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先生在最近的大作《“腐败”文化》中直言,与时俱进的贪官们在腐败规模、腐败层次、腐败方法及应对策略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他列举了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黑帮化等几个特点,都是传统的官场腐败中所不具备或不是兼而有之的,无论是哪个朝代,多么腐败的年代,都无法与之相比。我曾说,这是“腐败现代化”。在老大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的现代化走在前列,其他的现代化严重滞后,由于腐败无所不在,在全社会每个角落迅速蔓延、渗透,日子久了,人们也就日益麻木、见惯不怪了,出现了严重的“审丑疲劳”,渐渐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把腐败当作常态,不腐败反而让人别扭、不正常。这又反过来为“腐败现代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现在沙叶新先生直截了当地喊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中的这句歌词绝不是危言耸听,按“腐败现代化”的效率,继续下去,这个民族还会有什么希望吗?

如何才能遏止“腐败现代化”?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只要一点常识、一点良心就够了。现在,中国最缺少的就是直面良心、坚持常识。在那些将赤裸裸的利益奉作唯一法则的人们看来,良心当然是一钱不值的,不能带来房子、车子、票子,更不能带来飞黄腾达、一夜暴富,在他们心目中,良心是多么虚无缥缈,甚至有点儿可怕,拒绝良心,于是成了他们中的时尚,良心太落伍了、太不“现代”了,在“务实”心目中,谈论良心几乎成了羞耻的事,一件引起同类笑话的事。常识也是一样,为了给自己的选择寻找理由,聪明人一定会编织出一套又一套漂亮的说辞,似是而非,深不可测。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背对良心、回避常识,无论学者搞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无论意识形态官员提出多么美丽诱人的口号,无论最高当政者下多大的决心,也都不可能真的找到对付腐败的有效方法,走出一条反腐败的新途径。然而,只要从良心出发,从常识出发,“腐败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李锐老人在88岁时做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沙叶新的文章中也说得很明白,反腐败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这是举世皆知、不言自明的常识,早已为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实践反复证明,还需要什么论证,需要什么讨论吗?这条路,早走比晚走好,早走,走起来一定会顺利得多,晚走则将付出更沉重甚至不可预测的代价。这一点体制内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良心老人早就洞察,包括李锐先生、朱厚泽先生、胡绩伟先生、吴南生先生以及刚刚去世的林牧先生、何家栋先生都曾一再地发出呼吁,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不久前,年近九十的李锐老人还在一个公开场合呼吁“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痛言,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宪法四十四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公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简而言之,老人的声音不过是良心的声音、常识的声音,背对良心者可能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在一切有良心的人那里,这些声音一定会引起共鸣,对夕阳中的老人产生敬意。

我深知,面对强有力的“腐败现代化”趋势,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人(无论是普通的还是有特权的)都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一种刻骨铭心的挫折感,一种深入肌肤的无奈感,好象什么力也使不上,就算你个人想努力,想拯救自己的良心,想为这个民族做点有益的事,也无从着手,无处用力。仿佛这是一种难以更改的宿命,年复一年,一个有过悠久历史的民族就将这样一天天腐烂下去,甚至没有人知道,烂到什么程度才是一个头。“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繁荣鼎盛、一片娱乐的海洋中,我时不时地想起这句话来,也许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一个时代廉耻丧尽,权贵大款正在真实的酒缸肉林中醉生梦死,小资白领正在虚幻的娱乐中朝朝暮暮,拥有羞耻感本身也许就是罪过,清醒也许就是一种罪过,不加遮掩地说真话更是一种罪过。但我依然不相信,这个民族将永远沦陷在没有廉耻之中不能自拔,我不相信,希望之神已彻底远离中国。至少,我们还有那些燃烧着最后生命的可敬老人们,他们不光包括了上面提到的体制内民主派老人,还包括许良英先生、张思之先生、戴煌先生、蒋彦永先生……我们还有沙叶新、贺卫方、肖雪慧、秦晖、崔卫平、徐贲……等能够洞察时代真相、直面真问题的知识分子,在媒体的视线之外,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散落在各个角落、严肃地思想着并具有行动能力、热情的普通青年……我们的心脏还在跳动,我们的脉搏还在起伏,我们还没有停止思考,我们还有说真话的勇气和冲动。

对于狭隘的现实政治、那种以分配椅子为指向的政治,我个人一向毫无兴趣,对于形形色色飘飞的旗帜,无论是什么颜色,我都保持了高度的警觉。我在意的是——这个民族还能不能从“腐败现代化”的迷途知返,重新踏上文明的正道?我在意的是——这个经历过一连串大劫难的古老民族还有没有可能自我更新,摆脱成王败寇的周期律?我在意的是——这个曾经出现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的民族还没有未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做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着,并为了这个简单的目标不断努力。我想起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还有爱因斯坦说的——“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对此,翻译过《哈维尔文集》的崔卫平已说得如此清晰:“政治应当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回到广大、丰富乃至无限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去;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生活世界中去;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类生活的世界在前,而政治在后;不是政治引导生活,而是生活引导政治。……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

回到生活,在我看来,也就是回到常识、回到良心,从这两个最基本的支点出发,终有一天,什么样的“腐败现代化”都会像纸糊的巨人一样轰然倒塌。虽然我深知,处今时今日,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也做不成,但我们至少还可以将自己理解的、思考的点点滴滴说出来,并且说明白,是的,你可以说这样做无济于事。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曾引用过诗人米沃什的几句诗:

“在这漆黑、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

尽管世上没有人知道,哪块滚落的石子翻个身会导致最后的雪崩。

2006年10月18日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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