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培坤、丁子霖:读“讨谢”檄文有感——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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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

谢韬

近日,从互联网上读到一批“讨谢”檄文,有北京的,有上海的,有浙江的,不知还有没有别的省份的。参加这次讨伐的都是一些“名家”,有“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有“坚持马、列、毛的老一代学者、教授”,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肃然老中青三代齐发声,也说明中国左派后继有人。

谢韬是我们交往将近二十年的老朋友、我们所在中国人民大学前常务副校长。关于他写的那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来《炎黄春秋》转载时题目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我们曾写过一篇短文,是回应海外网络上有人对谢文批评的。这种批评把谢韬说成是“妖魔化文化熏陶出来的所谓精英”,说谢文是以“保守主义的面目,来捍卫既成事实的血腥后极权主义”。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并不公正(参见《这个党救不了了》,见《民主中国》2006年12月)。

去年年底,我们从南方回到北京,又听到了来自另一个渠道的信息,说是北京要组织一批马列卫士就谢韬的文章开一个“研讨会”,进行“内部批判”。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却迟迟不见动静。我们还以为那些老资格的左派人士已垂垂老矣,提不起精神来了。这回才从网上知道,原来“研讨会”已经开过,而且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真是深感荣幸。这个“研讨会”的名称很长,叫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驳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乱党谬说“,读着真让人缓不过气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别人我们不明底细,人大本校的几位我们清楚,其中有的还是当年的”共和国卫士“,欢呼、拥护过89年的所谓”平暴“,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读完这一批“讨谢”檄文,我们立即兴匆匆地从暂住的南方农村给住在北京的谢韬先生打电话。我们说,真羡慕你,一篇文章,竟招来了那么多人的“关心”。很久没闻到大批判的硝烟味了,那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谢在电话的一端哈哈大笑,一点不像一个86岁的老头儿。

其实,那些“大批判”究竟批了些什么,我们还真没有太在意;吸引我们的倒是左派先生们说话的语气和腔调。这里恕我引述几段,以飨读者:

“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谢韬的文章既严重歪曲了中国和外国的社会实际,也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十分荒谬的。但是该文提出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未来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大问题。”[评:这种大批判通常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对手提出的问题上纲上线]

“与会者认为,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找到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因此,目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以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新时期的继续。”[评:对于这些左派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他们不朽的历史功绩,因此一提起来就兴奋不已,也就当然要把这种“斗争”继续进行到底了]

“与会者认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回避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只在二次分配上给群众以小恩小惠。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只能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提供帮助。假如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也只能使中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和政治附属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救中国,只可能颠覆中国。”[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是他们大批判的应有之意。他们反对阶级合作而坚持阶级斗争,恍若回到文革时期对刘少奇的“三合一少论”的大批判。只不过把那时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换成今天的“反对和平演变”。]

“与会者指出,谢韬抛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调,不能不让人想起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谢韬的文章把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原因归咎于所谓‘暴力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在为戈尔巴乔夫开脱历史责任。实际上,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恰恰是因为苏共主要领导人背离了列宁、斯大林的路线、推行了被谢韬所歌颂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教训,殷鉴不远。”民主社会主义“恰恰是把苏联从社会主义引向覆灭的桥梁,现在谢韬竟然拿来向中国人民推荐。”[评:这些左派先生们恨透了戈尔巴乔夫,认定他是前苏联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是世界性社会主义事业的头号叛徒。他们出于一种唇亡齿寒的恐惧,常常拿前苏联的崩解来吓唬国内的老百姓,来为中国现行的独裁制度辩护。]

“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志们应当加强团结,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策略水平。对待谢韬等人的欺骗性说教,要写出拳头性文章,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批判。……要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揭露一小撮政治骗子。同时,要充分占领互联网这一重要阵地。”[类似“同志们要加强团结”这样的结尾,也符合左派们对敌斗争的惯例]

以上是北京的,下面是浙江的:

“会上,大家都表示,对民主社会主义这股思潮要引起高度重视,这股反动思潮,是一些人妄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根本指导思想。不能低估这股思潮的严重危害性,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土壤和条件,谢韬的文章实际上讲了一些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讲了一些人实际干了却又不敢明白讲出来的话。因此,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充分利用谢、辛(辛子陵)这样的反面教员,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界线,彻底粉碎民主社会主义一类反动思潮的进攻。”[评:这段大批判,把同谢韬的批判上升为敌我斗争,因此必须“彻底粉碎”。曾几何时,左派们搞大批判的拿手好戏就是上纲上线。令人唏嘘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前苏东共产集权帝国也已经崩溃近20年了,中国社会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左派的思维方式、斗争手法和语言习惯,那种咬牙切齿的仇恨、彻底粉碎的无情、斗争八股的语言,与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声讨毫无区别。在此意义上,今日的中国左派的确是在坚持毛泽东思想。]

下面还有上海的:

“xxx认为,我们要学会如何识别骗子。谢文中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旗号,干着浑水摸鱼、混淆视听的勾当。他所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就是在中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在谢韬一类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理论探讨、学术争鸣。谢文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年来的‘主流意识’。从去年的新西山会议,到今年再次抛出民主社会主义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被‘边缘化’和‘改造’,而且越来越如此。这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正视的现实。所以,我们首先要如马克思当年所示、如列宁当年所示,认真学习马列毛原著,识别‘骗子’,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根源、条件以及应对之道。”[评:什么“骗子”,什么“浑水摸鱼”,什么“混淆视听”等等,等等,都是对敌斗争的用语,今天听来,仍然耳熟能详。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理论争鸣中动辄指责别人是“骗子”,具有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力量。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思想争鸣中的分歧是正常的,但以“骗子”指控思想对手,已经超出思想学术讨论的范围,而属于人身攻击的“诽谤”。而“诽谤”别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引文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这些引文中欣赏到了当年搞大批判时的不少“样板语言”;只是还差一句口号:“我们要把x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批左派先生太可爱了,你们竟然忘了今日为何年何月?他们口口声声xx充当了“反面教员”,却独独不怕自己成为真正的反面教员!

今天的年轻人,对于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已经很隔膜了。什么“反右”,什么“文革”,什么“反对自由化”,甚至什么89“六四”,可谓一片茫然。如果今天的年轻人能读一读这些左派先生们的大批判文章,兴许对于了解过去的那些重大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会有所帮助。这些文字虽然不能说已经囊括了那个年代大批判“样板语言”的全套,也至少可以窥一斑而略知全豹了。

我们还是那句话,在中国的和平转型时期,凡涉及中国未来走向的所有问题和主义,都应该允许自由探讨,包括上述左派先生们提出的问题和主义。但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的做法,过去不可取,今天更不可取。如果有理,为什么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说理呢?

然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几乎在这同时,我们也读到了北京另一些学者就谢韬文章发表的讨论会纪要。在这个讨论会上,几乎所有人的发言,都本着一种善意的宽容,一种自由讨论的精神,就事实谈事实,就学理谈学理,求同存异,绝不强加于人。发言者畅所欲言,提出的问题也很尖锐,比如:

究竟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是否与他和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时有了改变,若有改变,这种变化是否具有根本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江、胡主政以来,中共所实行的路线究竟算不算是民主社会主义的?

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的宪政民主、与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宪政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相互包容的还是相互排斥的?等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转型的路径选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必须通过充分的讨论,比较其优劣,衡量其得失,考量其时机,让国人做出自主的选择。如果有人公开站出来打破言论禁忌,引领学界自由讨论,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对上述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举起双手欢迎呢?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中共党魁胡锦涛说过的话。

这几句话就是谢韬先生撰写和发表那篇文章的“尚方宝剑”。要是没有这把“尚方宝剑”,谢文恐怕只可能停泊在海外网站上,不可能在国内的《炎黄春秋》上刊出,当然也更不可能在国内广泛传播,在学界乃至普通民众中间激起那么大的反响。谁都知道,在现今的中国,出自海内外民运人士或异见人士的言论,其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这些言论不可能见诸于国内的媒体和网站,普通老百姓很难看到;即使能够看到,他们也会觉得这毕竟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的声音,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很少有切身的关联。然而,谢韬先生的这篇文章就不同了,它说出了国内人士之所思所想,它没有超出国内人士的寻常语境,因此人人都能读懂,人人都能理解,由此出现了洛阳纸贵、奔走相告的动人局面。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异类,也曾无数次的被告知:中国爆出了一个大新闻。这种局面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出现了。

事实上,在谢校长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国内民间对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早已有很多议论了,而且议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超过了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一点谢韬老先生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从我们同他的多次接触中还知道,谢韬的很多话实际上并没有形诸文字;在他的内心,有一些不便明说的话,因为这些话如果诉诸文字,在国内也无处发表。他在私下里常常对我们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实行民主”、“要根除腐败,必须有权力的制衡,而民主就是这种制衡”。他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要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至于“民主”后面的那个“社会主义”,并不是他要强调的重心。在我们看来,他所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最近,徐友渔先生的《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一文(载于《同舟共济》2007年第五期),从商榷的角度点破了这层窗纸。我们想,如果因实行民主而社会主义消亡了,谢韬先生决不会惋惜,更不会回过头来反对民主。从我们同他的接触中,我们深感其民主信念之坚定,至于通过那种路径来实行民主,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必须尊重。也正因为他对民主的这份执着,才使我们渐渐产生了对这位老人的由衷敬意。

近年来,国内谈论民主宪政的人多起来了,这也是我们同谢校长之间常常谈及的话题。他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对于国内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重新兴起,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对于那些同他公开表达的观点存在差异的主义和学说,不仅不持反对态度,而且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他甚至多次表示,中国早晚要走西方民主国家的路。他的这种想法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但即使在他最近的这篇文章里也已隐约可见。今天人们都知道,已故的李慎之先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而外界对于李、谢的友谊却可能了解得并不多,至于说到这两位老友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的很多共同点,恐怕就更不为外界所知了。但是,他很佩服李慎之先生,把李慎之先生引为同道,我们是知道的。他甚至热情地为我们与李的见面亲自作出安排,可惜没有等到见面,李慎之先生就去世了。

在当代中国,有那么一批党内老人,人们称他们为“两头真”,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些老人都是饱经沧桑、历尽磨难、见过很多世面的仁人志士,他们说话、做事都基于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自然比不得童言无忌的小青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那些死抱着马列原教旨主义不放的左派们,非要把谢韬先生的文章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连根拔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对谢韬先生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究竟是包容、还是排斥?我们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2007-5-24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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