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8 世纪历史
作者｜刘柠
来源｜南方周末
原题《1956—1973：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
日本共产党党员川口孝夫（1921-2004）在中国住了18年，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当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官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人射杀。嫌疑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白鸟事件”是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被暗杀的白鸟一雄，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敌人”。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白鸟事件”恰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毛泽东和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川口站在广场“听”城楼上面宣读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见川口孝夫：《蜀国飘流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主流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志田派）的关系。随着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1956年1月），主流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反主流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国际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由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
审查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追问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党组织在他来中国前告诉他的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p5）
学校名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社会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一年后就被关闭了。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邻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p13）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p16）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由于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p42）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p63）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当地人都讲彭县方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的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川口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方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p79）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的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p92）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p93）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作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报》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罗被中联部弄到“十八处”保护起来。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在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p108）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北京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所谓“一号号令”），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1970年，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围绕在宪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游行权之“必要性”的问题，引发了一番讨论。对草案中“工人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一节，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对谁游行示威？无此必要”云云。对此，周总理说：“毛主席认为，如果中国将来变色了，工人们可以用游行示威权与之进行斗争。因此，游行示威权是必要的。”（p124）而与此同时，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暗斗走向公开化。对于当时在县农机厂劳动的川口来说，尽管有权参加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则是无从知晓的。后来在回忆录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后来自己反思、学习的结果。
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五千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一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层层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方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掠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p143）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鸟事件”发生后）22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启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自己从1950年起从事反政府地下活动，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从属于党”这点，始终无怨无悔，但却对流放中国十八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编者注：川口此处指的是日共）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
川口夫妇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坐大到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回国后的反思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乎国籍的热忱。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他的独特经历，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却不致主观、客观又不失“体温”的视角。他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飘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