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瑞士记者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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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是傍晚时分,高架公路下的汽车、机车阵静止着等红灯转绿。路旁的住宅公寓前有个两块方形木板并排架高的槟榔摊。摊子本身是个可移动的小空间,四个生锈的小轮子由四块红砖顶着,摊子周围排列着霓虹灯管,电源当然由某个住家牵延出来披披挂挂的电线所提供。小空间里坐着一个染红长发、半露酥胸、正在制作槟榔的妙龄女郎。摊子下半部贴着“持续旺盛精神”的蛮牛饮料海报、白底黑字的“双子星、菁仔、叶仔”,以及红底黑字“徵小姐,意者请内洽”的老旧纸张。

上述种种是一张照片的大概内容,照片下有一行字:“对计程车司机与卡车司机而言,只要有开深口的上衣,价钱高些也值得:台北销售槟榔的女子”。照片由苏黎世一家新闻性周刊在今年(2006)六月初刊出,是配合题目“在危险地域生活”文章的全页照片。周刊国际版主编摊开刚到手的杂志,指着槟榔西施的玉照,说:“这真是艺术!”这话响在耳中,笔者却必须先移除自己的背景情绪,才能坦荡地听进他中立的诚意。

文章的作者David Signer五月份在台北及其近郊停留了两周。赴台之前,他看了台湾导演的电影、读了台湾作者的翻译小说、搜集有关资料,并请笔者提供采访名单及相关讯息。这位在采访前做过周全准备的文字记者,在文章一开头写道:“台湾有世界最长每年2282小时的工作时间,是人口密度第二大地区,有第三大外汇存底,平均每人拥有1.14支手机,笔记型电脑的生产居领导地位,是世界20个工业先进国之一,有着倒数第四名的性生活、最不快乐的女人,以及最多近视眼。这些现象彼此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

Signer的台北行让他感受到台湾人生活的压力,以及从压力衍生的矛盾与反逻辑。他将严谨的儒家工作态度、同性恋俱乐部、piercing流行趋势齐头并行,IT产业高楼、寺庙、24小时商店平行存在的现象,归因于解严后,从独裁过渡到民主,整个社会只以20年时间迅速现代化、自由化的结果,并认为,经济上有着雄厚实力,政治上却遭到严重隔离的台湾,是个急欲向世界展现自己是较好中国的巨大侏儒;台湾的清醒与严阵以待一如以色列,深怕只要一放松,便要往下坠落。

除了在大城里可以看到“肢体语言”之外,Signer观察到,台湾人的两性关系古板而害羞,所以槟榔少女以及穿极少衣服女孩卖壮阳药的现象,应该对某些人是某种满足程度的替代。而葬礼电子花车上的清凉秀,吸引识与不识的人(包括孩子)前来“告慰”死者,以及饮食上强调某些食品“对男人很好”,均是遭到扭曲抑郁两性关系的“出口”或另种形态的呈现。

后来Signer在以电邮传送初稿给笔者并再次约见时曾提到:“很奇怪,台北的媒体人似乎都不快乐。”他在文章中也叙述,某位女记者晚上下班后还和孩子玩电脑、吃宵夜。她可以第二天晚起,孩子却必须一早赶上学。这种剥夺孩子睡眠时间以满足自己认可标准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情绪与脑力只有负面影响,记者却以“培养孩子坚忍的性格”为此一情况正名。

Signer以探讨台北为何是个不夜城为主轴出发,他看到计程车里有电视、餐厅饭店桌上有电视,手机可装置GPS、搭乘捷运也可收发电子邮件等等,台湾人布下了无处不忙、无时不为自己制造紧张的天罗地网;也由于企图独立生存的压力,以及体制迅速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失衡现象,使得台北人“风水好,铁窗更好”地,既敬畏自然与未知,却也为了保存已有而不惜与丑陋为伍,为生活拼抟。

与Signer同行的摄影记者Andri Pol除了拍摄前述的“槟榔艺术照”之外,在广场上跳晨舞的妇女也成了他的工作对象。一个穿着紧身翠绿超短迷你裙、头戴加长前沿空心帽的中年太太,或许应Pol之邀,提手扭臀,理所当然地展示着她不舍得失去的青春。另张照片里是个头戴绣有红色X宫鲜黄棒球帽的矮小中年男子正腮涨脖粗地吹着唢呐,旁边站着上下堆叠的旧木床,床上床边随意堵放着说不出所以然的杂物。此外,利用地下捷运一角摆设座椅,让退休市民透过卡拉OK重温往日情怀;画黑眼眶、留着妹妹头的少女在髒乱的小店里,正由与她年龄相彷的年轻男孩在她腰背处刺青等等,全成了摄影师狩猎的对象。这些及其他几张照片不仅未拍出台北人对整个环境的期许与想像,反而是与诚品总店气势及凯达格兰大道景观背道而驰,令人沮丧消沈后街巷弄的颓败与粗鄙。

笔者自忖,Signer如果以IT产业高楼、寺庙、24小时商店并存的现象做为判断台湾社会失衡的标准之一,除了建筑物外观所透露的不对称讯息之外(正面气派堂皇,屋后电线、油污交杂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移动人员的行为举止(自信沈稳与穿着拖鞋叭啦走、目中无人大声说话的对比…)必定也将教养与素质差异表现得一览无遗。

当曾任政党主席者提议过要带现任的民选总统夫人去看猛男秀,而第一夫人也欣然答应,并玩笑地责怪对方为何尚未兑现承诺;当一个知识份子把带有“给你祖妈做…”辞句的网路游戏看成是“年轻人玩玩嘛”那般的无伤大雅;当另一个知识份子把新闻讯息夹杂在繁复的重色彩区块间,使得颜色图片胜过内容,让日报成为画报,并认为是好看时,我们如何要求外国人拍摄我们对台北的“梦想”?

Signer的报导叫人沈重,Pol的照片令人沮丧。在一个不将美学训练(而把摩登当成高品味…)、不将哲学推论(而分不清就事论事与人身攻击的差别…)、不将法律常识(而拒绝接受法令先行,道德殿后的道理…)、不将人文素养(以致语言文字暴力充斥媒体…)纳入义务教育体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正是瑞士记者并未错看台北的那一切。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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