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我一直处于‘你有枪,我有笔’的境地,这也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二度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的中国大陆知名女记者高瑜,10 月24 日在纽约出席颁奖礼时,掷地有声的一番说话,令与会者十分动容,赢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对于再度得奖,高瑜的心情非常复杂矛盾。她说对个人来说固然是荣誉,“但对自己的国家,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因为这次与她同获勇气奖的女记者,是在伊拉克采访时被绑架82 天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女记者吉儿·卡洛(Jill Carroll),以及因揭露政治黑幕被炸弹炸掉一臂一腿的黎巴嫩电视记者柴狄克(May Chidiac),她们在报导战争、政治和女权运动题材时,表现出献身精神和无畏勇气。高瑜认为她们得奖的原因是受恐怖分子迫害。

在此情况下,高瑜说她的得奖,说明九一一后,国际社会在加强反恐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极权国家人权问题的关注,希望人民有新闻自由和知情权。

高瑜说,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世界排名第六,但不进行政治改革,在新闻自由方面,在世界168 个国家和地区中,竟然排名第163 位。1995 年她首次得奖,由于当时仍在狱中服刑未能前来美国领奖,深以为憾。她估计这也是她再获“新闻勇气奖”的原因之一。

高瑜说,得奖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誉,更是对现时在中国敢于揭露贪腐不公的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的肯定。

她说:“我没想到他们会第二次给我这个奖,可能是想给我更大的鼓励。比我优秀的中国记者有的是,比我遭受迫害更深的记者也多的是。之所以选择了我,主要是六四以后的新闻报导,我关注中国的问题,特别关注中国在现在的这种极权体制下如何走向宪政。没有宪政就不会有新闻自由,这说明中国的问题得到世界传媒的关注。”

推荐高瑜竞逐此一奖项的中文独立笔会会长刘晓波说,独立笔会对高瑜得奖非常欣慰,从中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关注。

归心似箭伉俪情深义更重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从1990 年开始,设有终身贡献奖及勇气奖两个奖项,旨在表扬表现杰出、在艰难环境下坚持新闻独立自由的女性新闻工作者。高瑜是该奖设立16 年来首位两次得奖者。主办单位于10 月24 日和11 月2 日,在美东的纽约和美西的洛杉矶,分别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

10 月24 日,在纽约华道夫酒店的颁奖礼上,“新闻勇气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伍卓福(Judy Woodruff)在致开幕辞时表示:“几位得奖人致力公正诚实的报导,不畏危险,她们不愧是新闻自由的先锋。”她特别提到,高瑜以报导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见称。1999 年3 月,高瑜将近刑满时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高瑜的写作和在八九民运期间的介入,表现了她甘冒人身安全和前途受挫的危险,为争取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信念做出了贡献。

华盛顿周刊执行编辑格温.艾费尔在介绍高瑜时说:“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不听话的编辑和记者被解雇或降职,与当局、中宣部口径不一的出版物被停刊。中国上网人数虽过千万,却被当局安装了防火墙。”

大会在颁奖礼上播放了纪录每位得奖人事迹的短片。高瑜在会上发表讲话时,首先感谢独立中文笔会、中国大陆学者李普、何家栋及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对她的提名推荐。

高瑜说,1995 年她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她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延庆监狱)里服刑。她曾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大会表达她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她说,那一年,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曾邀请她丈夫来美代表她领奖,令当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与她丈夫谈判,以给她保外就医为条件要求他配合,为了她早日获得自由,他丈夫放弃了领奖,“事实证明当局只是欺骗”。

1993 年她第二次被捕,拘留证上除了姓名、日期,全是空白,没有说明拘捕她是什么罪名,也没有解释她犯了哪条法律,“因为逮捕我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3 个月之后,高瑜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6 年徒刑。

她说:“中国从19 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着优秀的传统。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

高瑜最后引用中国新闻先驱史量才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她说:“史量才先生193 年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枪杀在杭州西子湖畔。”

纽约的颁奖仪式结束后,有位与会的美国商界人士趋前问高瑜:“你还会不会回中国?”高瑜给了肯定的答案,那人表示担心她回去后的安全。

高瑜预定11 月3 日自洛杉矶飞回北京。她甚至归心如箭,因为她不放心因中风而卧在病榻上的丈夫赵元康。“我先后两次被捕,他为我日夜奔走操心,我欠他的情一辈子也无法还清。”

有位美国记者问她:“你得奖后,回到中国会否受到热烈欢迎?”高瑜说,她不但不会受到欢迎,现在还不知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她希望政府做得大度些,让人民有自由发表意见、表达心声的权利。

她说,从前中国老百姓被逼上梁山造反,后来又跟随毛泽东上井岗山,现在大陆社会的状况,不存在老百姓造反的可能性,“而且现在也无梁山、井岗山可上”。

49年夹道欢迎89年寸步难行

62 岁的高瑜,按照中国传统说法,已经“年逾花甲”,但仍风姿绰约,尽管历尽坎坷,二度饱尝铁窗风味,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她身高166 公分,北京新闻文化界提到年轻时的“小高”,都说“那个漂亮的女记者”。

高瑜说她也是六四的受害者,先后两次被捕,弄得浑身是病,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她在狱中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全身长满红疹,手掌全部裂开鲜血淋漓。她的家庭也付出巨大代价,她的母亲在她第一次被捕时担惊受怕,中风后成了植物人,于1999 年11 月病逝;她的丈夫也因长期精神、经济压力心力交瘁,近年连续中风,脑血栓引致半身不遂。

高瑜回忆第一次被捕,“是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的”。她与绑架她的便衣警察,“都成为没有听到当晚枪声的人”。因六四当晚,她被软禁在北京郊区平谷县,屠杀的枪声响起时,她累得已经“呼呼大睡”,而且由于距离太远,“即使不睡也听不到枪声”。

1989 年6 月3 日早上,她出门上班时,在她居住的胡同口,停着一辆轿车,车上下来两个便衣,问她:“是不是高瑜?”她才说是,就被两人“扔到车上”了,“那一刻,我真的好后悔啊!”

“后悔什么?”她笑说:“后悔没有练过武功,否则哪能这样轻而易举就束手就擒。”她被“绑架”后,内心一点也不慌张。她一直追问对方要干啥?对方叫她不要多问,只说“跟我们走一趟,有人要问你话”。她被两名大汉一左一右夹在车中间不能动弹,她暗忖,“大不了拉我去芦沟桥枪毙?”

“绑架”她的轿车到了北京丽都饭店后,换了女警察坐在她旁边,一直押送到平谷县。接着开始审查,她一直追问抓她“有没有手续”?对方表示,“这个问题问得好”,言下之意,没有手续的原因是为高瑜“预留下台阶”,反过来“还要我感激他们”。

过了几天,安全人员给高瑜提供了一个小电视机,每天给她播放录像,内容全是“暴徒烧军车”,解放军战士被“开膛破肚”的焦尸等,但就完全看不到民众被屠杀的镜头。不过,对政治敏感的高瑜,已经意识到“解放军清场肯定遭遇群众的殊死抵抗”。

她感慨地说,1949 年,北京老百姓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1989 年,解放军在北京城却寸步难行。

高瑜第一次确实知道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距六四事件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日子,她与看守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才偷偷告诉她,六四开枪“打死了很多孩子”,“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手里拿了半块砖头,也被当成暴徒打死了”。

6 月3 日晚上,高瑜没有回家,家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出了大事”。直到六四凌晨枪声大作,她的17 岁儿子赵萌,跟着几个小青年在家附近不停看到有人往中日医院送尸体,当看到一具老人的尸体因眼睛中枪被打了一个血淋淋的大窟窿,死状甚惨,几个年轻人都非常激动,不顾自身安危跑去质问在附近驻守的解放军:“这位老人有什么罪?你们为何要杀死他?”

据赵萌后来对高瑜转述,那些士兵当时也显得很无奈,一名军官让手下战士出示手握的自动步枪给他们看,说枪膛内没有子弹,打死老人的不是他们这支部队。正当赵萌的悲愤情绪还未平复时,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你怎么还不赶快回家!你家出了大事了,你妈失踪了!”

赵萌扭头一看,来人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大哥哥”,是爸爸因天亮了还未见妈妈回家,特地差人前来寻他的。赵萌这一惊非同小可。回家一看,妈妈果然不知所终,父亲正在急得团团转。

高瑜与赵萌母子情深。赵萌担心母亲安危,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不吃不喝。赵元康担心儿子年少冲动,日夜在家守着儿子不许他出门。6月5 日北京当局追缉在和平街北口13 路公交车总站烧公车的28名“暴徒”,波及高瑜附近的居民楼,当晚枪声大作,赵元康唯恐儿子出事,端着板凳在儿子床前守了一晚,只要儿子一翻身,就把他往下按。天可怜见,由于赵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得不行,迷迷糊糊昏睡一晚。翌日附近居民楼解放军扫射留下的弹孔清晰可见,问赵萌:“昨晚听到了什么?”他说听到“鞭炮声”响了一夜。

“失踪”三月半生死成谜

高瑜被“绑架”三个半月后始通知家人,期间生死成谜,家人受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煎熬。这边厢急坏了她的丈夫赵元康,由于要看护儿子,还要瞒着高瑜82 岁的老母亲,无法抽身外出寻妻。只好向高瑜当空军的弟弟求救。高弟住在空军大院内,部队规定“不许出大院,不许穿军装”。高弟换上便衣,骑着摩托车,穿过枪林弹雨的三环路,开始毕生难忘的寻“尸”之旅。

高瑜弟弟后来回忆,他寻找的第一间医院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复兴医院,当时不但停尸间堆满了尸体,连医院停放自行车的车棚都“爆棚”。高弟在停尸间逐一查看,最难忘的是在打开其中一个停尸间时,由于存放的尸体太多,门刚拉开里面的尸体就“滚”了出来,高瑜弟弟听到后面一个女孩子撕心裂肺哭叫“爸爸!”原来女孩认出其中一具尸体是她的父亲。

高弟一看前面的全是男尸,只有最里面有几具女尸,阵阵臭味扑面而来。高弟跑到外面买了一条毛巾,洒上消毒水,再回到停尸间翻寻里面的女尸,证实不是高瑜。接连多天,高弟跑遍全北京四十多所医院寻找高瑜,这段“扒尸体”的经历刻骨铭心。事隔十多年,高瑜提起仍心情激动。

经过几个月的“审查”,查不出高瑜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为了要给学生和政府解围,要高瑜到天安门广场劝告学生“停止绝食,退出广场”,争取和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对话,谋求和平结束学运。

在学生要求下,高瑜为学生起草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和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提出如果军队不进城,学生立即撤出广场,表示了学生愿意和平解决危机的意愿。没想到她后来成为在整个六四镇压第一个被捕的首都知识界人士。

1990 年2 月,高瑜已知道当局决定不起诉她,但不知是谁从中作梗,一直将她软禁在安全局一处秘密监禁地点。连看守她的一名安全局官员都为她抱不平,问她究竟得罪谁了?“没事了”还不放她回家。

身体一向健康的高瑜,关押期间患了心绞痛,1990 年8 月10 日第一次发作,突然浑身虚脱昏倒在地。有关方面大概怕出人命,8 月28 日放她回家。

在高瑜被软禁期间,家人最初哄着她的老母亲,说高瑜出差了,后来又骗她说高瑜到美国访问了。瞒到最后,实在瞒不住了。高老太太心疼爱女,气得“天天骂邓小平”。老人家还对高瑜儿子说:“姥姥八十多岁了,活够了;但你还年轻,姥姥可以骂邓小平,你可不能骂。”

高瑜笑说:“我妈妈就是靠骂邓小平熬过那段日子的。”

老太太日盼夜盼,终于盼到高瑜回家,喜出望外,当时还追着押送她回家的安全人员问:“你们还会不会把我女儿带走?”邻居们听说高瑜回家了,倾楼而出热烈欢迎,场面感人。他们还七嘴八舌指责送她回来的安全人员为何要关押“小高”(十多年前的高瑜还是“小高”)?此情此景高瑜毕生难忘。

高老太太在高瑜被“绑架”期间,全凭一股盼望爱女早日归来的精神力量支撑度日。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爱女平安归来,这一口气一泄,老太太不行了。高瑜回家才二十多天,老太太突然中风,不能说话,最后成了“植物人”,14 个月后离世。

在劫难逃厄运再度降临

高瑜虽获释回家,苦日子却在后头,尽管她是无罪释放,但主管《经济学周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给她安排工作,也不给出路。她没有经济收入,只靠丈夫过去在军队的退休金度日。

1993 年9 月23 日,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败,高瑜第二次厄运随之降临,或许是在劫难逃。1993 年10 月2 日,在她准备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访问学者前夕再次被捕。本来她的飞机票是9 月23 日自北京飞香港的,然后逗留数天再飞纽约。由于凡事为人着想的个性,她考虑到申奥当天抵港,会使接待她的新闻界朋友忙上加忙,因此决定改为10 月4 日动身,没想到这一改,却使她身陷牢笼。经过秘密审理,1994 年11 月10 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高瑜表示,当局指控她“泄漏国家重要机密”,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主要是根据她“主动坦白交代”,为亲北京的香港《镜报》月刊写了两篇文章。她说其实文章内容都是针对已经公开的资料发表评论,比如评论国务院大幅加薪的文章,此前香港文汇报已有报导,毫无“机密”可言。当局却以此罗织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香港《镜报》董事长徐四民撰文回忆,高瑜给《镜报》写文章,开头每期一篇,都来自中国新闻社专稿部。由于文字流畅、新闻性高,颇受香港及海外读者的欢迎。

1985 年,北京《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震动中外文坛。刘宾雁当时是《人民日报》著名记者,经常为从内地到北京反映问题的劳苦大众申诉,有“冤情大使”、“刘青天”之称。《开拓》因发刘文被迫停刊,主编何家栋被迫停职,刘宾雁身处困境。后来,由胡耀邦总书记做了决定:刘宾雁不适合当记者,还是去当作家吧!

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瑜于1985 年9 月,在《镜报》发表声援刘宾雁的四千字专稿《刘宾雁退出文坛》,获香港外国通迅社竞相转发,以及海外华文报纸广泛转载。这是高瑜的成名之作,但也因此受到中新社严厉批评,她的“顶头上司”、专稿部主任冯钜昌(已故)被撤职。

高瑜稍后被借调到中新社的电影部,参与大型彩色电影纪录片《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制片,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与邓小平有交往的高层人物,为《镜报》写出更多有分量的重头文章,但也令她付出身陷囹圄的代价。

高瑜至今引以为傲的是,1988 年她在《经济学周刊》发表重要文章《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严、温对话是一次学者关于改革问题的学术对话,文中的观点三年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得到验证。

可是,由于这篇报导部分内容是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吁走宪政之路,尤其提出中国再也不能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结果被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六四”后别有用心的指为“倒邓保赵”,被定为动乱、暴乱的政治网领。高瑜第二次被捕后,更被新老帐一起算,成为“罪证”之一。

事隔多年,高瑜认为她第二次被捕判刑的原因是中国申奥失败,她“成了中国政府向西方社会表示强硬立场的一张人质牌”。当时正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邀请她做访问学者,她成了被迁怒的对象。

1999 年2 月15 日(中国农历大除夕),高瑜将近服刑期满时,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她释放。高瑜表示,1997 年服刑期间,她差点作为中美关系谈判的筹码被驱逐到美国,但因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给她颁发“新闻自由奖”,引起中国当局愤怒而改变原计画,她多坐了两年监。

高瑜说,1997 年江泽民即将访美,美方表示关切中国异议人士,名单中魏京生排第一,她排第二。当时中国说,除了魏京生,别人都可以考虑。欧布莱特对钱其琛说,美国最重视新闻自由。“结果这次的政治交换没有成功”。

两次牢狱生涯,令高瑜变成“药煲”,每天须定时服药。她在北京延庆监狱服刑时,一度生命危殆,在犯人点名时突然晕倒,经急救才脱离危险。除了在狱中出现心绞痛、心脏供血不足、类风湿关节炎、皮肤病外,她出狱后才发现,子宫内长了个直径八厘米的肿瘤。大陆医生一般建议子宫瘤大于五厘米就应割除,但经济拮据的高瑜,无法负担约一、两万元人民币的手术费。

谁怕谁笔杆子对枪杆子

经过牢狱之灾的考验,目前为自由撰稿人、靠卖文维生的高瑜,更加珍视手中的笔。难得的是,虽然长期身处逆境,她总是以乐观坚强的态度面对。

她说从少女时代立志投身新闻事业开始,就以中国报业巨子史量才的“你有枪,我有笔”为座右铭。

史量才当时作为中国最繁华城市上海发行量最大报纸《申报》的发行人,曾当面向蒋介石呛声:“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手里也有百万读者。”完全一副“谁怕谁”的傲骨。尽管最后笔杆子不敌枪杆子,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枪杀。但他捍卫正义与坚守良知的精神,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的中国报人的骨气和勇气,为高瑜树立了学习榜样。

高瑜后来如愿进入新闻界工作,并成为知名女记者。她发现中国的政治现实,距离她的新闻理想有太大差距。“从我懂事开始,就不知新闻自由为何物”。直到1989 年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学运风起云涌,“中国新闻界才第一次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高瑜小档案●●●

高瑜,祖籍中国河南,1944 年生于四川重庆。原任中国新闻社记者,1989 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因六四事件停刊。同年6月3 日,高瑜被秘密绑架,一直软禁到1990 年8 月28 日获释。1993 年10 月2 日,在她准备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访问学者前夕,再次被捕,经过秘密审理,1994 年11 月10 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9 年2月15 日,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

●●●得奖纪录●●●

1995 年5 月,尚在狱中的高瑜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自由金笔奖”;

1995 年11 月6 日,首次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1997 年5 月3 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首届吉耶尔莫极d诺新闻自由奖;

2000 年5 月,获在日内瓦颁发的全球20 世纪1950-2000 年50名新闻自由英雄奖;

2006年6月,再度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

世界周刊2006.11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