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是一种邪恶而悲惨的人类状况。
――洛克《政府论》
言归正传：那天我在囚车上等待的时刻，不由得想到当天发生事件的经过：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当黄艳艳的朝阳射进车间门窗，慷慨的铺洒在我的钳桌半边，欣赏着我的榔头锉刀锯弓吭呤哐哴蹦跳，虎钳夹紧工件，锉齿在推进拉回中吱吱惨叫。数十年后我写了篇小品随笔“锉刀功夫”，两三百字之间，是七年的成绩。呵呵，这里不罗唆。那天的偌大一个机修车间里只有几人稀拉干活，其余工友分散到生产车间维修，上午大家还勉强混混，有的偷跑去传达室找报刊阅读，或闲在角落让时间滑过。车间后面一片半坡，空地上长满野草，那是我们去喝茶吹牛，偷闲的乐园。几部车床，一部刨床，一部铣床和两台钻床偶尔发响，氧气瓶，铁戥，钢板，水管乱堆在地。我正在打磨一台崭新机器的外罩，其设计制造到装配成功都出自我手。它用于体温计外径分号，准确快速，省力省人。机器已试车正常，产品车间的工人渴望已久。“你把它做出来吧，车间工人等待了好多年，需要……啊！”技术科长曾经这样苦口婆心，而今乐不可支，喜形于色。本来，该做这机器的人是头头专派信得过的两位同事去上海钻学一年后回来，居然无从下手。我实在是想出口气才开始答应下来，从制图到加工零件和装配，只有二级钳工头衔，36 元人民币月（合现在接近四欧元，也就是我在芬兰半小时的工资）薪的我――除了车刨铣等机械加工以外――把工程师技术员以及钳铆捍工的活全部由自己一手干完。
但书记等我完成那么丰业伟绩之后，仍然不想对我将功折罪，仍然对我咬牙切齿，比“契卡”要抓索尔仁尼琴更甚。等到我把这体温计台分号机做好，与此同时，他已经叫公安局专门抓人的陈性家伙的儿子（好笑的是，他那时候才进厂不久，被分配来做我的徒弟）将搜集整理的讼状——那时候叫黑材料——利用下班回家的时候递交老子手里，只等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开始了“抓壮丁”的活。
那个上午我干得性起，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叫你到学习班去一下，回来再干……吧。”车间主任话语轻轻，他走近桌边才细声细气的开口，这位由农村入伍提干而后专业的军人，说话腼腆，待人和善。那年头各处大小官员都是转业军人，农村包围城市之后转为农村人管理城市人，整个中国都在“义和团员”麾下。看他的神色我没有在意，点点头，随手把工具一扔，脱下油腻的手套走出车间，步行水泥公路上去。
呵呵，想不到这一去就“赵巧儿送灯塔”，我再也没有回到机修车间，从此永别了我喜欢的锉刀榔头。
走在厂门坡度向上，公路左面是农田和小道，右面一片球场，也是连接着小道和农田。生活了七年的地方，至今想来仍然历历在目，随丘陵山脊而下的厂区，一条主线公路象瀑布斜流，沿线两边是职工的住宿楼房礼堂饭堂，这片是生活区。车间以及办公室在低处，周围是农村的田庄，水沟，堰塘，蔓延低萎的丘陵连接到几十里外川东华莹山脉下的天府煤矿，远远高耸的山脉象一扇黑黝黝的屏风，依稀的林木象癞子头上有几根头发。时常，只能见到雾气弥漫和云黑象妖魔般扑下。寒颲的冬天和酷热的夏日，将依山临水的田土和工厂的房舍弄得象画家的败笔，色调不谐调。
我从这山峦的低洼处逆行，住宅区有栋才修好的青砖楼房，看起来已经不伦不类，没有装修而又不负责的工程，遗留的泥灰加上风雨冲刷之后，实在不敢说美观。在这六层楼房的二楼里有间是我被关押几月的“封闭式学习班”。
我依然来到原住的封闭学习班房间，里面已经没有床个桌椅了，只有两位熟悉的工友站在那里对我友好的笑笑，说陪领导安排我来这里一会，就和我东拉西扯的谈话。他俩是身体强壮的转业军人才分配进厂不久，我心里有点纳闷，怎么今天用他们来对付我。其中一个无所谓的说：“一会有点小事，要你先这这里等等。”他们将门关闭，就这么守着我，大家无聊而又尴尬，我弄不清楚这葫芦里的药，静静的呆着，还以为像两月前曾搞逼供的车轮战，一班人马围着质疑讯问，而后则要我的书写检查，从早到晚，日日如此，关押折腾几个月。不是说已经完结了吗，怎么今天又来这套。
《纵览中国》October 3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