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多的时候,布衣之身心忧天下是一种可敬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布衣之身关心国家大事也是公民最本份最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说得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布衣之身必然要关心社会进程、民生福祉、世界和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如果不是公民的时候,布衣之身往往只是我说的类人孩。他们关心起个人以外的事,往往是那些海市蜃楼般的东东,“人生就为你们窥见的半真理利用”,而与事物作感情的交易。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宏大叙事,显得格外荒诞、可笑、可怜甚至可恨。要命的是,类人孩们乐此不疲地关心的事几乎都是一些伪问题。

类人孩们爱谈论历史人物,爱给历史人物排资论辈,什么“古往今来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人物”;类人孩们爱谈论国际国内大事,什么“美国如果打伊朗,我们乘机收台湾”;类人孩们爱谈论个体本位之外的大义、天理,什么“失去礼是我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我看见很多当代人谈论的话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我想到的不是纸上谈兵的小孩赵括,而是王小波笔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最爱摆的pose是,身穿长布褂,手拿红蓝铅笔,在一幅世界地图面前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几代人了,布衣之身们仍是同样的思维结构。甚至从中国人的角度讲,从纸上谈兵开始,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仍是这样的空洞,不着边际。

这种思维水平的低能表现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年代里,最爱谈论改革如何、如何改革的几乎都是布衣之身,是那些跟改革不沾边的人,那些干着的、管着的反而多默不作声,那些有权力改革改良的反而真的是“没事偷着乐”了。有一次,面对一大群年轻的记者在那里高谈阔论中国应该如何改的问题,我们的“国士”愤怒了,他毫不留情地嘲笑座上客,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改革是你们的事吗,你是厅局长吗,你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吗,你是身家上亿的企业家吗,你没有这些资本,你们的改革落实于何地?皇帝不急太监急,你们承认自己是太监吗……原话比我的记忆还要糙。要义在于布衣之身首先在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后来想,中国人这么爱掺合,这么爱关心统治阶层的事,并不仅是他们的思维水平低,也跟他们的现实处境有关。他要表示他跟江湖世界的老大们站在一起。实际上,有些类人孩精着呢,他们自以为眼光长远得千秋后世,以为自己道不行于当代,但思考的问题,后人总用得着,后人总会念他的好。有些民族主义者就说自己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不赞成开历史倒车,但他们只是说,在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需要超越市场经济,需要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这样的话说得似乎智慧极了,其实是相当可怜的。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者留下什么治国、治世界的方略,就是一个明证。

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曹刿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当他的祖国面临入侵的时候,他要求上前线。“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别人这么指责他的时候,他并不气恼,因为他有掺合的底线,那就是统治者必须亲民、尽心于民,“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在这方面,我甚至觉得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有一种不错的态度,他说过:“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今天大批的中国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践了这一种叛逆心态)。我还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白桦先生的思考是一种不错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他追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种追问是一切前现代国家的个体应该持有的态度,只有如此,前现代国家的个体才能从中生长出健康的人生哲学,才能成就为伟大的公民个体。遗憾的是,这一追问被当时的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消解了。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的个人生存方式也就没有多大的长进。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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