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自由主义跟新左共聚一堂时，经常会指责对方忘了重大的中国和世界问题、命题。辩护当然也是以我们并没有忘为主调，我们早在哪一年在哪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一问题，如此。有一次，林毓生主讲的讨论会上——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见林先生，大家又为立场认知吵起来了。有人“检举”或“揭发”新左们不反专制，我看到殷海光的高足，一位慊慊君子样的老人，他本来口才一般，似乎思胜于言，口讷讷若不能言，这时忽然声调刚硬起来，“这成什么话？怎么能这样？专制不反还做什么学问……”大概如此。然后是沉静。
汪晖发言了。汪晖很会说话，他的声音不高，但非常或相当地逻辑有力。汪一说话，大家就仔细地听。这让人印象深刻。汪晖说的是，他没见到谁不反专制，没有人跟民主作对，今天的世界就是暴君、独裁者都不敢公开地说反对民主了。民主专制并不是什么问题了。重要的是，在今天，有更多细碎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比如淮河的污染，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是多么严重。我们开过几次研讨会，专门研究这些问题……
我当时听了汪晖的讲话，非常或相当地佩服，以至于秦晖发言时反而记不住秦晖的要点了，印象中似乎秦晖是笑着回应了汪晖。当然，今天想到汪晖致力于发展主义的问题解决，涉及治理的革命，似乎他还是没料到有人确实公开地反对民主，像蒋子、康晓子（应该区别于康子康有为那样的儒者）等人那时还没像今天这样亮相。
我有时候想到我的知识界朋友，不免叹息。他们做学问很有些做得“往而不返”的意思，不知道他们是真傻还是假傻？林毓生是对的，再高深的学问都建基于平易健康的人性之上；否则，所谓的学问无非是自欺欺人，而欺人，在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永远欺下去。
我读北岛《时间的玫瑰》，里面谈到洛尔加，这个诗人似乎不喜欢民主社会，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北岛写道：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我觉得洛尔加至少是诚实的。他敏感到在民主社会，很多事需要自己动手，亲身参与，需要DIY.这也是现代文明中公民之为公民的要义。但我们的知识人却似乎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女佣、保姆，有的知识精英甚至带着太太孩子度假时，也会带上保姆同行，以方便提供服务。如此对同胞的“贱民”状态熟视无睹，也算是汉语人的一大奇观。劳动力价格之便宜，甚至成了精英们得意的理由，他们所谓的繁荣崛起和“清洁的精神”。
云南的尹杰说起搬家，搬家工人如何辛苦，他后来如何请工人吃一顿饭以求心安。我说，这里仍缺乏正义的精神，因为这种雇佣参与了对他们的剥削，除非我们付出并告知他们真实的劳动价值。这可能是部分东方社会的丑陋之处，也是知识人应该揭发、检举的真学问。
我们的发展，最重要者在于尊崇个体，使每一生命的至上意义得以体现。如果人力人命并不值钱，这样的社会就是可诅咒的。为这样的社会服务的知识人也是可笑可审判的。这也难怪，其中的知识人参与不了世界知识的演进——尽管他们梦寐以求，也参与不了本国人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们杯羹有份，他们在五年十年变一变的大革命世纪里被后来者否定了。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