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谈情趣

Share on Google+

一个人的情趣,是人情味加生活趣味的富有个人色彩的一种生活态度。它是各人的性格和文化教养的“情发于外”的表现,有庄严正经的一面,也有不严肃不庄重的一面,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一个人的复合体和多向性,如风度、口才、待人接物等等,都反映着本人的性格和素质。根据我的观察,构成生活情趣有三要素:一是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二是幽默感;三是出于真情实感的内心自然流露。

不能设想,一个对生活悲观绝望的人,或是精神上颓唐地日坐愁城的人,会表现出生活情趣来。把人生目标压缩在功名利禄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上面,对人冷漠,面孔铁板,视人情与人道主义为异端者,这等人都谈不到有什么生活情趣。只有执着地热爱生活,对人对己对社会持有不断更新向上、充满信念的人,他们往往会自然地爆发出独特的情趣来。艺术家和导演就是要善于捕捉住这种情趣的火花,因为它最能表达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去年,美国总统列根因肠道癌变住进海军医院开刀,动手术后六天,许多记者和公民聚集在医院的窗下,关心他的手术进行如何,忽然,列根的睑出现在二层楼的窗口,他伸出三个手指,做了一个鬼脸,引得下边的众人大笑,记者立即摄下这个珍贵的镜头。他这个颇富情趣的即兴表演告诉人们:一切正常,自我感觉良好,请放心。伸三个指头表示用了三个小时进行手术。他的滑稽的表情表明他很开心,并不痛苦,最令人难忘的是,这种情趣使人感到亲切,没有一点身居高位的庄严相。不错,他曾是一名演员,如果他在舞台或银幕上的表演,虽然令人倾倒,但并不属于他自己,只有此情此景出之于个人色彩的自然流露,才称得上是真实地表现了他的生活情趣。情趣是出自内心的自然流露。

相形之下,一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江青,她也是个演员,但她却把演员看成是低贱的职业,千方百计掩饰这段历史。她惯于装腔作势俨然做出像个革命领袖的模样,为了网罗党羽,篡政夺权,她心劳日拙。这种人的一本正经是虚伪的,人们反而看出她处处是在做戏,上海人背地里骂她“气数”,要从她身上发现一星半点生活情趣,就好比狐狸身上挤牛奶——没门儿!当然,江青之流是阴谋家,不能与政治家相提并论。

我们考察一般政治家的性格和风度,他给公众的印象,几乎全都是庄严正经的一面,他的生活情趣如何,不为人所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他长期的全身心的从事严肃的政治斗争,再没有闲情逸致表达属于“情趣”的感情,逐渐使他演变为庄严、枯燥、可敬而不可亲的形象。另外一种情形,这位政治家只是在需要庄重严肃的场合他才一本正经,但在与朋友家属成员交往时,仍旧有其充满生活情趣的一面,只是由于文艺理论上曾有过[三突出]之说,故有关这方面的细节,包括人的恋爱、婚姻等,一概省略了。在批判了[三突出]以后,我们看沙叶新作的《陈毅市长》,才知道陈毅市长原来也是一位妙趣横生、极富情趣的政治家。假如这个戏里没有这些细节,恐怕这个戏也没有人看了。

抗战初期,我正在延安,我亲眼看到廷河边留守部队在打篮球,一个球扔到场外很远的地方,忽然从沿河散步的人中蹦出一个彪形大汉来,快步地去拣那个球,拣了球他不往场子里扔,而是搂着球冲进球场,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恳求道:“让我也来打一下,你们收留我吗?”留守兵中有人认出他来,惊讶地喊了一声:“朱总司令,是你呀!当然欢迎。”朱总司令笑了,赶快脱下上衣。真的跟大伙儿一同打起球来。假如描述朱总司令,只写他的横戈跃马的一面,而忽略他与士兵和普通人民亲密无间,又富有返老还童的生活情趣的细节,那就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朱总司令了。

人的逐渐变老是不可逆的,但在心理上却要求回到儿童时代去过过瘾,童心的维持就是建立在这种逆退心理上。谌容最近写的一篇小说:《减去十岁》便是以荒诞的情节证明“逆退心理”在中国人中是广泛存在的。保持童心的天真是极可贵极可爱的精神状态,至少它可以抵制精神上的衰老。我自己就常常从儿童的角度和心态去观察世界和待人处世,人们戏呼我为“老天真”,我虽不能成大事,但总算没有沾染上世俗的吹牛拍马、趋炎附势、钻营名利以及弄虚作假等等的“世故”,所以我宁愿要童心,不要野心和小人之心。我有五六个孩子,他们尚在幼年时,我爱跟他们一起跳采茶扑蝶舞,我手里擎起纸做的蝴蝶,诱他们来扑打,这时,我完全忘却了“严父”的身份了。据我所知,由童心生发出来的情趣是最纯洁而又最有趣的。比如说吧,儿童可以享受童言无忌上的优待,只要春节年初一早晨用草纸抹一抹嘴就算批准了。我就很想回到儿童时代去过过童言无忌的瘾。我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团于一九八二年去西藏访问,西藏文联组织了一次隆重的文娱晚会欢迎我们,按常规,被招待的只能是看客,但我的雅兴被激起,竟自告奋勇与黄宗英女士合作,演了半出《打渔杀家》,我的情趣并不表现在唱做上,而是临时在场上借来一件西藏人的袍子,只穿一个袖子,再戴上一项藏民六角帽,俨然成了藏族的萧恩,创造了令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极罕有的乐趣,我本人也顿为得意。如果没有不顾面子的勇气,不肯去出这个洋相,也就没有这次得意杰作的公演了。

忘掉自己的年龄差,忘掉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面子等等,使自己进入无我和忘我之境,才有条件迸发出情趣的火花来。朱总司令不顾总司令的身份,要求跟延安的红小鬼一同打篮球;陈毅同志忘掉了市长的地位,摆脱了警卫员,偷偷跑到城隍庙小摊上吃臭豆腐干……由此证明,何必让人的“身外之物”把自己压得扁扁的呢,丢掉这些,人的生活情趣才不致逐步衰减而变得道貌岸然起来。

情趣不能强求,凡强求的情趣就不会自然,总会带有做作的味道,一做作,反倒糟蹋了情趣。正好比培养我们的服务员对顾客多多微笑,由于有的服务员思想感情还没有转过来,她能做出来的微笑十分滑稽,反把顾客弄得啼笑皆非。个体户或家庭承包户里的服务员,没有受过微笑服务的培训,她们的微笑和体贴入微的服务态度倒很有吸引力。

我又想到电视里的节目主持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行当,但对我们的电视台里的节目主持人总感到稳重有余,活泼不足,缺乏即兴生情的情趣,这是由于她(他)们的思想里有种种绳子约束着,一.出场便紧张,放不开,大都目不斜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有人认为,这是国民性的心态使然,非我国的节目主持人之过也)。我们看美国的电视节目,他们的节目主持人允许在预定的主题和表演外,可以自由发挥,抓哏(随手抓来引人发笑的话),节目主持人的知识丰富,灵敏度高,所以有神来之笔的颇有情趣的笑料和插科,使观众喜爱这样的节目主持人。

不仅节目主持人如此,拿下了冠军桂冠的我国运动员在赛后对记者发表谈话,也是枯燥乏味的两句老套:“我的成绩全靠党和国家的培养,光荣属于祖国”之类,有个性的语言,个人激动之情很少流露。这次世界杯足球赛的最佳球员阿根廷的马纳多纳,有记者问他:你得了最高奖以后,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他回答:“我想爸爸,我想家庭,我想我的未婚妻。”多么坦率,又多么可爱!对比又多么鲜明。前面说过,构成情趣的是人情味和幽默感,这对人是极珍贵的情操,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当作坏的东西排斥的。人情味来源于人道主义和平等观念,而我们这里一直把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于是,无情和冷酷成了“党性强”的标志,铁板面孔和无情整人叫做“阶级斗争觉悟高”。把人道主义、自由、平等一概奉送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倒真成了两手空空的穷汉,既无文化、又无人情、个性,更泯灭了幽默感和情趣,这如何文明得起来?

夏衍同志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写了一段往事:他刚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上了从前的老朋友赵丹,夏拍了赵一下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一刮。”赵丹也没把他当作部长,笑着说:“你这个部长未免管得太宽了。”这说明他们一点也不讲身份,平等地开玩笑。这不是很有情趣吗?可是,当时组织上批评夏是部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实在不庄重,有失身份了。甚至还有人上纲上到“夏衍还保留文人习气,党性不强,所以说话随便。”云云,本来是夏衍的优点,一做了官,优点变成缺点了。可见,在“左”的背景下,还蓄意培植这种“架子”呢!

本文力求写得富于情趣些,如有不科学和乏味之处,请各位多多关照。

一九八六年四期《青年一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阅读次数:1,22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