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自由主义跟新左共聚一堂时,经常会指责对方忘了重大的中国和世界问题、命题。辩护当然也是以我们并没有忘为主调,我们早在哪一年在哪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一问题,如此。有一次,林毓生主讲的讨论会上——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见林先生,大家又为立场认知吵起来了。有人“检举”或“揭发”新左们不反专制,我看到殷海光的高足,一位慊慊君子样的老人,他本来口才一般,似乎思胜于言,口讷讷若不能言,这时忽然声调刚硬起来,“这成什么话?怎么能这样?专制不反还做什么学问……”大概如此。然后是沉静。

汪晖发言了。汪晖很会说话,他的声音不高,但非常或相当地逻辑有力。汪一说话,大家就仔细地听。这让人印象深刻。汪晖说的是,他没见到谁不反专制,没有人跟民主作对,今天的世界就是暴君、独裁者都不敢公开地说反对民主了。民主专制并不是什么问题了。重要的是,在今天,有更多细碎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比如淮河的污染,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是多么严重。我们开过几次研讨会,专门研究这些问题……

我当时听了汪晖的讲话,非常或相当地佩服,以至于秦晖发言时反而记不住秦晖的要点了,印象中似乎秦晖是笑着回应了汪晖。当然,今天想到汪晖致力于发展主义的问题解决,涉及治理的革命,似乎他还是没料到有人确实公开地反对民主,像蒋子、康晓子(应该区别于康子康有为那样的儒者)等人那时还没像今天这样亮相。

我有时候想到我的知识界朋友,不免叹息。他们做学问很有些做得“往而不返”的意思,不知道他们是真傻还是假傻?林毓生是对的,再高深的学问都建基于平易健康的人性之上;否则,所谓的学问无非是自欺欺人,而欺人,在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永远欺下去。

我读北岛《时间的玫瑰》,里面谈到洛尔加,这个诗人似乎不喜欢民主社会,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北岛写道: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我觉得洛尔加至少是诚实的。他敏感到在民主社会,很多事需要自己动手,亲身参与,需要DIY.这也是现代文明中公民之为公民的要义。但我们的知识人却似乎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女佣、保姆,有的知识精英甚至带着太太孩子度假时,也会带上保姆同行,以方便提供服务。如此对同胞的“贱民”状态熟视无睹,也算是汉语人的一大奇观。劳动力价格之便宜,甚至成了精英们得意的理由,他们所谓的繁荣崛起和“清洁的精神”。

云南的尹杰说起搬家,搬家工人如何辛苦,他后来如何请工人吃一顿饭以求心安。我说,这里仍缺乏正义的精神,因为这种雇佣参与了对他们的剥削,除非我们付出并告知他们真实的劳动价值。这可能是部分东方社会的丑陋之处,也是知识人应该揭发、检举的真学问。

我们的发展,最重要者在于尊崇个体,使每一生命的至上意义得以体现。如果人力人命并不值钱,这样的社会就是可诅咒的。为这样的社会服务的知识人也是可笑可审判的。这也难怪,其中的知识人参与不了世界知识的演进——尽管他们梦寐以求,也参与不了本国人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们杯羹有份,他们在五年十年变一变的大革命世纪里被后来者否定了。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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