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弟子

把这本书带回家,是因为它从一个让人不安的角度解读了一个长达五十年的著名的私通故事——作者把哲学界不愿再讨论的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私情评价为:文化、“轻率”和政治爱慕。

今年的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1975年12月4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她坐在纽约公寓的写字桌前,眼前是哈德逊河上空黑沉沉的天空和新泽西星星点点的灯火。她在上好新纸的打字机上写作《论精神生活》的第三章也即最后一章,起首打下了几行歌德的《浮士德》:“倘若我能够去除附着在我身体上的魔法,完全彻底地忘掉那些咒符我本来会,大自然啊,站在你面前,独自一人,为了成为一个人,再大的努力也值得付出。”

几个小时后,阿伦特死于心肌梗塞。而五个月之后,那位给阿伦特的灵魂带来终生痛苦张力的德国伟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也离开了人世。

他们最后一次像情人一样见面是在1950年,阿伦特从美国返德,与海德格尔久别重逢。阿伦特此时已是一名有国际声望的犹太知识分子,极权主义的主要批评家,而海德格尔作为纳粹的同流合污者的结果,仍然被禁止担任德国大学的教职,他的声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他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公众人物和心地善良的调解人。阿伦特正好适合这个空缺,并且,她醉心于他们的复合。

阿伦特相信,她已经重拾青年时期的旧梦,那个梦虽然不堪回首,但仍然值得追寻,值得修复。她写道:“那天夜里与次日早上是一生的见证。实际上,是一个万万想不到的见证。”

历史没有记载那一生的见证是什么。但是,此次重逢使阿伦特从海德格尔的最激烈的批评者转变为他的最坚定辩护者。而且,阿伦特成了海德格尔名副其实的美国文献代理人。

关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令人痛苦的私通与两位大师的哲学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是如何此消彼涨的,这本名为《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的书,会划出清晰的界线。

《海德格尔的弟子》一开篇即设了个寓言式的圈套。阿伦特本人及她的其他三位同门师兄,均为犹太人。以至于有人说海德格尔的使命就是为犹太人的头脑灌注哲学思想的。

这四位天才犹太弟子们被迫面临终生的两难。他们不仅有“犹太人问题”,而且有“海德格尔问题”。在导师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短暂的共谋之后,他的弟子竭力用海德格尔化的办法来抵抗海德格尔,借此希望挽救能够被挽救的东西,同时所有的弟子都千方百计地摆脱导师长期强有力的影响力。因此,这本书讲述是海德格尔的犹太弟子们寻求新起点的故事。当然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假设海德格尔在1933年没有命中注定的政治失误,他的弟子们对他如何突然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会大感意外。该书恰好分析了他早期实存哲学的意识形态因素,认为他的政治转向不是毫无来由的爆发。可以说,他的弟子们对他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完成之前的哲学道路是毫无保留接受的,但对他思想的“反文明”因素却没来得及关注。

三位弟子大多赞同,海德格尔哲学的“激进”部分是隐藏在他的政治失节背后的催化剂,他们意识到,当不妥协的思想激进主义转向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时候,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但是,另一位女弟子阿伦特却以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她在大约二十年时间里放弃了哲学。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曾探讨过德国灾难,海德格尔的叙事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这是完全荒谬的。而阿伦特则提出自己的见解,她把极权主义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这也为她赢得了世界声誉。

在阿伦特与她的另一位哲学良师雅斯贝斯的长年通信中,阿伦特严厉地抨击了海德格尔哲学,指责他的“本体论”是康德的人类自主观念的倒退。但是,在他们重逢之后,阿伦特的腔调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她系统地缩小了海德格尔纳粹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将他在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定性为这样一个文本:“尽管有令人不快的国家主义瑕疵,但绝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海德格尔是否已经看清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个面目。但是他相当迅速地知道,大约八到十个月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时代’已经结束。”

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回报这样的盲目献身呢?他仍然无法在心理上承认这样的事实:他的这位从前的弟子兼情人已经成长为具有世界声望的知识分子。

当《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德文版出版时,海德格尔保持了几个月死寂般的沉默。

阿伦特的痛苦并不仅限于她的私情,她的痛苦与脆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她在1963年在《纽约客》上发表五篇讨论艾希曼审判的系列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起滔天洪水,因其“平庸的恶”的政治思想解释,被视作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家的最大败笔。

本书作者对阿伦特的同情在于,她深受“政治爱慕”之苦,因而在她伟大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大量古老的规范性偏见。从她18岁见到海德格尔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