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往常的,由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与夏潮联谊会等“老红统”团体在台北市万华区马场町纪念公园前,为50年代“白色恐怖”期间遭枪毙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人士举行秋祭活动。自从1987年政府解除戒严以来,这类纪念“红色烈士”的秋祭活动在台湾都属言论自由的范畴。笔者并不赞同这些人的史观,但绝对尊重“老红统”在民主国家举办活动的政治权力。

只是令人感到好奇的,除了在过去两位蒋总统执政时就因信仰中共而成为“政治犯”外,居然还有许多在内个时代于政府内身居要职的人士,如退休外交官出身,目前担任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的戚嘉林与会。不过最令人讶异的,可能还是在于一直以来自诩为中华民国捍卫者的新党,也出席了活动。而且参加此次活动的新党青年,还是打着国立台湾大学中华复兴社的名义出席的。

而中华复兴社这五个字,又可追溯到滕杰与邓文仪在30年代仿效义大利法西斯党黑衫军建立“蓝衣社”的历史。虽然如同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一样,推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但是当年在大陆成立的“蓝衣社”却绝对称不上是左翼政党。相反的,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欧美的近代史研究者,都把“蓝衣社”定义为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甚至于中共早期最危险的敌人。

今天去扯“蓝衣社”的历史,可能确实是有点远,所以我们还是单就新党青年参加“老红统”秋祭一事做个简单的讨论。因为就算不提杀害过无数中共党员的“蓝衣社”,早年创立或者参与新党的许多人物,可能都在50年代逮捕或者杀害过这些“老红统”。而新党主席郁慕明虽然没有赶上这波扑灭台湾共产主义势力的浪潮,但是他70年代在美国抵制左派学生的事迹却也是轰轰烈烈。

根据郁慕明的说法,当时被国防医学院送到加州留学的他,因为看不惯那些因为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而转向亲共的左派学生,而加入了简称为“爱盟”的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虽然无法证明他是否有直接向台湾或美国的情治机构举报左派学生,但郁慕明在校园里面确实被视为右派学生的急先锋。就连许多的美国人,也将他视为国民党职业学生的典型代表。

他不只在校园里多次与左派学生激烈辩论与斗殴,甚至还带领一大票右翼学生开着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车,去“迎接”访问旧金山的中共兵乓球代表队。如果郁慕明早生个30年,想必也是“老红统”在祭文中所提到的“法西斯刑场”上的刽子手。整个泛蓝阵营里面,恐怕没有一个政党比新党更符合“老红统”们心中“法西斯”的标准。

可能因为这样的考量,郁慕明没有亲自出席过本次,或者过去任何的一次秋祭。然而,他还是默许了手下的新党青年委员会干部出席活动。甚至他手下的干部林明正,因为对抗战史的见解不同而撰文辱骂与新党有深厚渊源的前参谋总长郝柏村将军“不要脸”的时候,也没见到郁慕明站出来阻止或者切割。可见在郁慕明相当程度上,已经认可了这些新党青年的行为。

假若郁慕明只是那种在历史上认可民国,但是在现实上接受人民共和国的“紫统”,那么他还可以用蔡英文最爱用的“时空背景不同”这句话来开脱自己的行为。只可惜,这样放纵手下青年军去与“老红统”一起诋毁老蒋总统为“法西斯”,甚至于配合中共扭曲抗战史,完全说明了这位昔日的反共爱国联盟成员心里已经没有中华民国。

当然,新党可以用“民族大义”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释上述作为,表示自己是要与“老红统”合作对抗台独。讽刺的是,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大多数独派团体却与“老红统”有比新党更深的历史渊源。毕竟在邓小平上台,并且发表1979年的第五次《告台湾同胞书》以前,独派与“老红统”都曾经在北京的领导下组织以反对国民党政府为目标的统一战线。

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在秋祭活动的现场上,“老红统”不只复制了一座有毛泽东题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且还特别摆出向日葵,即俗称的太阳花来凭弔他们死去的“烈士”。据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向日葵因为象征“红太阳”毛泽东而广为红卫兵所喜爱。台湾两年前的“太阳花学运”,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这些过去追随毛泽东的“老红统”们是否认可觉醒青年们的行为?

无论这些“老红统”是否认可“太阳花学运”,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当年带到台湾来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那次的运动。长年来与这些“老红统”走很近的学者,如王晓波与蓝博洲等人,也教育出了许多主张走左翼台独路线的青年学生。至于“老红统”在“白色恐怖”时代受到迫害的历史,更是成为了今日觉醒青年们用来攻击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教材。

从各种意义上来看,今日台湾的独派,尤其是新党的死敌,即“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都可称得上是这批“老红统”的学生。所以新党派人去参加“白色恐怖”秋祭活动,不仅是党主席郁慕明对自己过去反共历史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王炳中与林明正等青年干部在现实中反台独事业的否定。做为一个深蓝色彩浓厚的政党如此向中共与台独史观妥协,完全只能用自取其辱来形容。

《公民议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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