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早上5点半,我还在睡梦之中,有人按响了我家的门铃。我和妻子刚穿好衣服,就闯进来十五六个人,有的穿警服,有的穿便衣。其中一个穿警服的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要求他出示工作证。他拿出国家安全部统一发放的证件。接着向我宣读北京市国安局的传唤令和搜查令,宣称我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要对我实行12小时传唤,并且要搜查我家。我要求当着我面搜查,以免他们抄去完全不相干的物品。经过一番争执,他们说,有我妻子在场,所以一定要我先走。

两名警员把我夹在一辆黑色轿车后座中间,行驶一个多小时,进入北京郊区的一处机关审讯室,由一女二男两名警员审问、记录。他们除了问我个人的基本情况之外,整整一个白天,主要是围绕有关编印《何家栋文集》的事对我反复审问。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也就是这件事了。我当场表示,此事与“危害国家安全罪”根本不沾边。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行政法规也没有一条禁止公民自费印制自己的文章赠送亲友。你们动用警力,使得何家栋没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文集,我感到莫大悲哀!而且你们有罪推定,抄我的家,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何家栋先生是在前一天中午与世长辞的。听他的女儿说,上午他神志清醒的时候,还在期待着看到原定上午就要送到的文集。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警方此前己经对印刷厂动手了!

我认识何家栋先生已经十年了。他是我最敬重的长者之一。他十五岁投身抗日,青年时代为革命出生入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好日子没过几天,从1952年五反运动就被开除党籍,前一个冤案刚刚甄别,第二个冤案接踵而至,夫妻双双打成右派,前后挨整将近三十年。右派改正以后,曾担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经济学周报》总编辑、《战略与管理》顾问,《改造与建设》网站法人代表。越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活跃,视野越开阔,从历史到未来,从中国到世界,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在他的思考和关注之中。他不但对国内国外各种流行思潮,一一进行独立的梳理和批判,同时对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提出了大量富于建设性的创见。他的文章明快简洁,深沉而有几分幽默,别具一种智慧的魅力。在一些熟悉他的中青年朋友心目里,他和李慎之是具有同样份量的思想领军人物。

李慎之去世以后,家人在香港出版了三卷文集。而何家栋则无书可传。其实,他晚年的文章数量比李慎之还多,我读过其中一些,不但感受到巨大道义力量,同时感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将来人们研究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史,何家栋肯定是绕不过去的。朋友徐晓研究当代书信,记得她曾问我有什么精彩的书信可以推荐。我说,你知道顾准和陈敏之的通信的历史份量。当今活着的人书信,我只见过何家栋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有顾准之风。当然,读过这些文字的人很少。许多认识何家栋的人,往往只知道他是一位资深出版家,不了解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何先生在1950年代初,就一手创办了中国工人出版社。经他之手,不知使多少作者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但他自己却没有出版过一本个人的专著。勉强说有,只有前几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李慎之何家栋文章合集《中国的道路》,算是有他的一半。晚年的何先生并不是不想出书。2000年以来,他多次和我谈过出书的愿望,也给过我《无妄斋随笔》的打印稿,让我联系出版。我甚至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朋友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编辑一生职业成就的标志,就看他能不能至少出版一种传世之作。何家栋先生的文集,就是传世之作。这些编辑朋友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也有人尝试为之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直到今年6月初,我突然得知,医院已经诊断何先生是肺癌晚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何家栋晚年的思想、著作和言论,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如果他不能在生前将自己的著作编成文集,将给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留下永远的遗憾。历史是我的专业,当代思想史是我关注的重点,尽量减少历史的遗憾,是一个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于是,我去何先生家看望的时候,再次和他谈起编辑出版文集的事。何先生最初并不清楚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医生已经判定不久于人世。他说,自己满意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写出来再考虑文集不迟。夫人陈蓓知道他的病情,表示应当抓紧给老伴印个集子。后来,何先生也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于是请朋友和子女参与文集的整理定稿。最初他说,不必称文集,称评论集就可以了。我说,文集就是文章的汇集,青年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文集,您都80多岁了,称为文集有何不可。随着他的病情恶化,往往痛苦得不能入睡,但还是强打精神,修订文稿。他的一只眼睛早已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只好让女儿念稿子,由他口授修改意见。他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所以对文集倾注了最后的全部心血。

何先生也清楚,在目前环境下,他的文集在大陆任何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几乎无望,于是决定,自费印刷,以非卖品的形式馈赠亲友。他夫人说,这不能算出版物,只能算是印刷品。我想,就算是印刷品,只要能够在他生前印出来,也算是对何先生的告慰。更重要的意义是,文稿一旦变成印刷品,哪怕只是少量印刷,分赠亲友,中国思想史这一页华章,就不会被历史的风尘埋没了!

在此过程中,一些认同何老的朋友,义务劳动,帮助何先生完成了编辑、设计等必要的工作。认同何老的知识界人士如铁流、章怡和、徐友渔、王康、李大同、卢跃刚、秦晖、吴思、崔卫平和邵燕祥等先生也表示,愿意捐资帮助何老实现最后的心愿。然而,尽管朋友和亲属不事张扬,低调做事,何先生最后的心愿,还是被警方无情地击碎了。

今年春天,发生《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之后,曾经读到叶廷芳先生在全国政协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他说:“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思想大国,我们有过春秋时期思想家群星灿烂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相当程度上是由他们为我们奠定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科学文化的非意识形态领域都出了一些世界顶尖级的奇才,如新近去世的发明家王选、体操王子李宁、钢琴王子朗朗等,唯独在思想领域没有产生过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没有这样的思想家就意味着我们还缺乏跻入世界强国之林的软实力,没有这样的软实力还将导致国内民族凝聚力的缺乏和民族智慧的衰退。”我完全赞成这种看法。光有莺歌燕舞,没有目光远大、洞见古今的思想家,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顾准,还是李慎之、何家栋,他们都是特定时空的思想沙漠里的先行者,放到当今世界思想格局之中,他们的思考不过是结合中国的情况说出了一些常识性的道理。然而,新思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新一代思想家要在这片土地上发育,只能从恢复常识起步。如果连表达常识的权利也被封杀,批判的武器总是遭遇武器的批判,中国重现思想大国的辉煌,将永远成为梦想。

有意思的是,审讯笔录完毕,我坐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上级发话,让我回家。一位参加审讯的警员居然和我闲聊起文字狱的问题。他说不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政权不对言论和出版有所限制,才能维护国家安全。我告诉他,何家栋的文章,不但与危害国家安全风马牛不相及,他所追求的,正是如何让中国长治久安。我毕竟是学历史出身,对历史知识还是了解一些。我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能说文字狱搞得不厉害,但秦朝不过存在了十几年,二世而亡。我当时甚至想起了廖沫沙的名句: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但我又想,和他们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还想教训我: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不管这些事,不能保证社会稳定。我知道支配他们意志的就是这种逻辑。我告诉他,影响社会稳定的不是我们这些想发议论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弄得民不聊生的贪官。你看如今发生的群体冲突,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官员贪渎的恶果?既然政府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能不让人说话。和者,有口要吃饭;谐者,大家要发言。吃饭问题固然重要,光解决吃饭问题是建不成和谐社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我一直在研究当代中国的民间思想史。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林昭、王申酉,这一桩桩血淋淋的文字狱,我都再熟悉不过。我不是勇士。早三十年,我既没有这些思想先驱的觉悟,更缺乏他们的勇气。我想做的事,不过是想在现有的格局下,让我尊敬的长者思想不致失传,让我的一些朋友多少能够享受一点公民言论出版方面的宪法权利。我并不幻想中国在短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只希望能够有所进步,起码不要倒退。如果因为做这点事,就对我又是传唤,又是抄家,把我从民间思想的研究者变成民间思想史的当事人,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何况我相信,现在已经不是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林昭、王申酉的时代。

谨向几天来关心我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观察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