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第二届崇基基督教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中，面对崇基神学院学生会的演讲）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在一个“不和谐社会”里，当如何写作？
我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中——是“和谐社会”还是“不和谐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黄金时代，还是最糟糕的黑暗时代？每一个人都会有其不同的答案。我先不说我的答案，我先介绍一则最近发生的新闻。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触目惊心的新闻报道：《男子为惩凶携存放六年女儿尸体爬上北京广告牌》。
据目击者葛先生说，早上八点半，他上班路过北京市朝阳区京广桥时，看见这名男子站在一个高约三十米的广告牌上，还有一件红色的孩童衣服挂在上面，衣服里有一些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个孩子，但没有看见头和胳膊。“那男的双手捂着头，趴在广告牌上，时而用手轻抚这孩子形状的东西，表情很是痛苦，还不时往下撒些白纸。”现场的红庙消防队队员和呼家楼派出所的民警均向记者证实，挂在广告牌上“孩子形状的东西”其实是一具小孩尸体，该男子是背着这具尸体爬上这块广告牌的。
在广告牌下，记者看到该男子撒下的白纸是一份遗嘱。在遗嘱中，该男子声称，自己名叫李恭建，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孙付集乡后桥楼村的村民。挂在广告牌上的尸体是他女儿，名叫李美妮。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家人突然发现年仅四岁半的美妮不见了，于是到处找寻。两天后，他们才在村北的一机井中打捞出李美妮的尸体，经法医鉴定为他杀。后经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侦查认定，同村村民李某某为嫌疑犯。经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李某某被判处死刑。此后，河南省高院两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终，李某某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其他三项罪名。
李恭建认为真凶没得到应有的惩处，拒绝火化女儿的尸体。这位贫穷的农民从牙缝里挤出几百块钱，购买冰柜冷冻女儿的尸体，并为此长期支付昂贵的电费。冤有头，债有主，这位倔犟的父亲，五年来什么事都不干，就为给一个问题寻找答案：到底谁杀死了女儿？当所有的手段都用完了的时候，李恭建最终下定决心到北京去，并选择了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己、也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事发后，消防员、民警等人员赶往现场。早上九点二十分，消防员马上在李恭建所在位置的垂直地面放置气垫，还加紧启动云梯以备救援，民警则把现场封锁，一百多名行人在警戒线外驻足观望。十点，一名民警在消防员协助下坐上云梯到广告牌上和李恭建谈判。经半小时谈判后，他终被民警说服，愿意下来，随即被民警带走。十点三十五分，消防员再次坐上云梯把挂在广告牌上的尸体取下交给现场民警。第二天，我在后续报道中看到这样的消息：小女孩的尸体已被火化、李恭建携带骨灰返回家乡。
这则新闻经过弱化处理之后，出现在专门发表社会奇闻的版面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发出这样的追问：“究竟是什么鸣冤申诉机制，使底层人民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控诉他们生命中遭受的毁灭与不幸？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和舆论空间，使底层人民要上广告牌，要一死表白？！”这样的追问不可能在任何一家传统媒体上发表，也不可能由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和学者发出来。
我无法面对这位从河南到北京千里背尸的父亲，李恭建最终还是未能找到他所渴望得到的公义和真相，但这已经是作为父亲的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我更无法面对小女孩李美妮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骨灰，从尸体变成骨灰，这是父亲惟一的收获。正如一位网友写下的哀歌：今天，“让我们哀悼，那蒙昧的时代，那如星的世纪”。（聂鲁达《马丘比丘》）今天，让我们为这个在冰箱里冰冻两千多天的小女孩李美妮哀悼，愿上帝的爱眷顾她和她的父亲，愿她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当她远离这个悲惨世界的时候，让上天的闪电和雷声宣告那人世最后的罪恶。李美妮，愿她和那些在贫穷绝望、冷酷无情中死去的孩子，以及在克拉玛依大火中逝去的孩子们一样，在天堂里能有欢笑。
这个时代的繁荣昌盛，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换取来的。当局大肆宣传建设所谓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却与李恭建和李美妮们的血泪交织的命运无关，他们被作为“不和谐”的因素清除掉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对父女无比悲惨的人生经历，就是今天中国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李美妮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密切关注，因为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新闻发生，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已经产生了视觉上的和心灵上的麻木。大家倾向于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也只是一介小民而已，我改变不了这一切，既然存在就是合理，那么我们的日子还得照旧继续下去。圣经中说：“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十一节）当利益压倒公义的时候，我坚持认为，一个有起码良知的写作者，不能背对这样血淋淋的现实，不能对其置身事外、无动于衷。然而，我发现，在表面上红红火火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中，这样的现实几乎得不到任何的表现。
作为知识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作家和学者们已然成为既得利益群体。海外学者陈奎德分析说：“中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被迫在实践上迅速拥抱资本主义，全面启用权力去兑换金钱，并向国际主流社会示好。在中共权力寻租的历史过程中，为减少阻力，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巩固高压下的社会秩序，权力精英调动资源，分一杯羹给部分企业家和部分知识精英，从而结成了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利益集团的神圣同盟。中共所谓‘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但是三精英集团在联盟中地位并不平等，权力精英高踞其上，予取予夺，知识精英无非是被赏一碗饭而已。所以，称之为权力与资本的神圣同盟是较为合乎实际的。”尽管分得的只是一部分“残羹冷炙”而已，但对于在毛泽东时代长期“穷怕了”的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是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为了继续享有这点利益，他们不惜放弃良心、拒绝责任，成为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
在此背景下，今天的知识分子基督徒当如何写作和思想，如何实践神所赋予的文化召命？我们能否像先知阿摩司那样斩钉截铁地宣告“要使你们唱歌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像先知那样指证罪恶
李恭建和李美妮的故事释放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正如陈奎德分析的那样：“在这一政治变迁中，中共赖以夺权的意识形态招牌——工农大众，被牺牲掉了，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上告无门绝望愁苦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它对社会公平的颠覆孕育了躁动不安的地底岩浆，随时可能喷涌而出。”更加可怕的是，即便是那些具备基督徒身份的知识分子们，对这样的信号仍然冷淡处之。没有人能够像先知那样发出声音来，主流知识精英大都成了庙堂上的文士和君王的附庸，他们批量地制造着谎言。于是，“十几亿国人习惯于‘生活在虚假’之中，这在道德上严重败坏和毒化了全民族的基本伦理，毁掉几代人的道德良知，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精神后遗症。”
“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节）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国度，神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中兴起一批先知来。他们必为国族发出警示，他们必为同胞指出正道，他们不畏民众的千夫所指，也不畏君王的雷霆之怒。
中国自古便缺乏先知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未知生，焉知死”，并不关心灵魂的归宿问题，考虑的重点乃是此岸世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学得帝王术，买与帝王家”。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精神上和人格上的独立，从来不敢放弃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习惯于处庙堂之高，而难以处江湖之远。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未能与民间社会建立起一种血肉联系，他们所标榜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不过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罢了。即便是“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也像丧家之犬一样奔波在寻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孔子教导弟子们说，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有理性的话，便可以出来做官，辅助之；如果统治者毫无理性，那么就只好隐居了。但是，罪恶的泛滥和肆虐，谁来批评和指证呢？
先知便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是领航员，首先看到不远处的礁石；他是好牧人，带领羊群脱离虎口。他所说的话，人们一般不喜欢听。但人们如果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一定会收到荣神益人的果效。亚伯拉罕？赫瑟尔指出：“先知是一位与社会抗衡，抨击社会习尚和谬思，诅咒一切自满自任和苟同的人。先知常被催逼宣告与他心中相违背的事理；他基本的目的是要人与神相和好。为何两者需要和解？或者是由于人类错解了自主权，滥用自由，极具野心及专横的傲气，终致拒绝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先知是把属神的生命带进世界的中保，先知把神的话带进所处的世界，使一切事物产生彻底的改变。
研究旧约神学的泰斗威廉？端力斯在《认识旧约神学》一书中指出，圣经中的先知传统肇始于摩西，整个先知传统的基础乃是西乃山之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特别的呼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摩西与神相会之后，返回百姓的群中。“先知之站在众人面前，就如一个人被造站在神面前一样。”（《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摩西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先知被神所兴起。他们经历了神的呼召，代神发言。
先知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经历到神的圣洁，使他们对百姓所犯的罪痛心疾首。他们毫不畏惧地与“大众”和“人民”为敌——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抽象的“人民”的概念取代了神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人都必须服膺和匍匐于“人民”之下。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代言人的，则一定是某个“光荣、伟大、正确”的领袖。然而，领袖通常很快堕落为独裁者。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最为虚妄之处。在先知们看来，“人民崇拜”也是偶像崇拜之一种。“人民”未必就站在正义这一边，一个人不可能因为加入了“人民”的群体之中便获得了无罪的赦免。当以色列的民众满足于形式宗教、满足于各种仪式和礼节的时候，当他们热衷于偶像崇拜、忘记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先知告诉他的同胞们，他们只有凭借心灵和诚实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先知的用意远超乎对形式宗教的批评；他乃是直指整个问题的核心。宗教所表达的，是人与神的交通；经过个人的体会，使人亲自作决定并且完全降服于神；宗教最终带来的是一个正直的人生，先知告诉人民：“你们要洗濯，自洁。”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需要。
真正的先知经常不顾自身安危，勇敢地批判王制。宗教在王治时期已失去其活力；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先知已变成朝廷的家臣，先知所独具的改革精神早已失落。他们跟着宫廷的祭司，着重外债的礼仪而失去内心的顺服，目的只在维持现状。他们求王的悦纳，而不求神的悦纳，因为他们认为王近在眼前，而神远在天边。他们带给百姓虚假的信息，如同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电视主持人和御用作家们所做的那样，这些人士无视当代无处不在的腐败、危机与邪恶，却致力于打造出“太平盛世”的虚假图景。他们的话如同鸦片，如同麻醉剂，让百姓如傀儡般“娱乐至死”。但是，先知耶利米却无比严厉地指出：“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先知的宣告既不利于君王所珍惜的“稳定”，也揭穿了那些御用文人的把戏，他像牛氓一样迫使大家面对可怕的现实。先知的宣告具有颠覆性，如闪电一般划破黑暗的世界。宫廷祭司亚玛谢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发人都国王耶罗波安的面前，诋毁先知阿摩司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司书》七章十节）亚玛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讨好国王耶罗波安，才如此告密。但他也说出了部分的事实：对于那些全然败坏的君王和百姓来说，确实“担当不起”那掷地有声的“神的话语”。先知耶利米把这类从神而来的话比喻位打碎磐石的大锤。神所发出的话，是从来不会徒然而返的。
先知的眼睛具有穿透历史迷雾的能力，先知的心中具有捍卫真理的勇气。既然经历到神，他们能无惧地面对君王而直言：“你就是那人！”那君王或是百战百胜，或是心黑手辣，或是奢侈淫乐，或是苛政猛于虎，惟有先知敢发出让君王胆战心惊的预言，虽然就社会地位而言，先知卑微贫穷如乞丐一般。但先知因为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勇气，便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如拿单直斥大卫与拔示巴所犯的罪；后来阿摩司在北国抨击社会的不公；何西阿力斥当时信仰上的混淆和错谬；在南国的以赛亚指责徒具外表的宗教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公。此外，又有弥迦攻击错误的宗教与罪愆。
在圣经中的十七篇先知书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群明光照耀的先知：他们对罪是如此的敏感，对公义是如此的坚持；他们对君王是那样的严厉，对百姓又是那样的怜悯。他们从尘土中崛起，却比君王更加高贵。
从“逍遥”走向“拯救”
今天的中国据说有七八千万的基督徒，却没有出现一个先知式的人物。没有先知的出现，信仰就难以真正复兴。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头像被印刷在人民币上，暴力和金钱在此重合在一起。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乃是撒旦精心安排的计谋，让百姓的心思意念都围绕着这“金牛犊”，而远离耶和华，远离真理。当大部分同胞都在肆无忌惮地拜偶像，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和纪念堂中的尸体顶礼膜拜的时候，没有先知站出来斥责这巨大的罪恶。那些受捆绑和压迫的基督徒们小心翼翼地说，那是政治，不要去碰，要顺服掌权者。当法轮功等异端勃然兴起，且大肆胡乱引用圣经话语、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没有先知站出来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当如此行，神的忿怒将降临到你们头上。某些基督徒甚至认为，我们要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却偏偏对法轮功修炼者对李洪志的个人崇拜视而不见。这是何其的危险！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谴责的那样：“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三节）
今天，神在中国拣选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基督徒，这是神对中国这片不配的“神州”的怜悯与祝福。在今天的中国，既需要一批神学家和宣道士，更需要一批先知式的人物。中国的基督徒们再也不能继续沉默下去了，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的基督徒们再也不能与罪同行了，罪压得每一个人都弯了腰，都在痛苦地呻吟着。因此，先知言说那从神而来的话语，乃是让百姓摆脱撒旦的捆绑，因真理而得自由。
此时此刻，真理必须重于策略，勇气必须战胜恐惧。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彻底谦卑顺服下来，让我们尊奉神的启示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先知的职分是不能推卸和拒绝的，先知的责任是改变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心灵，树立全新的道德和伦理。中国文人习惯了“逍遥”的人生方式，在被神拣选之后，才可能仰望苍穹，履行“拯救”的计划。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论述了中西文化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审美之路与救赎之路的不同选择。“一条是审美之路，它将有限的生命领入一个在沉醉中歌唱的世界，仿佛有限的生存虽然悲戚、却是迷人且令人沉溺的。另一条是救赎之路，这条道路的终极是：人、世界和历史的欠然在一个超世上帝的神性怀抱中得到爱的救护。”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和文人仍然在“逍遥”的脉络中鬼打墙，未能勇敢地承担起“拯救”的使命来。他们陷入到自恋的小天地之中，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可悲的处境。
我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写作和批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个基督徒作家在今日中国所必须承担的文化召命。从“逍遥”走向“拯救”，不仅是我个人信仰历程里的蜕变，同时也是我写作方式的转变。十多年以前，当我在北大的图书馆里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的时候，我便将自己与黑暗的关系放在一个最为显著的位置上。我自己认为，许多读者也认为，我是以黑暗的对立面、以抵抗黑暗的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但是，我在漫长的写作生活中日益发现，如果是出于人的虚妄和傲慢，将自己看作与黑暗对等的存在，那么在这场与黑暗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之中，自己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变成黑暗的一部分，黑暗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同化力与惯性。就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个英勇的黑武士，他本来是一名属于正义一方的战士，后来不知不觉地受到黑暗的引诱，逐渐蜕变为黑暗王国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深思和反省。
在二十世纪的前辈作家中，我曾无比推崇鲁迅。后来，我逐渐发现鲁迅的道路其实并没有出路。鲁迅不是先知，鲁迅亦是一位找不到希望和光明的被伤害者。鲁迅曾用“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八个字来概括自己，其实在他的思想里，属于托尔斯泰的少，属于尼采的多。在本质上，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光明的到来不抱任何希望。鲁迅在散文诗集《野草》中说：“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他认为，自己的存在仅仅是跟黑暗捣乱，让黑暗不那么顺顺利利地黑暗下去。这样的写作，后来便成为一柄双刃剑，虽然能杀伤那些黑暗势力，但对自己的心灵也造成莫大的伤害。所以，与其说鲁迅是因为肺病而死的，不如说他是死于心灵的虚无和绝望。
我们不能再走这样的末路了。二零零一年，在我走向信仰的转折点上，曾写过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香草山》。在这本书的封底我写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我意识到，作为光明的儿女，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如果我们时刻与神保持亲密关系，我们就不是一种与黑暗平行的存在，我们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黑暗。因此，我们的思想和写作，要向先知的职分看齐；我们的思想和写作，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揭露或者批判黑暗，乃是让光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
我深知，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文学艺术，乃是充满大智慧的文学艺术，乃是揭示冷峻的真相的文学艺术，乃是传播爱和怜悯的文学艺术，乃是展示灵魂的求索的文学艺术，乃是指向永生盼望的彼岸文学艺术。简言之，就是十字架的文学。如果说此前我是凭着血气，以文字为武器独自作战，那么今天的我则是耶稣的精兵，“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我的这一转向，许多读者都不能理解。有人批评说，余杰不再锋芒毕露了；也有人批评说，余杰现在的作品没有以往的作品那样痛快淋漓了。但是，他们未能理解，爱与怜悯的价值，远远高于愤怒和仇恨；一个写作者有了真理的装备，才有必胜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基督徒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召命。我曾在《方舟》杂志的创刊号中写道：“两百年来，虽然福音东传，但基督信仰和基督价值仍然未能成为中国社会多元信仰和多元价值中的重要的一元，更遑论成为一种主流的信仰和主流的价值了。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传道人和教会严重地忽视了文字事功，在创作基督文学、基督音乐、基督绘画以及学术研究方面长期停滞不前。除了那些简陋的福音单张之外，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像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文学巨著，没有像莫扎特的《安魂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辉煌乐章，没有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菲尔的《圣母像》那样的不朽画作，没有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样在神学上继往开来的大师，没有像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那样在国家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力挽狂澜的历史伟人。”
因此，文化拓荒乃是基督信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前奏。若今日开始辛勤播种，明日必会得到神无比丰富的赏赐，如圣经中所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因此，满怀怜悯地伸张公义乃是基督徒必要打的一场美好的仗。尽管“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五节），但黑暗的拒绝并不能否定光的到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以弗所书》五章八节）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就没有希望；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如圣经中所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也是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们的思考、写作和批评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求神赐予我们指证黑暗的勇气与能力，求神赐予我们领受和传播真理的智慧，我们当像保罗劝诫的那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至十六节）
——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至十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