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傅国涌笔耕甚勤,收获颇丰。据我所知,他从90年代末开始写作,短短几年就有四本书问世,加上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过200万字。

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记得前年春节刚过,我们那本对话集——《思想操练》正在酝酿的时候,他来太原探亲,顺便看看朋友,我俩才初次见面。当时人多,没有机会深谈,只知道他在一家私人公司打工。这让我十分惭愧。心想:我是搞专业的“专业户”,却远远不如人家“个体户”——不知是天赋太差,还是努力不够?

惭愧之余,也让我对他的经历产生好奇。今年夏天,我收到他的新书《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才从作者简介中知道,他“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这本书还没有读完,又收到他的新著《叶公超传》。我心里暗自吃惊:这家伙真厉害,写得比我看得还快!有了这种诧异,再加上对叶公超的兴趣,便想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感受。

为此,我给他发了个“伊妹儿”,想勾引他介绍一下个人经历和成功经验。但他没有“上当”,只是在回信中说:“十年中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不过从来没有放弃读书,然后为了生存,误打误撞拿起了笔……”。看来,除了“读书”之外,我几乎一无所获。

说罢作者,该介绍一下作品了。叶公超出生于书香世家,因早年丧父,从小在叔叔抚养下长大。他的叔叔叶恭绰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还创办了交通大学。因此他从9岁到22岁,曾两度出国留学。在美国,他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被认为若能致力于诗歌创作,成就不在泰戈尔之下;在英国,他与艾略特亦师亦友,多年后艾略特遇到一位中国朋友,首先打听的就是他。

叶公超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废名、梁遇春、杨联升、钱锺书、常风、卞之琳、赵萝蕤、吴世昌、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杨振宁等一代精英,都是他的学生。教书之余,他还主编过《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些刊物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是他培养学生的最好园地。

1940年,叶公超为了保护国宝毛公鼎,从昆明到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39天。他虽然受尽折磨,却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藏在何处。顾毓秀说:“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誓死不屈,大义凛然。”所幸在家人营救下,他才携带宝物逃出虎口。

经过这场劫难,叶公超改变不问政治的倾向,开始弃学从政。抗日战争中,他在海外从事反侵略宣传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组织华侨义勇军继续抵抗。这与他“手拿烟斗、一付西方绅士派头”的形象判若两人。

抗战后期,叶公超被派到英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国际友人的尊敬。据说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高傲,对中国的印象也不大好;但是与他交谈后,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到英国度假,约他到伦敦郊外的一个小镇看电影。正式影片上映之前,电影院特意播放艾森豪威尔前来度假的新闻,以表达对这位英雄的欢迎。第二天,伦敦各大报刊登照片,坐在英雄旁边的居然是叶公超,这使当地的华侨华人非常兴奋,非常骄傲。

书中说,叶公超生性旷达,鄙视流俗,豪爽坦荡,不失书生本色。这本来是做人的优点,却在官场上成了“缺陷”,这是他晚年成为悲剧人物的主要原因。当然,叶公超毕竟不是“超人”,他有脾气、有缺点、有错误,他后半生的政治选择,也成了被人遗忘的主要原因。我注意到,傅国涌很欣赏叶公超对鲁迅的态度:鲁迅与“新月派”势不两立,但鲁迅去世后,叶公超却连续写文章肯定他的贡献。我觉得,对于叶公超,也应该抱这种态度。

在发给傅国涌的“伊妹儿”中,我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这本小册子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叶公超小传,我更关心的是叶公超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概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篇写传主经历,下篇写传主交游,其中有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吴宓、浦江清、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梁实秋、张大千、陈香梅等人。傅国涌希望,经过长期沉寂之后,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人文素养以及深入其骨髓的现代文明因子,能够重新回来。我想,这也是他把《百年寻梦》中写叶公超的那篇文章,命名为“一道已逝的风景线”的原因吧。为此,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文章写得浅些、再浅些呢?”

读书也是读人。傅国涌说:“我全部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如果说这也是西湖边上一个“景点”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这类景点也能连接起来,成为遍及全国的一道风景线呢?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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