半是为着精神,而较少为着肉体。因为,他说:“我们极其需要尽可能经常地恢复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并且掸掉身上世俗的尘土,我们可以用豪迈的决心重新把我们的思想充实起来,抵制邪恶”。

由此,劳动之余那种为恢复体力的真正休息是极少的,他们更多的“休息”时间是用于去发现“天国的意义”。而且那种无助于使人接近基督的文学也是被排斥的,不能用于这个“休息”过程。他认为,自然界所有的奇迹,全部历史,天国的全部艺术都是归结于教会。他坚信,只有基督徒才会有知识,其余的一切都是无聊的,因为它们来自个人的身上。

基督城对教育非常重视,教学条件十分优越。学生们按年龄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三类。他们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食宿都在一起。

那里的公民也没有任何私产,他们的住房一律是公有的,建筑式样和大小都一样,由国家分配给个人使用。要是国家认为有必要的话,人们也可以很容易互相掉换。

普通的住宅都有三间房,即盥洗间、卧室和厨房,外加一个小小的隐蔽的地下室。此外,每幢房子的后面有一座花园,屋顶则归大家共同使用。

他们的一日三餐不是采用那种公社式的食堂生活。安德里亚担心一起用膳的人数过多,会引起争执和混乱,因此,尽管他希望人们能从一日三餐的劳累中解脱出来,他还是宁愿安排各人在家里和自家人单独进餐。食物是按每人一份发给,数量除了按年景情况,还要按年纪大小来分配。

以上就是三个在16—17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社会,它们就正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始根源。在那个时期,除了“乌托邦”这种共产主义或叫社会主义形式外,还有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式也在欧洲广为传播。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是迟在十九世纪才正式提出来,但由宗教倡导的社会主义形式却早已形成。作为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早期,它们只是人们表达其良好愿望和美好理想的不同形式。因此,“乌托邦”和“基督教社会主义”都是一种幻想的社会主义。

到十九世纪,由法国人昂利。圣西门、沙尔。傅立叶和英国人罗伯特?欧文等人分别创立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把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推进到实践的社会主义阶段。

说他们是实践的,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活动完全是

倾注于要把他们的美好理想在现社会中直接实现,这种实现要立即从他们身边开始,最后要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在一种能培养良好性格,在秩序井然的劳动和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中生活,并由贤能的实业家们始终主导着社会政治。

由我们人类思想的差异性所决定,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虽然都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并且在这方面有别于前述的幻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三人对社会主义这一共同问题也各持己见。

欧文施行的是一种改良人类社会环境的庞大计划,他在年轻好胜时期就由爱情牵线,从英格兰进驻爱尔兰的新拉纳克。就是在这里,他把他的共产主义安营扎寨在这由贫穷和错误制度导致的种种堕落和罪行肆虐的所在。也是从这里,他开始向全英,乃至全世界的一切不平等,向私有制发起了进攻。

但欧文并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武士,他反对暴力,不主张用战争和流血的方式,他要把他的社会主义变革“缓渐得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得到,然而又始终朝着人所想望的改良方面稳步前进。……因为在缓渐的变革过程中可以消除反抗的意识,可以有时间让人们运用理智去削弱由来已久的有害的偏见”。

在他初进新拉纳克时,那里满目疮痍,各种罪行横生。从总的情况看,各方面都不适宜在这穷乡僻壤建立工厂和居民聚居点,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个瀑布可以利用,他的前辈才不得已把工厂安在了那里。

但欧文坚信,“运用适当的方法可以为任何社会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任何一种普遍的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愚昧的到最有教养的性格;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世事有影响的人支配和控制着的。”

于是,他在新拉纳克这个两千多人的村社里,运用他以前的成功经验,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小天堂。

他首先改善了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建起了校舍,请来了教师,劝导职工的未成年子女都进学校来念书识字。他修建了一座“性格陶冶馆”,让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们利用它休息、娱乐和学习。他在工厂被迫停工时仍然如数发放工资,并从各方面安排好村社成员们的生活。

这一切当然收到了良好效果,经过十六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村里一般人的性格完全改变了,……街道上再也看不到一个醉汉,儿童都在不用任何惩罚手段的陶冶性格的机构里受到教育和培养。整个村社呈现出一片勤勉、节制、安适、健康和幸福的景象。”

而且工人们的经济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工厂的收益也逐年增加。在施行改良的这些年中,这儿几乎没有人申请过教区救济金,也没有一个人因犯罪而受到法律惩办。这种景况至少一直持续到欧文年老无力胜任时为止。那时他在此治理了整30年。在这样的成就下,欧文先生理所当然受到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尊敬和一般民众的爱戴。但欧文先生并没有在成绩面前停步不前,他继续上书英国政界要人和英国公众,把他的论文献给他们,希望能在全英推行他行之有效的改良社会环境,培养良好性格的计划。

他在论文中说到:“任何社会的成员都可以逐步加以培养,使其生活中没有游惰,没有贫困,没有罪恶也没有惩罚,因为这一切都是世界上通行的各种制度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

他并大胆陈言,说道:现今社会中应受法律制裁的不是那些贫穷的、未受教育的、无人保护的罪犯,而正是那些没有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防止罪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们,因为就是这些高高在上的人“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小就被培养成作奸犯科的人,然后又象狩猎森林里的野兽一样追捕他们,直到他们陷入法网”。

欧文认为,“人的性格毫无例外地总是由外力为他形成的”。而现行各类社会制度正是一边在制造罪犯,又一边通过对罪犯的惩罚来开脱自身的罪责。如果人类要从这种周而复始的制造罪恶、仇恨和愚昧的泥潭之中解脱出来,就应该从根本上改良我们的社会环境,用理性建立起那种“合理而良好的世界管理制度”。而这一切正是那些对世事有影响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他(在“致拉纳克郡报告”和有关的论文中)设计了一个相当详细和周全的大方形新村或叫平行四边形新村的协作社或叫公社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或叫联合家庭)中,全体成员都从事相应或相同的工作,人人都保证在终生机会均等。因为这个社会中不存在阶级,没有官长和老百姓的区别,“惟一的区别就是年龄或经验的区别”。欧文说,“这是惟一合理和自然的区别”。

为此,欧文把公社全体成员按不同的年龄阶段划分为不同的组,所有的社会工作都由不同年龄的人来分别担任。这样,同样年龄的人从事的工作都是相同的;每个人一生从事的工作也是相同的。这不但使官长的权威消失了,也使领导与被领导的概念显得淡薄了。

出于考虑到人数太多或太少都会达不到联合生产的最佳效果,欧文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新村的人数应该有一个合理规定。他认为最好是八百至一千二百人。且所耕种和占用的土地面积应根据土壤性质以及其他地区条件来确定,一般以每人半英亩至一英亩半最为相宜。全国都将在这种大小不等的联合家庭中使每一个成员得到最多的关心和帮助,受到最好的教育和环境影响,以从小形成他们符合自然的优良性格。

欧文设计的这个共产主义公社模型除了没有戒备森严的防卫系统外,其他情形与那些幻想的“乌托邦”社会很相近似。它的大方形或平行四边形新村的四边是由住宅,入学儿童的公共宿舍、存放产品的贮藏室或仓库、医院和招待所等构成,在横贯平行四边形地面中央的一条线上,留出许多空地,使空气流通,阳光充足,来往方便;然后建筑教堂(或礼拜堂)、学校、厨房和食堂。

这一切建筑都是从方便大家的生活,节省开支和便于管理来考虑的。欧文认为,全体居民的食物在一个食堂内烹调,让大家象一家人一样在食堂里一起吃饭,并让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这样做实际将证明是最为有利的做法。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从消除那些现今引起人类种种灾难和痛苦,导致人类普遍贫穷和堕落的原因,并从保护和培养人类天性中的优良性格来设想的,他所从事的共产主义实验也是基于这一原理来进行的。但欧文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毕竟势单力薄;到了晚年,当他精力耗尽后,又由于在美洲实验的失败,使他的事业渐趋衰落。

比欧文稍晚时期的傅立叶,在法国设想了又一个与他的前人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傅立叶认为,包括欧文的理论在内的全部非精确科学不符合经验,这些哲学家们的规律只不过是自己的臆造之物。傅立叶在这里说的“非精确科学”是指的政治学、道德学、经济学等等这一类社会科学。而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按照“情欲引力”这一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属于精确科学的范畴。

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不以人类理性为然,认为建立在人类理性上的现代文明制度只不过是人类经历的种种苦难社会制度之一种,它前有延续,后就必有发展,谁也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把它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是人类社会进人的最后一个时期。

因此,傅立叶说,必须怀疑文明制度,哲学家们不敢怀疑文明制度,是因为他们的全部理论都建筑在文明制度上,一旦发现能够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理论就会与文明制度同归于尽。

现在这个就要取代文明制度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即他的协作制度)已经由他傅立叶最先发现并最早加以研究;傅立叶说,他的协作制度是根据社会运动这一宇宙运动理论建立的,他发现的情欲引力的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一性。

根据这个统一性,他认为他发现了一门新的精确科学。这门科学把宇宙运动分成四个主要部门。即:1、社会运动;2、动物运动;3、有机运动;4、物质运动。

按照这个宇宙运动理论,人们不但可以推知过去,也完全可以预知未来人类生存发展到灭亡的整个过程。这就使我们明了如何去顺应自然,摆脱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进入上帝为我们安排好的能长久享有幸福的天堂时光。而这一切惟一要我们做的就是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要按照情欲引力建立起他称之为“法郎吉”的谢利叶制度,即农业协会。

傅立叶推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期大约为八万年,他把这八万年的生存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三十二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期或叫分散的上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成长期或叫协调的上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衰退期或叫协调的下降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没落期或叫分散的下降阶段。其中第二和第三阶段是人类能够享有幸福生活的阶段,也就是通过建立协调社会的情欲谢利叶制度后我们就将到达的美好社会阶段;这两个幸福阶段各占人类生存时期的7/16.第一和第四阶段是人类饱尝各种无法逃脱的苦难的阶段,但它们只各占人类生存时期的1/16.

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而已到了尾声,只要我们尽快组织起农业协会就可结束的给人类造成几千年苦难的阶段,第四阶段却是遥远未来的儿孙们将要苦熬而永无幸福希望直至灭亡的阶段。

欧文把我们人类经历的几千年苦难生涯归结为是“社会从来就安排得很不好,所以人类一直受着深重的痛苦”(《欧文选集》第二卷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二版),傅立叶却用他的社会力学理论把这个苦难结论为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进入‘命运’以前的分散性上升时期,所以自从有史可载的五六千年以来,我们都非常不幸……我们总是由苦难走向苦难”(《傅立叶选集》第一卷第3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二版)。

但我们很快就会由幸福走向幸福;傅立叶说,文明社会很快就要结束,这是我们人类经历的最后一个苦难社会的形式,它是从野蛮社会中发展来的,现在它已经为人类进入第一个幸福社会——协作社会准备好了条件。

这个幸福的协作社会按照傅立叶的设想,是在现社会中由简到繁建立起来的,它最初可以由几百人在一定的场所下先组织起来,然后再逐步扩展成由一千八百人组成的规模完备的法郎吉机构。而即使在规模缩小的只有几百人组成的草创时期的法郎吉中,“第一件工作也是要使这些草创者养成发扬引力的习惯,发展他们的情欲、嗜好和本能”。因为法郎吉要培养的不是文明制度的人,而是和谐制度的人。他们的有些行为和嗜好在文明制度下是有害的,但在情欲谢利叶制度下,这些行为和嗜好无一例外都将变成有好处的,情欲谢利叶制度也正是要运用这些自然引力,它“是上帝为我们安排好的,以便我们在引力学方面迅速而稳妥地……获得成功”。因此,法郎吉对其成员的任何行为和嗜好都会一味地给以鼓励,而不是象文明社会中那样,总是对人们的某些行为和嗜好粗暴地横加干涉和总是向人们强制说教。

要使法郎吉的成员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情欲引力,其组织方式和人员配备是很重要的。欧文为了消除阶级差别,在他的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按人的年龄来划分为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小组,傅立叶却根据他创立的社会力学理论把他的法郎吉成员按不同的性别、性格、年龄来划分和组织。一个规模完备的法郎吉共包括十六个部和三十二个队的分类,其组织结构甚为复杂。他们都居住和生活在傅立叶为他们设计的“法郎斯特尔”中。这个法郎斯特尔类似于欧文为他的村民们设计的“新村”,只是建筑物的结构和摆布极不相同。傅立叶指责欧文采用了一种最糟糕的四方形建筑形式,说这种四方形结构只会给它的居民带来种种不便,而他的法郎斯特尔却能避免文明制度中那些建筑物因考虑不当引起的社会混乱。

从法郎斯特尔的平面图上看,其主体建筑群的摆布就形象一只站立的螃蟹,螃蟹脚下隔着公路与畜圈是农业房舍的庭院,螃蟹身体的两侧是教堂和歌剧大厅,它们正可以权当螃蟹的—对大钳;在螃蟹嘴的部位有一个方型建筑,这儿一半是供富人居住的。法郎斯特尔的穷人和富人是分开居住的,他们的餐厅也按贫富不等划分使用,只有儿童才不论贫富同吃同住。

关于农业协会的分配问题,傅立叶认为应“按三种生产能力——资本、劳动和才能来确定人人都感到满意的分配”。傅立叶嘲笑财产公有,认为这是在分配问题上无以为计时被迫逃避的表现。从法郎吉的生产和生活来看,傅立叶也并不反对私有制,他不象别的社会主义者们那样,都把私有制看成是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他自己找到了另外一种根源,那就是现存和以往的种种社会制度,都在破坏自然的和谐,都在妄图改变本来都有好处的人的天生性格。

傅立叶还认为,欧文和以往的那些道德家们都把我们今天的苦难说成是由人类的种种恶习所导致,认为人类只要改掉这些恶习,就能使我们从苦难中得到解脱。他说这完全是文明制度的偏见,是这些道德家们无计可施时编造出来的谎言。欧文的生产合作社也是要妄图除掉人们身上存留的种种恶习,可这事实上正是在与自然相对抗。傅立叶说,文明制度称之为“恶习”的这些东西正是协调制度的保证,上帝绝不会造下一个对他的创造物不利的东西出来。他引用卢梭的话来对此证明,说“从造物主手中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因此,天生斯物必有斯用。文明制度称之为“恶习”的这些东西把文明制度搅得困苦不堪,这正表明文明制度与自然多么不协调,也表现出这些“恶习”的巨大潜能,这个潜能将在协调制度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推动人类社会从幸福走向幸福。

傅立叶的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多么地大相径庭。应该说,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协作(生产)制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在他的这个协作制的社会主义中,平等与不平等是次要的,贫与富也是可以融合的,他希望的是建立一种象蜜蜂和蚂蚁那样完全告本能来支配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

与傅立叶、欧文同时代的圣西门,是法国另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倡导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实业体系取代封建军事体系,由实业家来主导社会政治的又一种类型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由于绝对强调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比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更强调资本与才能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是勉强把它称之为:遗留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社会主义。

在圣西门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从事物质财富创造的广大生产者才是对人类生存最有益的阶级。这个由农民、工厂主和商人组成的实业阶级在社会中应该占据首要地位,因为其他阶级离开实业阶级就无法生存,而实业阶级离开谁都能独立存在下去。因此,合理的社会应该由从事生产的实业家和以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实业发展的人占主导地位,不应由那些寄生于社会的军人、贵族、仕宦、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占主导地位。

在他的《实业家问答》这本论著中,圣西门对什么人是实业家作了明确回答,他说“农民是实业家,工人是实业家,工厂主也是实业家,商人、货运马车夫和商船的海员同样是实业家。……他们构成三个大阶级,这三个阶级叫农民、工厂主和商人。”

圣西门认为,在近代史上的反封建斗争中,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虽然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是相对提高了实业家的社会地位。由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占主导的社会政制并没有彻底改变其封建军事性质,大量的立功将士、世族、食利者和国家官吏依然统治着实业家。这样的政府一样是使人民破产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同样是一个只为寄生阶级的既得利益服务的政府,其国家预算的编制就只首先是为保证这个阶级的享乐,国家的财富也绝大部分是用在与生产无关的方面,而不是象经营工业企业的公司的预算那样,一切是为其生产着想的。

他针对当时欧洲的整个政治变革形势指出,实业体系并不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的,实业体系根本不同于自由体系,指出自由资本主义远不是适于我们人类的理想社会。他号召实业家们尽早觉醒,认清正是实业阶级才是人类社会最有力量和最富才能的阶级,他们应该立即组织起来,用和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对法学家和实业政治的社会地位、历史作用作了一番分析后,圣西门指出,“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总爱把形式当作内容,……认为政治制度几乎多得无穷无尽。然而,实际上只有,也只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封建军事体系和实业体系。”(《圣西门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一卷,第255页)。

这样就不难使我们认清一个政府到底是由实业家组成的,还是由形而上学家依靠封建军事力量强制组成的。前一个政府人人都从事劳动,实业家个个都是理财的好手,因此只需很低的费用就可维持开销;后一个政府由于寄生者阵容庞大,因此要依靠严苛的沉重赋税来维持。国家在这种政府的治理下必然发展缓慢,而在实业家组成的政府管理下发展必然极快。

很显然,过去和现在人类的种种社会制度,都是封建军事性质的消费型政府为其既得利益集团强制制定的。这种制度由于受腐朽的封建学说所囿,即使是抱着为社会造福的善良愿望的统治者,也会“认为保持政权的惟一办法,是养活一切行政部门和大量政府暴力机构的为数众多的官员。结果,只有通过赋税和公债来尽量搜刮人民的金钱,并千方百计防止人民的强烈不满。可见,他们的活动只在于挖空心思地规定和征收赋税。”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为劳动生产阶级即实业阶级服务的生产型的政府。圣西门说,近代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实证科学,已经开创了实业革命,政治经济学就是实业家的哲学,实业家应该掌握和运用政治经济学这门理论,让“一个可能存在的完全平等的体系建立起来,让在实证科学、艺术和实业方面最有才能的人,在新体系下成为最受社会尊敬的人,成为受托管理国家大事的人,即一切才华出众的人,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使他们处于什么地位,都将被这条原则性规定提到首位上来。”实业家们应一举用和平的方式将社会迫切需要的管理活动置于对社会只会起制约作用的统治活动之上,用管理权取代统治权,用实业制度取代政务制度。

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是由生产者阶级运用他们无人可比的管理才能和劳动创造才能,对整个社会施行尤如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一样的社会管理,使整个社会、国家和人民发挥更大的物质创造力,过上优裕的物质生活。

这个社会排斥和取消形而上学者和法学家、意识形态者的政治权利和他们对国家、社会的操控权利以及既得利益,制约法、军警的权利,使他们只能服从人民和真正起到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而不能再去做统治者的帮凶,维护他们非法的统治权。

这种社会类型如果拿来和近代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形成的管理的资本自主主义制度相比,我们到会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体系相比,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但马克思主义还是把圣西门和付立叶的非公有制的社会制度纳人社会主义体系之中。如果是因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理论不同于早期资本自主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有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对其社会生产加以严密的监视,那么从奴役时代的几乎所有社会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特征。

圣西门和傅立叶也并不是以这些特征来作为其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的,他们是本着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他们的国家和全世界都能通过运用他们的理论,建立起能使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社会。这种良好的愿望也许所有的统治者都会有,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但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秦始皇运用暴力推行他一厢情愿的治国方略,给中国人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类似的暴力也给欧洲人带来过痛苦,所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极力反对暴力,一再强调运用暴力方式的愚蠢。

可正因为他们反对暴力,马克思就把他们三人的社会主义称为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认为,不通过暴力,只愚蠢地运用和平方式是不可能使理想实现的。

除开和平这一点,马克思把他们三人的理论称为是他的德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也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肩上的。

为了与他们三人不使用暴力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把他的暴力开道的社会主义加上一个“科学”的冠词,从此,“科学社会主义”或也叫“科学共产主义”这一事物就诞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这个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用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同样也用暴力“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在暴力夺取一切的主张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有一个庞大的暴力理论体系,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最突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是他的“科学”的有别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也正是围绕阶级斗争理论展开的。

在这个理论中,人类社会延续的全部历史被阶级斗争化,人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种类,而是由不同阶级种类所构成。

这个不同构成的划分即阶级划分将人类社会描绘成阶级对立、斗争的角斗场,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炼狱。马克思主义宣扬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谴责人类有史以来由富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号召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地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用暴力剥夺他们的财产和其他权利,将无产阶级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并用无产阶级专政永远压制这些异阶级。

这种暴力剥夺加暴力镇压的斗争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良好愿望是要让天下穷苦人不再受压迫和剥削;但这在鼓动暴力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拥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专政理论的新统治者不可能会比旧的帝王将相显得白痴,会轻慢这种随意镇压异己的超级权柄,相反,他们只会用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暴力方式使社会制度合理、民主的基础被完全破坏,新的专制主欲者又从中有了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使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加残酷。再加上阶级斗争理论将人性用阶级性取代,人类的自然情感也被阶级情感所取代;它使人的良善和恻隐之心在异阶级间的敌对情绪中被冲刷干净,新形成的意识中只有仇恨、暴力、压迫、斗争和虐待。这就使他创立的所谓“科学”社会变得比过去的奴役制社会更加恐怖、黑暗和缺乏理性。

从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初期,就多有对人性的种种野蛮压制作法。太阳城、基督城、乌托邦等都是要靠强制规定人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娱乐来实现,这显然是文明和理性不能接受的。但它们的初衷都是愿望全世界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和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建立。但这个理论只立足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一整套违反科学原理和违背人类自古以来长期在生产劳动实践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交往中形成基本规则的商品、价值、资本理论,并要用阶级专政强制推行。这不但不能使工农大众在他的理论形成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秩序中谋得利益,反而使工农大众在他的阶级专政制度下倍受残暴的压制和剥削。

我们可以想象,基督精神是以慈悲、仁爱为怀的,欧洲就曾经倡导过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们以平等、博爱为基本精神,并身体力行广施仁爱于天下。但是在基督教盛行的时代,在教会把持欧洲政治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一脑子灌满仁爱、慈悲的教士们组成的教庭把持了绝对权力的时候,他们一样做出了火烧布鲁若,制造了长达数百年黑暗统治的欧洲。这就是闻名遐迩,令欧洲人色变和为之羞愧的中世纪黑暗制度。那么,一个用疯狂的专政理论,一个要将异阶级和异己皆置于死地的理论鼓动下的专制制度,将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后果,劳动者们的处境将会如何?

人人可以想象。

象其他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一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以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为依据,提出要用他的方式彻底废黜私有制。但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公有制中多是对生活资料的公有形式大做文章,马克思却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才是私有制的罪魁,而且在生活资料的公有形式上一再重谈他人的老调也会令人乏味,所以他的社会主义总是在生产资料的公有问题上一再回旋,反复指责资本主义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形式,强调生产资料的分化和近代确立的个人财产权才是导致人类社会倒退的最大错误。

为了实现以国家名誉独揽的生产资料专有权,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要用暴力强行剥夺一切私人财产归由他们代表无产阶级接管的国家所有。具体的作法是:l、剥夺地产,当然也剥夺农具,使对土地的使用控制在国家手中,并以此支付国家开销;2、用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强制公债或直接用纸币赎买等办法,使还拥有少量财产的个人全部破产,并阻止他们重新再富裕起来;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4、用国家手段把信贷和交通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这些措施对于生产资料专有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巩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统治权是基于经济权的,只有使每个人都破产,由统治集团统一掌管国内一切形式的资产钱财,才能有效实施这种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庞大理论体系支撑的暴力统治。

也许是人类史上从未从理论上论证这一点的原因,那些容许个人富裕的皇权执掌者个个最终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今天这个理论产生了,欧文先生早就为他们证明:“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罗伯特。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

尽管欧文反对暴力,他的这一论证对马克思的暴力理论的形成也并非重要,但由他首先提出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使马克思主义不得不由衷地感谢他。

我们纵观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史,从墨子首倡理想社会以来,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为人类社会奉献的都是一幅幅没有压迫,人人都互助友爱,大家都过着幸福生活的美好社会图景。他们希望在这样的社会中,靠人人都劳动,互相不欺诈而能有一个丰裕的物质生活。而物质财富如何创造出来一般就都说得很笼统,他们的思想大都集中在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理想化上。马克思转过来,他的思想是集中在对物质生产的理想化上。这一转变使他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完全区别开来。首先,与墨子的社会主义不同,墨子提倡的是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下应互助互帮,贫富强弱应互济互爱;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绝不要这种异阶级的友爱,不要这种富人的慈善,强者的扶助,他要的是占有他们的一切,并把他们强制于被专政的地位。其次,与柏拉图的社会主义不同,柏拉图要求处于社会最高阶层的护卫者们永远保持心灵的金银品质,而把世俗的金银钱财留给一般民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要求掌握国家政权的先锋队高级成员们必须占有一切资本钱财,而把政治思想教育这一修理灵魂的东西留给人民,人民才应该保持心灵的高贵,以抵制资产钱财的诱惑和侵蚀。再次,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不同,圣西门规定实业界的领导者们应当无偿为社会服务,人民对他们的义务劳动付给的报酬就是尊敬。他希望从事政府管理工作的人员能用义务劳动减轻人民的负担,减少赋税对人民的压迫。这样人民才能尽快过上幸福生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劳动,要求人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不计报酬;人民得到的报酬就是“主人翁‘’这一光荣称号。这样,先锋队的高级成员们才能更好的过共产主义生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马克思也并非完全不论及物质生活的社会主义方式,比如他对分配就有一套他独特的见解。

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分配中,由于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它就象自然物产一样本身就存在,供大家共同使用。但生产是社会性的,比不得真正的自然物产,这就使生产的产品最终有个如何分配的问题。按照傅立叶的说法,这种分配不过是个简单的加减法问题,连小学生都难不倒。但这确是一个复杂的应用题,涉及到怎样加减,加上什么和减去什么的问题。

一切都以劳动为准绳。马克思对此拿出了“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强度”这几个运算因数。因为马克思的劳动就等于价值,所以他拿出来的全是“现实劳动”和它的副产品。这样,答案很快出来了。马克思答道:“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这里值得提醒读者(我们在前面也对此讨论过),马克思说的“商品等价物”是指的劳动等价物,是劳动=劳动,而不包括——按他的说法——“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同样,这里的“同量劳动”,当然也就是他提出来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等这类劳动耗费,而不是劳动创造。也或者是,如他所说的,“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同上书)。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不象在对商品的认识中那样幼稚,他在对劳动的认识中还是看到了“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等等这些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必然差别。但他聪明的忘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是与劳动的有效和无效有关联的,一个聪明的高级劳动者,谁能保证他不可能拿出高级而毫无用场的产品呢?同样,一个普通的低级劳动者,谁肯定他不能拿出低级而有用场的产品呢?

由于马克思对商品的理解只是交换,对交换的认识只是劳动。由于商品交换在他看来只能是劳动=劳动,那么在他的社会主义分配中当然也只能是劳动=劳动。还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也就被看成是一种最高级的“劳动”,在他的社会主义中享有最高的物质报酬。这种分配,不得不枉使国民徒费更多的劳动剩余,资本积累必然极为缓慢,而且还往往得以国民素质的下降为代价。

马克思既已在他的社会主义中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又从此以取消个人财产权窒息了国民的劳动热情,在产品的分配中又将劳动剩余大量的消耗在意识形态和政权巩固上,不去用于与财富创造有利的方面。这种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形成全社会劳动剩余被大官僚完全占有,生产资本被官僚主义运用的格局。它比较那种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资本运用方式,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种资本的官僚主义运用方式,比较资本在奴役时代的运用方式还更加无能,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对国家的富足和繁荣相比更落后。因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一个国家的繁荣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说,只能是没落的社会主义。

自从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特别是劳动所得和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的制度建立以来,它所激励起的劳动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到今天,它已在逐步的管理化进程中有了更新的改观,一个管理的资本自主主义制度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实际上早已取消了财产绝对私有这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确立的政治原则,资产拥有者对共同生存资源的抢先占有和因财产权形成的对他人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侵犯正逐步被消除。社会组织在这个时期更加纯一,更加鲜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杂乱状况已经根本改变。一个近似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推行全面管理化的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的新加坡、日本等国基本实现。因此,中国人不应该把社会主义认识停留在马克思的牛角中,以使整个民族的前程系于一危涯之处。

今天,随着世界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发展,世界经济已经置全球社会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状态下。以后的发展尽管有向着管理化和组织化的趋势,但必然存在适者生存的严酷现实,并随着地球资源和人口双重危机的加剧,生存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灿烂文化,只能归功于我们祖代的业绩,它一方面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作为,另一方面只能证明我们后辈已何等堕落。如果我们还想重新领先世界,那就只有象我们祖先那样去劳动和创造,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可是,在中国的旷野上,一个声音还在喊叫着:坚持幽灵的道……

作者文集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