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说台湾社会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言情;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必定都要诉诸于大众的情感,成为全民或至少是大多数民众关心、参与的活动。

言情,已经贯穿于台湾文学、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每一部份,台湾已经成了一个言情的社会:琼瑶是言情小说的代表,施明德是言情民主的代表,而龙应台就是台湾言情文化批评的代表。

所谓言情,就是激发调动起大众的情绪或者情感,而非理性,进而引发全民性的运动或者情绪总氛围。言情小说,就是以清纯脱俗的爱情故事打动一大批男男女女的心,从而形成了一种可以影响大众情绪甚至爱情观的文学魅影;言情民主,就是将民众的民主诉求引导成各种情绪搅杂在一起的准政治运动,是以民主为口号以民主为藉口的言情政治;言情文化批评,则是将文化议题诉诸于大众和大众的情绪,对某些文化问题社会问题进行批评,试图通过浅显的说理、简单的逻辑推理和甚具文学性的文字打动大众的心,并进而引发大众对这些问题或关注或愤慨的情绪激动。

龙应台关心的话题,大多涉及文化,有她所抨击的衙门文化,有她所指责的粗民文化,也有已成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陋俗文化。也许由于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学评论出身的缘故,因而善于使用文学化的语言,也许也唯有诉诸大众的情绪才能产生更大的效应,龙应台文化批评中的言情成分就显得比较多;无论是对权贵的鞭挞,还是对普通民众陋俗的针砭,她的文字都会激发起读者的巨大情感浪潮。本来,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批评大多是摆事实讲道理,大多是心平气和的,但龙应台则独树一帜,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激扬文字,对社会大众“动之以情”,或将她所批评的问题尖锐化,或使大众的情绪高涨化。龙应台文化批评的言情特点,可以从其早年具有代表性的《野火集》中找到,更体现在今年的《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今天这一课:品格》和《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从标题到内容的煽情性之中。

龙应台的文学评论背景,注定了其作品缺乏哲学背景作家的深刻与理性,决定了其作品文字的文学性和言情性,这本不可强求,但作为一个对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有着自己的思考,把台湾社会文化与民主运动的发展视为己任的作家来说,长期困囿于言情性之中不失为一大败笔。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王健壮会说:从她的字里行间,隐约可以感觉到她的压抑、修饰甚至掩饰,很显然她还有“气”;这也就是为什么蔡诗萍认为:“龙应台的文章,好看则好看矣;她的风险亦在”文胜于质“”。

这是一种无奈,是言情的无力和无奈。一切言情的东西,刚出台时必定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但终究不会持久,如人的喜怒哀乐,忽晴忽阴皆不恆常,言情小说如此,言情民主如此,言情文化批评亦复如是。

龙应台自1985年以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展开了其犀利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之旅,向上敢怒对权贵为知识份子代言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对下敢针砭社会大众的丑陋和社会文化的陋习,为整个华文世界所推崇,被誉为“台湾的良心”。然而,她的文章除了上犯“龙颜”下批“草民”外,始终没有涉及到龙应台所属的知识份子阶层,似乎一直回避着对自身的批评和剖析。

知识份子,往往被认为是超乎任何利益之外的,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当平民百姓无法有效地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知识份子就会挺身而出为他们代言,因为知识份子毕竟还能够说话,还能够多多少少地分享着社会政治生活的话语权。但是,知识份子也就在代言的奋争之中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推崇甚至崇拜,于是也便会认为自己与任何利益阶层没有关系,并且因为自身的知识性和他人册封的“社会的良心”的标籤,应该得到社会大众的推崇,应该获得更多更大的社会重视。由知识份子这种对自身身份的假定而产生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贵族心态,一种知识贵族、精神贵族的超然心态。

龙应台将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视为己任,经常对社会问题指点江山发表意见。她既敢于对官衙权势抨击,指责他们仗势欺人没有很好地管理国家造福于民,这时候的说话方式是“以下犯上”的;她也在很多场合批评平民百姓,批评他们不够开化不够文明,这时候的说话方式当然是居高临下的;不可否认的是,她也同样在替平民大众说着话,为他们代言,但这个时候是不是以“平民式”的心态说话呢,就是一个问号了。这种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心态,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是潜意识的,但也正是这种不知不觉和潜意识才更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李敖会认为:龙应台“是关心小市民的,但是关心得不够细腻”;这也就是为什么杨渡会说:龙应台是知道“如何媚俗”的,龙应台“并不是”彻底的批判者。

在中国文化中,知识份子历经数千年一直被社会所尊重,知识份子自己也习惯以社会的良心社会舆论的导向自居;但是,事实上知识份子这一称谓是很有问题的,知识应该是属于全民的,不应只由知识份子“独霸”。西方社会中,就没有所谓的知识份子,也没有形成什么知识份子阶层;而中国则不然,几千年以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传统造就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知识份子。知识份子阶层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虽高于平民大众,但又受到权贵官僚的欺压排挤,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知识份子认为自己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势群体,因而致力于为自己和平民大众争取民主与平等。而所谓民主的概念,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并不只仅仅是知识份子的份内事,也不应由知识份子包办独揽。既然讲究平等,就不应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也就不应有知识上的高低之别;知识份子应该自觉与平民大众保持平等,任何“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心态和说话方式都是与知识份子对平等理想的追求相悖的。中国社会,包括台湾,在民主层面的落后或者混乱,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等级制度有关,也与知识份子依赖且维持着的等级制度所生出的贵族阶层贵族心态有关;即使胸怀着远大的民主平等理想,只要实践过程中的心态和方式还是贵族式的,民主平等的理想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切都应是无所谓贵也无所谓贱的,知识份子的贵族心态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去除。知识份子既然被尊为“社会的良心”而且知识份子也往往以“社会的良心”自居,那么就应当时常心怀平等的理想,并惊起一个思想上的自觉,那就是在为平等理想进行着抗争进行着不懈奋斗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从强权者从统治者那里争取平等,还要想到将自己自觉平等于平民大众。

我在这里指出龙应台文化批评的言情性及其批评方式的贵族心态,并不是也不可能抹煞龙应台作为文化批评者和社会批评者对于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只不过是想提醒一下而已:作为社会批评者和文化批评者的知识份子,在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阶层进行批评、剖析和反省,使自己不凌驾于普通大众之上,也使自己能与时俱进。

作者文集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