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时间，上海的学术生活十分活跃，特别是在当代史研究方面，这是北京所不及的。我也躬逢其盛，参加了几次学术会议，见到不少新老朋友。
本篇是应邀自由书写的书评之一，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1.11.20。
历史学最重视初始，一般认为，在农村，中共建政初始的第一件事，无疑就是土地改革。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或说能排在它前面么？
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三篇文章（黄金娟《建国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杰瑞米·布朗（J. Brown)的《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我们却有了全新的看法，并终于发现，原来所谓第一件大事，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征粮”。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它是“真实”的吗？又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不幸的是，这些却都是真的。而且，还造成了农民的暴力反抗。文章告诉我们，党和农民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如一般土地改革论者所说），就是为了所谓农民的利益；在刚刚“解放”的初期，它不像是个“解放者”，倒像是个外来的“征服者”。
问题就出在粮食上。首先，是新政权粮食紧张，征收数量过大。这种现象又不仅存在于上海，也存在于南方“新区”各地（如东南、中南、西南诸省）。农民没有想到，他们被“解放”出来，在推翻旧制度之后，却要缴纳更多更多的税粮（这时候，还提不到日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更不用说十年后的大饥荒）。据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回忆，共产党一到，“不是首先给人民群众一些什麽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曾使人深感为难。
显然，经过几年的残酷战争，北方“老区”已不胜负担。所有新的负担就不能不转移到“新区”（即所谓“新解放区”）。
其次，则是对南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了解。特别是对江南。黄金娟的文章（《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期）即指出，上海郊区的租佃关系、阶级关系异常复杂；农村中大部分人亦工亦农亦商（据高王凌《活着的传统》，这种现象已存在有数百年之久了），阶级成分不易划清。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盛行着“一田二主”的土地制度，不但存在三种业主：底面业主、田底业主、田面业主，同时存在三种佃户。佃户只向地主交租，而由地主向国家纳税——这一般是指田底业主，他们拥有较多的土地，多数居住城市（上海），被称为“城居地主”。
而那些农民（佃户）却经常拖租、抗租，实际交租率并不像外界所传那样高（此处可以参考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以及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也并非完全依靠收租为生，所以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紧张。
然而，据说，“中共对南方新解放区的状况是（心中无数）很不熟悉的”。结果，在进城以前的“征借”之后，借粮未还，紧跟着又开始了夏征、秋征。历史上佃户只交租（秋季收租，夏收不交），不交粮，现在不但要交，而且夏秋两季都要交（税）。农民的意见当然大了。当年又遇到了大灾。于是不少农民“明目张胆”地拒交、抗交。一些地方爆发了各种武装抗粮行动，有几十名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当局也以强硬手段施加打压。
那些极端做法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阶级分化”方法，如“查黑田”、“划分成分”等。其中那些老生常谈，包括它的“扩大化”，我们就不再重复（可参阅高王凌、刘洋《土改的极端化》）。
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三亩以下是贫农，五亩以下是中农，十亩以下是富农，十亩以上是地主”（这不是人均而是每户占有的土地面积），不同阶级之间区分很小（也出现了七亩以下的富农）。负担很多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征粮无法达到目标，抗缴现象相当普遍。“谣言四起，许多农民已不再看好共产党政权了”。
在这样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也已不是（革命的）什么目标，而成为了（征粮的）某种手段。
由于新政权建立以后，田底业主一般都收不到地租，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业主负担，佃户代缴”（太平天国及其以后即屡次“着佃起征”，见白凯书）。没有想到，佃农原来可以不交、少交给地主的租子，却必须交给政府了，出现了“交粮要比交租高”的怪现象。
为了笼络贫苦农民，政府颁布了减租条例，规定“按照原租减低25%～30%”，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欢迎（因为不了解地租的实收率问题，所谓减租变成了实际上的增租，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征粮工作出现僵局。
各级干部开始与普通农民对立起来，据县委调查，许多农民家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这也是实情）。为完成指标，使用了行政命令、强征、硬征的方法。如威胁农民说：“你不交粮吗？共产党来给你发火”；“你不交解放怎么来的”。不管有粮没粮，直接派人到农民家里搜粮、抬粮。学界一般以为，这类现象是统购统销时才出现的，没想到这时就有了。死人的事也发生了。
到1950年底，形势急转而下，上海郊区接连爆发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人政府”为号召的暴动和骚乱，且“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秋冬以后，“匪乱”亦起。
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据说有些地方无论本地有无恶霸，有无不法地主，都要找出几个人逮捕、枪毙，有的甚至以捕人、杀人的多少作为打击地主阶级的标准，把一些根本不该杀的人也杀了。并一度出现长达二十多天的乱斗、乱打、乱杀的严重混乱状况。
由于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到1952年秋征，又一波暴力事件爆发出来。
农民反映说，政府征粮大大超过了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是一步紧一步，总归让你吃不饱，饿不死”。有的村子召开几村联村大会，号召：“哪村先缴粮全到那村吃，全乡公粮由他代缴，区里捉一个，我们去十个，捉十个，大家全去”。把清朝时对付地主的方法都使出来了（参见乾隆年间的崇明案件，《租佃关系新论》）。
由于政府强行征粮，甚至不惜动用武装部队，因此到1952年，包括宝山、松江、南汇、上海、青浦、川沙等郊区县，相继发生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沉船等严重骚乱。临近的常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徐州、镇江等县也有此类事件出现。干部宣称：“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你们几个我们又怕啥？”
不错，历史上江南农民既有“欺负地主”的传统，也有“抗粮”的习惯，但这样一来，在他们眼中新政权成了何许人？新政权又如何看待他们？
我多年研究农民行为，也在通常的情况下把它概括为农民的“反行为”（或曰“不反之反”），但这次看来不像。问题是：农民为什么拿出了他们最激烈的武器——一种最奢侈的斗争形式？
看来，江南农民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他们还需要补上这一课。
从各方面材料来看，共产党一定会在江南这个“封建势力”的“大本营”立威，最终我们发现，这个“威”却是“立”在了平头百姓的“心坎”上。
对于这些，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黄金娟的文章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许多问题值得“追踪”，也可以使用“口述史”的方法。涉及农民行为的地方，更有必要作细致的了解和描绘（如果有口述访谈，有些字义如“博衣”等，就不必猜测了）。如果没有口述，而只是从档案到档案，从文字到文字史料，那我们与外国人治中国古代史，还有什么区别？
如说北方老区已不胜负担，即须多加说明。新区负担如何下来，也不是毫无线索。比如，当时中财委负责人薄一波的“专断独行”，任职上海市财税两局局长的顾准对此有何看法，我以为还是留下了一些材料的。另外，有材料指出：1949年秋征，华东额定征粮五十三亿斤，而结果征得八十七亿斤，占164%，地方附加不在内，超额这么巨大！所以当时黄炎培给毛泽东的信中，充斥了“失人心可惜”、“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人心动摇”等语句（参见黄方毅：《一九五○年黄炎培致毛泽东“万言书”》，《纵横》2007：12）。
还有，已公开的《内部参考》的材料（现存于香港者），也应该考虑运用。
我的读后感是：新区负担过重，以致南方各地“造反”，——如黄金娟文章所说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地在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暴乱，布朗、王海光文章主要披露的西南等地情况（据我了解，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四川；十年以前我就从当事人口中听说过这个故事），——看来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无疑成了共产党与（南方新区）农民之间的“第一场遭遇战”。
这就是这几篇文章给我们的主要信息，重中之重。
但是，这一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按黄金娟所说，解决的主要原因好像是粮食税收额有所调整，当地粮食产量也有了提高。我觉得似还可以追问。粮食问题是否真的那样解决了？那，1953年统购统销之际，又曾发生什么问题（如果说之前还能吃到人均六七百斤，统购以后则不可能）？显然，也应该有纵深的探讨，包括给出较长时期的较为系统的统计数字；而且，也无须以有无“集体反抗”为其标志。
上海，处于江南棉产区的中心，粮食问题严重到这种地步，是否引起了退经（经济作物，如棉花）还粮的现象？并终于导致了当地经济格局的大转变……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最后，还有必要回到所谓“代表性”（或所谓“典型性”）问题上来。可能与多数看法不同，我认为，我们面对的一些较小的“个案”，并非不能引申到大的问题，此其一；其二，它也可能只代表它自己，而不必考虑其“代表性”的大小（或曰是否“典型”），但能揭示它的存在，表明在“整体”中含有这一部分，恐怕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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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