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悉的朋友中，大家都称林牧先生为“林老”。1995年5月，林老到他的祖籍浙江（他本姓骆，名传桂，老家在浙江义乌下骆宅镇，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后裔）。当时正是“宽容呼吁书”发出不久，当局很紧张。我忘不了那年5月24日晚上我去一个朋友家看望林老，刚一进门就被扣押（其时林老已被带走），直到5月27日林老被浙江公安部门押送遣返西安后才得以获释，林老当然没有见上。事后得知林老回忆胡耀邦的文稿也被公安没收。那时候我对林老所知甚少，也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只知道外界盛传他曾是胡耀邦的秘书。但当局对一个无权无勇的老人如此恐慌、如临大敌，却使我更加神往于这位老人的风采。那以后我陆续读到了他的一些文章，并和他通信、见面，对他的思想、经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1998年10月我出狱以后，林老曾先后帮我找了好几份工作，让我自己选择。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没有成功，但他对一个后辈青年无私的关怀则深深感动了我，久久地温暖着我的心灵。正如杨海说的林老对受难者的关注几乎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关心过很多有困难的人、遭受迫害的人。他对远隔千里之外的陈龙德（因为追求理想遭受严刑迫害而致残的浙江工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关心与帮助更是朋友们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是与他政见不同的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会从人道、人权的立场出发为他们呼吁。他是一个仁者，和那些高举“民主”旗帜疯狂地追逐名利权位的“领袖”、“明星”们不同，他关注的是人，人的权利和尊严，真诚地追求一个人人都能做人而不是做奴隶的时代。他身上没有官僚气，没有幕僚气，更没有老年的暮气。有的是平民气、朝气和宗教所赋予的英雄气。在他身上我们经常能体会到一种非常深沉的悲天悯人的境界，他多次说他是无党无派，不从政。他对人的关心完全出自内心的召唤。在这个前提下他成为一个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战斗的民主主义者，最终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超越了年龄、地位甚至政见等界限。
尽管我在与林老交往的过程中，也不无分歧，比如对某些人和事的看法我们就不那么一致。但不同的观点并没有影响这位可敬的老人对我这位后辈青年的厚爱，当然也不影响我对林老始终如一的尊敬。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他曾经是一位中共高干，最后成为一个热烈的民主主义者；而是他的人格，他的宗教情怀，他对青年、对普通人坦荡无私的爱。
据林老自己说，他生在一个信奉佛教同时又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主流宗教的影响。他父亲是陕西安康地区佛教会长，也信基督。他青少年时代即受过宗教教育，不仅学佛经，还参加基督教的唱诗班，跟一位美国牧师夫人学英语，只是没有受洗礼。宗教给了他爱人之心，给了慈悲与宽厚。宗教植根于一个人的心灵，教人爱和怜悯，宽容和忏悔。对宗教的信仰使他即使在成为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相信人性中那些根本的东西，比如博爱、宽容、平等、正义和不伤害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等等。同时，也使他容易忏悔自己内心的黑暗。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怕的，这一点林老看得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清楚。他曾几次和我说起宗教，提议我们都能读一点宗教方面的经典。这使我想起一百年前追求民主的那些仁人志士，比如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促使他们抛洒热血、反抗强权、一往无前的动力中就有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他不参加任何宗教仪式，却有着宗教徒的虔诚，根植于宗教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宽容精神一起，成全了他高尚无私的人格，最终使他与一个荒谬的反人道的体制决裂，走上一条独立知识分子的不归路。
在风云变幻的1945年，林老选择的竟然不是以暴力改造中国的道路，而是加入了追求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建立民主制度的中国民主同盟，后来成为西北盟领导人杨明轩的秘书。1949年开国大典时，他就是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作为西北代表团的秘书参加的。可以肯定他少年时代耳濡目染的宗教信仰，年轻时代的政治选择都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他与许多年轻时就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有点不同，年逾古稀的他还是那样的热情澎湃，在他身上我们仿佛看不到年龄，他的心灵依然是那样纯净。他像一个青年人一样憧憬着祖国的未来。经历89巨变，林老第三次被执政党开除，历史绕了一个圆圈，林老又在新的水平上回到了民盟时期的立场，40年弹指一挥间，早已换了人间。
但是，如果不是遇到胡耀邦，这一切也许都会不同。1964年12月1日至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开创的100天超前改革，他在陕西执政的200天戏剧性地改变了林老一生的命运。林牧先生其时年仅37岁，风华正茂，已是省委副秘书长。胡耀邦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提倡实行民主，政令公开，尊重人权和风俗人情，这一切就像一束奇异的光照到了他的灵魂深处。据他自己后来说他对青年的关心，喜欢与青年人交朋友都是受到了胡耀邦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林老的这个优点，这同时也成了他的一个缺点，用老朋友樊百华的话说就是——他对青年人有求必应，有时难免轻信。20年代80年代中期他在西北大学任党委书记时，就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并同情他们的爱国民主活动而得罪了当局，并愤然辞职的。他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爱护青年正如青年对他的热爱。
因为胡耀邦，他经受了长达十二年半的炼狱之苦，九死一生，在无休止的劳动改造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壮年时期。但他对胡耀邦没有一句怨言。他承受了全部灾难。在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中他也逐渐看清了这个制度的面孔，这是一个冷酷的、非人道的、违背人性的制度，这不是他青年时期追求的新社会，这一切也许渐渐地在他的心中生下了根。当然，他也和无数虔诚的共产党人一样，相信只要有胡耀邦这样的领袖在，这个党就还有希望。1987年初随着胡耀邦被逼下台，人们心中的这盏希望之灯也就熄灭了！那是林老辞职之后的事了。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震撼了千百万青年学子的心，从而引发了波澜壮阔的89民运。林老也在悲痛、愤怒与激动之中写下了他那封名动一时的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公开信。
“六四”以后，林老踏上逃亡之路，并第一次来到祖籍浙江，踏上了这片他的先辈们曾经繁衍生息了1500年的土地，受到了从未谋面的乡亲无微不至的保护和照顾。对这块梦寐以求的故土，他始终怀有一个人子难以泯灭的深情。这一点，在许多可敬的前辈老人身上，我都看到了。对故土、家园的深情眷恋正是一个大地之子与生俱来的永恒追求，它超越了一切种族、国界、政治、宗教信仰的差别。林老曾多次和我们说起，如果有条件他一定要搬回浙江来住。
岁月掩盖不了伤痕，在乌云低垂的岁月里，林老却能乐观地面对生活，承受着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不管现实有多么黑暗。林老对生活的达观，对祖国和世界未来的乐观态度也深深感染了经常和他接触的西安朋友，比如杨海等在民族前途、命运问题上的看法都比较乐观，而且心胸开阔。依我看，其中不无林老的影响。林老的家曾两次被当局抄得片纸不留，他依然无所畏惧地站起来抗议，只身一人面对国家机器这个无所不能的庞然大物。对林老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抗议，是在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与尊严。在暴力打压面前，他不能选择怯懦、选择沉默！这是人的选择，一个战斗的人道主义者的选择，它高于一切政治选择！任何不以人性为基础的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毛泽东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的只是一个连石头也被逼说假话的帝国，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对此，林老和我们都已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信仰失落、道义沦丧的时刻，我们谈论这些前辈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的震撼首先不是思想上的，而是人格上的。走近林老，理解林老，无疑他是可敬的。但他只是一个凡人，也有着凡人一样的弱点，他也会有缺点，有错误。但和一般人不同的是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忏悔，他多次讲，作为一个担任过一定领导职位的人，他不能回避引错路和整过人这两大责任。他至今仍强调他是一个后知后觉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了，这凸现了他更可爱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一个为追求真理、反抗暴政傲然站立的知识分子的另一面。
我以为宗教情怀、早年的民盟经历、胡耀邦的直接影响和党内斗争中所遭受的长期迫害，共同铸造了林牧先生的人格，构成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世界。
我曾与林老谈起他的文章，并建议他早日编一本文集，还提到我在80年代初的《新华文摘》上读到过他的关于改革的文章。林老马上说那些文章早就过时、落伍了。要编只能把1989年以后的文章收进去。最近他还说自己过去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职业，直到89以后这十多年才认真研读西方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后知后觉者。林老是认真的，无论读书、做事、写文章都一样。所以，仅仅十多年已是成绩斐然。我读过他在海内外发表的不少文章，有些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献载入史册。比如，他的《且慢告别》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力作，论述细致，精彩纷呈，高屋建瓴，最后归结到“告别之意在于尊王”，将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驳得体无完肤。他的《知识分子的病态》，揭露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人格依附”、“人格分裂”、“权力恐惧”、“同类相残”和“死要面子”等种种病态。他的《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严酷部分同儒家大一统、一元化的专制主义等负面因子相结合。他的《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明确的表达了他信奉自由主义、反对集权主义的坚定立场。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又提出重塑国魂，重塑民族精神的问题。他于1998年到1999年写的一系列论述人权普遍性、生存权、发展权、人权与主权的论文都很有新意，值得一读。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偏爱的是林老的回忆纪实文章。林老曾跟随民盟领袖杨明轩先生多年，又和胡耀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西北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习仲勋等也比较了解，是党内许多内幕的知情人，他写的回忆纪实不少是第一手材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1998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我所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收入了林老所写的重要回忆《胡耀邦100天的超前改革》。据林老说这不是全文，全文原拟编入《胡耀邦纪念文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纪念文集未能在胡耀邦去世10周年之际在大陆出版。这一回忆真实地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几乎被淹没的历史，林老先生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亲历者，用他的笔见证了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一幕。他本人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又何止是十几年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篇回忆改写了历史。
2000年，林老又写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回忆习仲勋的文章，透过林老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习仲勋鲜为人知的一面，也看到了80年代执政党内部围绕着改革进行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以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优秀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开明领导人最后失败了，但他们的人品、他们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探索，还是值得我们敬佩。他们的理想并未随着他们政治事业的失败和政治生命、肉体生命的终结而消失，林老可以说是他们理想的继承者，虽然他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完全与旧体制决裂了，但他今天的觉醒里面同样包含着胡耀邦、习仲勋等先辈共产党政治家的思考，以及他们的人格感召。林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不会随着肉体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安息吧，林老。
──《观察》首发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