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不大知道何廉是谁,他于1895年出生在湖南邵阳农村,1919年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之后,曾在南开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十年,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经济学研究和普及工作,成为一位享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他在《大公报》推出的统计副刊专栏,按时间排列所有中国重要的经济、金融统计数字,曾轰动一时。之后,《大公报》持续刊出他主编的《经济周刊》也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是《独立评论》的重要撰稿人。从1936年起,他应蒋介石入之邀,十年间先后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等要职,是蒋在经济事务方面的重要顾问,一度备受蒋的宠信,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主宰大陆命运二十多年的枭雄,一位经济学家的回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蒋介石的真面目,了解国民党统治时代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西安事变前不久,何廉随蒋介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第一次“有机会经常看到委员长的一套生活方式以及他处理事务的方法。”使这位经济学家“弄明白了中国实权的情况”(《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114页,以下只标页码)这就是“政府的真正实权所在,始终是围绕着委员长转的。委员长不仅是行政院的头,军事委员会的头,党的头,如果化成实权来说,他是万物之首。”(115页)这位当时位居行政院政务处长的经济学家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份重要的报告,按理应直接送交南京行政院的,却首先来到了委员长的驻地办公室。”他的去向和个人的驻地办公室从来都是保密的。他的侍从室机构庞大,俨然就是政府中的政府,国家的真正中心,凌驾在整个国家体制之上。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权力的中心,整个政府是跟着他的腿转动的。即使他休假期间,“翁文灏和我曾多次去他奉化的家,向他汇报有关行政院的事项。”(124页)

“我开始认识到,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办什么事,作什么变动,只要他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他随身总带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该作出决定或给哪位来访者一笔钱,他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这类手谕无数次都是用红铅笔写的,到处流传“(117—118页)

他不是皇帝,胜似皇帝,随心所欲,活脱脱一个“朕即国家”的现代版,何廉说:“最活龙活现的一次,是1936年秋孔祥熙官邸一次十分非正式的会议上,孔接到委员长侍从打来的电话,说委员长要这么一笔款子。这仅仅是一次电话传呼,也没有手谕。孔打趣地对我们说:”看,委员长要款,我该咋办?‘孔让他的秘书通知上海中央银行用专机把款送交委员长。“(110—111页)另有一次,1937年春天,孔祥熙将以中国特使身份去参加英国女王的加冕典礼,在告别宴会上,”孔非常自私地要委员长给他颁发文职官员的最高勋章,这样他好戴着去伦敦。委员长对我说:“何先生,你就关照此事,给孔博士颁发勋章。’通常像这种颁发任何类别勋章的事,首先要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讨论并通过决议。所作决议还得送呈国民政府主席,由他来颁发勋章。现在这一切程序都不用了,只是委员长一道非正式的口谕,就得把勋章给孔祥熙送去。我通知了国民政府,第二天早晨勋章就由专机送交给孔。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觉得十分可笑!”(124页)

“他是一个信赖人而不重视制度的人,如果一个人和他很接近,那个人就可以受到他的庇护”(183—184页)1939年后期到1940年,何廉没有机会和蒋介石直接接触,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批评、攻击之中,1942年2月,他主管的农本局多人被特工拘捕。直到张家璈给蒋写信,蒋大发雷霆,说并没有让他们逮捕那些人,只是指示“集中讯问”。事后放人时,戴笠还要求经济部“打收条领人”,戴只承认“他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了委员长的命令”。事后何廉调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他不到任,秘密警察就在他家门外站岗,监视他,他出门就跟着他,连日用必需品也削减了。总之是非逼他就范不可。那年,何廉想去香港,买飞机票要警方特别安全办公室批准,等了几乎两个月都没音讯,最后求助于蒋本人,几天就办成了。

显然在一个人的治下,喜怒无常,朝令夕改,只能是一个没有任何保障、不确定的社会,恐怖、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何廉不过是书生从政,他的遭遇不算什么,处在权力顶峰的蒋介石不也有过命在旦夕的西安之劫吗?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戴笠也不无抱怨,他曾对张家璈说,“为委员长工作非常难办。戴说,委员长给你指令,要你去调查某人或某事,但中途又打住或放慢了。”(220页)

1946年,何廉多年的心血编制的战后经济建设纲要被束之高阁,连一纸空文都算不上,“除了1000份已印发的和几份英文翻译本外,纲要从没有公布。”(252页)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有理想的学者在这样的体制下注定了只能是“装饰品”,是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这位经济学家在经历宦海沉浮之后,终于下决心地离开蒋介石政府,结束十年官场生涯,回到独立的学术研究中,他在南京创办了著名的《世纪评论》周刊,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所和《经济评论》。以他十年来对蒋介石以及这个政权的近距离观察,他说:

“我越来越清楚地体会到,委员长或许不是国家从事经济建设的理想的领导者。他主要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思想意识的人,他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和19世纪早期的维新派李鸿章、张之洞没有多大不同。对委员长来说,经济建设意味着经济的移植,看来他并不真正懂得为经济建设建立主要机构的重要性。

从委员长看来,人事关系的重要性超过机构设施,而委员长要求于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要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心转意,就意味着机构和政策的变更的话,一个国家怎能平平稳稳、很有效率地从事经济建设?要是那些负责经济建设的人不是首先在公正有为的基础上遴选,一个国家怎能有效地进行经济建设?假使委员长的整个信任概念是以关系的亲疏为基础的话,我怎能为他从事经济建设工作?”(265—266页)

何况蒋介石“在政治上关心对付旁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超过他对经济建设的关心。……在他所定的大政方针之下,整个政府全力以赴处理政治问题,几乎将经济问题置诸度外。”(266页)尽管自1930年代起,他大量起用翁文灏、王世杰、蒋廷黻、张家璈、吴鼎昌、何廉、叶公超等专家教授,也许他的初衷是良好的,给他们显赫的职位,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廉就看得很清楚:“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是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121页)何廉不无痛苦地认识到蒋介石“或许看重吴鼎昌、蒋廷黻、张家璈,或许也有我自己的意见,但他从不真正信任我们。”(266页)所以这些受西方教育、学有专长的学者从来都不在蒋介石政权的“里层”。在这个浓厚人治色彩的政权“里层”是孔祥熙、宋子文这样与他有裙带等关系的贪婪自私、腐败无耻的人物,蒋真正信任的是他们,所以孔掌握的财政部针水不进。蒋介石掌握着无限的权力,他通过亲戚、亲信控制权力,没有任何章法可言,他“常常绕过了机构,而去信任那些最亲近他、忠于他、服从他的人。他信任孔祥熙和宋子文,因为他们是姻兄姻弟,他信任孔祥熙胜过宋子文,因为孔更听他的话;他信任陈立夫因为陈的叔叔是他把兄弟;他信任俞飞鹏,因为是他的表弟兄;他信任张群,因为张群、陈其美、黄郛和他是把兄弟;他信任黄埔军校毕业生超过同样的团体,因为他是军校校长,而在中国师生关系几乎亲似父子。唯一可能例外是陈诚,他们之间非亲非故,但陈诚是他的同乡”(266页)他“老是准备让他随便哪个下属成群结党,只是要由他来当头头,而事实上,他是每个派系的最高领袖。……在心底里,委员长有一种操纵驾驭的嗜好,他要在矛盾中显示他的至高无上。他允许甚至鼓励搞派系活动,因为只要派系继续活动,唯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合在一起。”(214页)

尽管如此,在这位沐浴了欧风美雨、受过严格学术训练、满脑子自由主义的学者眼中,蒋介石“是个可以共事的好人”,“他十分耿直,也非常坦率,他总设法使你明白,他在想些什么。他会给你答复:或者是,或者否,要不就等等,他不会使你灰心丧气的。”(117页)“他生活十分简朴。每天清晨起身很早,做一小段锻炼,就进行祈祷,……整个上午,他都用来批阅文件……”,他“吃得很少,吃得也很简朴。”(115页)他一贯称何廉为“何先生”。作为一位传统型的政治领袖,他或许不无魅力,但他中世纪的思维方式、行事作风,在一个急需向现代化转型的时代里注定将以失败告终,这是人治社会的必然,蒋介石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标志着他身体力行的这种千年相续的统治方式到20世纪已走到尽头,任何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试图依靠人而不是制度终将无法挽回地步入衰亡,蒋介石只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罢了。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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