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的某一天。
朋友打电话约我：“阮先生夫妇回墨尔本，考虑在旧家盖新房，你很久没见他们了，一起吃午餐吧！”
那是住家附近的一家法式日本餐厅，小而精緻.一进门就有个大理石打造的水缸，几束枝叶鲜净纯白的海竽沉静地耸立水上，清澈的水面浮出淡粉红色的山茶花瓣。
餐厅外的天空湛蓝，软而温暖的午后阳光从透明的玻璃窗外直透进来。
上回与他们餐敍至今，恍然已相隔五年……
“最近你忙些什么？”阮先生开口问候。
“忙着安排11月份龙应台到墨尔本演讲，你知道吧？龙应台。”我问他。
“她是我成大的学妹，你相信吗？我和她还一起演过话剧。”蓄着林子祥般性感鬍子的阮先生是个富裕成功的房地产商人。
他用打火机点燃他手指夹缝中的长寿烟。
“是吗……？”所有人的眼晴瞬间都张大明亮起来。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好奇的我忍不住问。
“她，既青春又美丽！是个特立独行很具吸引力的女孩子（阮先生眼中的龙学妹）.”
烟雾顿时迷濛了我们的眼……
“对不起，我还是到外边阳台抽完烟再进来。”（墨市餐厅室内全面禁烟）。
外面阳台上是日式的庭园造景，涓涓细流由长满苔藓的高石上蜿蜒而下，白色细碎鹅卵石上错落着鲜嫩的铁线蕨、墨绿皱叶椒草，大陶盆里几丛怒放的紫色的薰衣草。
我望着那个站在阳台上抽烟的中年男子背影，随风而去的往事是否如烟？
我想起龙应台在《我的不安》那本著作中有一篇《南部来的女孩》她这么描述那个时候的她自己：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
保养品化粧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
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
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
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住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
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
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釦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
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
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
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槴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
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
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
为什么我不懂Bob 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
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
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
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斯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
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
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摘自龙应台《我的不安》）
龙应台和阮先生以及他们197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有着怎样共同的“记忆拼图”？
杨泽说，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
“舒国治这个70 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
“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
“萧蔓到晴光市买进口的Lee 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
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看龙应台的文字经常令我泪如雨倾，我不知道那深埋的心酸平时如何匿居在灵魂深处？
她的文字像把钥匙，由灵魂的缝隙长趋直入，厚重的门被开启。黑暗隐退，光明乍放。
跨越时空的记忆，在她描述中宛若胶卷倒带，那曾有过的共同记忆使我看清年少轻狂时曾经“迷失”过的自己。
龙应台在《妈妈讲的话》中，曾这样表述自己写作的心情：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
移民澳洲将近廿年后，我终于悟出龙应台曾经有过的心情。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在这儿，我们必须说英语）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鬚，鬚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被规定使用的共同语言），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路繁复的电流，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羨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
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份。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
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摘自龙应台《妈妈讲的话》）
这样的一段对语言深刻的体会和反省，也许只有曾经离乡背井，必须使用另外一种陌生语言作为生存工具在异乡他方“融入”另一种文化的异乡人才能感受个中况味吧？
好好的午餐，难得的重聚。
我的思绪到底漂流到那儿去？它为什么竟像一把破碎的羽毛般令人捉摸不住。
抽完烟后阮先生终于回座来。
“昭惠啊，对这个龙学妹……我还是有很多不忍和些许遗憾的。”阮先生说。
“是吗？”我低声地应了一下，小心翼翼。眼晴不由自主地往阮太太那边瞟过去――阮太太正认真兴奋地和朋友以及他们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讨论着新房子即将动土的计划。
“龙应台在德国好好的，英九桑不应该请她回台北当官。三年又三个月和丈夫、小孩两地分离，值不值得？”（“桑”日语さん的台语发音，某某“先生”之意）。
阮先生摇摇头……“爱台湾？我们的祖国难道只是一块土地吗？我们是否可以稍微离开物质的层次去思考？犹太人是个没有祖国的民族，而事实上他们的祖国就是他们的圣经――旧约，犹太人说旧约圣经是他们”可携带的祖国“。像我这样，台湾经验在我待人处事的日常生活里，我的几页Business Plan也就在公事包里，我把它带到美国西部的小镇、带到澳洲、带回中国……那儿都可以建立家园，只要我肯定知道自已是谁，我的价值我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台湾文化中的创意概念可以播植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何需回到台北？”
有一股微弱的香味被风从窗外吹进来？
阮先生说：“阳台角落有一株茉莉”，刚刚他一边抽烟，顺手将几朵细碎的花朵置于手掌中夹带进来，熟稔的花香乘着柔情的记忆和时间美丽的光幻一起来到。那花香几度在龙应台的文字中出现，是我所熟悉的。
南半球墨尔本午后的餐厅里，我彷彿见到那位从台湾南部乡下来的年轻女孩，就坐在角落那张桌子望着我们。
她，一个人，安安静静，温柔地微笑着……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