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多的时候，布衣之身心忧天下是一种可敬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布衣之身关心国家大事也是公民最本份最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说得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布衣之身必然要关心社会进程、民生福祉、世界和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如果不是公民的时候，布衣之身往往只是我说的类人孩。他们关心起个人以外的事，往往是那些海市蜃楼般的东东，“人生就为你们窥见的半真理利用”，而与事物作感情的交易。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宏大叙事，显得格外荒诞、可笑、可怜甚至可恨。要命的是，类人孩们乐此不疲地关心的事几乎都是一些伪问题。
类人孩们爱谈论历史人物，爱给历史人物排资论辈，什么“古往今来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人物”；类人孩们爱谈论国际国内大事，什么“美国如果打伊朗，我们乘机收台湾”；类人孩们爱谈论个体本位之外的大义、天理，什么“失去礼是我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我看见很多当代人谈论的话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我想到的不是纸上谈兵的小孩赵括，而是王小波笔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最爱摆的pose是，身穿长布褂，手拿红蓝铅笔，在一幅世界地图面前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几代人了，布衣之身们仍是同样的思维结构。甚至从中国人的角度讲，从纸上谈兵开始，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仍是这样的空洞，不着边际。
这种思维水平的低能表现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年代里，最爱谈论改革如何、如何改革的几乎都是布衣之身，是那些跟改革不沾边的人，那些干着的、管着的反而多默不作声，那些有权力改革改良的反而真的是“没事偷着乐”了。有一次，面对一大群年轻的记者在那里高谈阔论中国应该如何改的问题，我们的“国士”愤怒了，他毫不留情地嘲笑座上客，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改革是你们的事吗，你是厅局长吗，你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吗，你是身家上亿的企业家吗，你没有这些资本，你们的改革落实于何地？皇帝不急太监急，你们承认自己是太监吗……原话比我的记忆还要糙。要义在于布衣之身首先在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后来想，中国人这么爱掺合，这么爱关心统治阶层的事，并不仅是他们的思维水平低，也跟他们的现实处境有关。他要表示他跟江湖世界的老大们站在一起。实际上，有些类人孩精着呢，他们自以为眼光长远得千秋后世，以为自己道不行于当代，但思考的问题，后人总用得着，后人总会念他的好。有些民族主义者就说自己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不赞成开历史倒车，但他们只是说，在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需要超越市场经济，需要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这样的话说得似乎智慧极了，其实是相当可怜的。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者留下什么治国、治世界的方略，就是一个明证。
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曹刿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当他的祖国面临入侵的时候，他要求上前线。“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别人这么指责他的时候，他并不气恼，因为他有掺合的底线，那就是统治者必须亲民、尽心于民，“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在这方面，我甚至觉得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有一种不错的态度，他说过：“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今天大批的中国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践了这一种叛逆心态）。我还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白桦先生的思考是一种不错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他追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种追问是一切前现代国家的个体应该持有的态度，只有如此，前现代国家的个体才能从中生长出健康的人生哲学，才能成就为伟大的公民个体。遗憾的是，这一追问被当时的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消解了。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的个人生存方式也就没有多大的长进。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