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严格地说，唐德刚先生的这两本集子已算不上是新书，其中大半的文章我在199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的《史学与红学》中读到过了，不过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的只是恢复初版本的本来面目，恢复了胡菊人的序言和他本人的自序，分门别类，也比华东师大版的一锅煮要清爽怡人。何况唐氏文风娓娓道来，诚恳真挚，所以，每次拿起唐德刚的旧书来，也总能兴致盎然地读下去，有一种阅读的愉悦和轻松感，如果说他这一路的文字常读常新的话，那么这两本书当然就是新书了。
在中国近代史的口述历史这方面，唐德刚可以说是一个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执笔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和他参与的《顾维钧回忆录》等，就是他对史学的重要贡献，这些硬梆梆的作品使他成为这个新领域巍然屹立的一座高山。诚如他本人谈口述历史时说的，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就成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的回忆录，本人口述只有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大陆这些年也颇重视口述历史，不过说实话我们很多所谓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充其量只是口述史料罢了，还算不得真正的口述历史，因为往往缺少详实可靠的考证补充。
但是，唐德刚在自己的祖国之所以赢得名声、为大众所知靠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通俗性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随后有《袁氏当国》、《毛泽东专政始末》等。客观地说，后者只是他的“业余”之作，前者才是他的扎硬寨、打死仗、下过死功夫的“专业”，属于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扛鼎之作。他的汉语读者何以喜欢他写的历史，其原因只有两个字——“好看”。他的笔下没有教科书式的一本正经和刻板，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更不同于时下中国盛行的学院派文字，板着学术新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他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说点题外话，和现实作些比较，插浑打科，开开玩笑，融入了中国传统说书人的风格，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唐氏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接触过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亲身经历过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他用另外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替代的汉语，来讲述他祖国的兴亡、悲欢与荣辱，其中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能不好看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仅仅“好看”当然是不够的，包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风行一时的作品在内，与他在口述历史上下的功夫不同，这些通俗作品最初都是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连载，在史料的使用上不够严谨，有些史实未查对出处，仅凭印象、记忆信笔写下，所以错漏处时有发现，当然一般对中国近代史并不熟悉的读者是发现不了的，他们只知道唐氏的书好看，其他的一起是统统不管的。要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无论多么超强，终究没有绝对的可靠性。不时散落的小差错，如同美人脸上的斑点，这一缺陷使唐氏的好书打了一个折扣，真是无比的遗憾。这一点，也许与他的史学观点有关，他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能诗善文，当年办过文学期刊，出过杂文集，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自己明白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点见证。《史学与红学》中还收入了他的一篇演说词《小说与历史》，他试图找到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曾写过一部英文《民国史》，长达上千页至今未付印，出现在他笔下的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他指出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所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
由此我仿佛明白了，唐德刚先生常常是将历史当作小说来写的，他漫步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只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这不仅是富有启发的一家之言，而且和他历史作品的“说书”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