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大家还以为监狱长有什么吩咐或训词,谁知陈远志提着行李才进来,监狱长看他后脚才进门槛,就立即关门,那脚步声听来好象要去撞岗亭。我想,他不但烦陈远志,可能还有点危惧。

这下,这新来的这位大家都熟悉的难友,他只顾东看西看,墙上可以挂毛巾的位置,地上可以置口杯的间隙,然后将那点行李往炕板上摆放。动来动去将风门的光柱搅动,似要把太阳逐出牢外。大家坐在炕板上,像望着一个杂耍的。无聊使人更加喜新厌旧,初见的气氛总有刺激,别有话题。但三两天之后,肠肝肚肺倒完,余下的又是恼乱横波了。俗话说猴子抱着狗打杯(接吻),呱骨对呱骨,没玩事啦。陈远志来的那天像一颗石头掷进这枯井般的牢房。他个子接近一米八,肤色净白而又细腻,慢腾腾的手脚像女人,那线条分明的面额,眼睛,鼻子,嘴巴都显得突出。那张本来不小的脸瓜子般瘦削。当然,只有骨架和皮肤的面容,算是不错的比例。最现眼的是他那鸡胸挺出薄薄衣衫,半截裸露的锁骨像一付刑具卡着他的脖子。陈远志对大家点点头,连监狱长都不怕的人,自然大家有点敬佩,也报之同样响应。看到他,不知怎的,我想起那位丧命于李自成之手为一句签语――十八子,主神器――的李岩。中国历史上身败名裂的生命就像尘土,荒谬的社会,荒谬的人生,构成了我们眼前荒谬的奇景。

“哟!又见面了,阿鲁。”陈远志对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招呼,显示出特别的热情。

“是的,有缘嘛!”这位叫阿鲁难友默默微笑。看来,他们以前认识。我不太注意阿鲁,他不与谁交谈,只是常走里面狭小的过道散步。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知道他的难友曾告诉我,他抓进来时最先关单间。那是对重刑犯或死囚的处置。后来彼此稍微熟悉,我才知道他姓杨,是湖南人,初听觉得口音怪异,当然,比毛泽东在文革里声嘶力竭,而又奄奄一息的雕残模样,为张玉风扶着的怪叫好懂些。他额头宽阔,下巴微微尖削,薄蕃嘴唇,三十多岁了,看起来就像典型的文弱书生。我总觉得他有点像瞿秋白。

“你我是一个系统单位的呀。”我笑笑对陈远志说。

“你是?”

“口表厂。”

“哦!我晓得,你们那个别老当(当:当官),最先说调到我们单位,插不进来,才去了你们那个新厂。”

“听说抓你的时候还在教书?”

“嗨嗨,文革以来,坐牢都几进几出了,似把牢房做书房,端起八俩想黄粱。”陈远志随口一吟。

“哈哈,想黄粱,好哇,想够。我还以为你给判处了呢。算时间都半年了。”我笑起来,佩服他的诗情。

“酣冰(长久关押)嘛,不晓得什么时候。你看阿鲁和我一快抓的,还不是一样。这下好啦!我们三人个都是黄角树

(地段)来的。“陈远志这么说,我才知道阿鲁来历。散步的阿鲁回头抱之一笑。

“那你在哪个厂呢?”我对阿鲁问。

“药厂。”他站着不动了,对着我们。

“哦,我知道,经常从那里经过。”

“我有时候散步的时候,也常常走到你们厂附近。”他那“常”字的湖南口音特殊。

“你不是重庆人,怎么来的这里呢?”

“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来的,七零年吧?”陈远志帮阿鲁回答。

“对,当然,我愿意来这里,因为我的叔叔也在西农(那时候叫西南农学院,现在为西南农业大学)里教师。”

“说来,有缘相识啊。”

牢房里人“各就各位”,没谁对我们的话语兴趣,陈远志的铺位捋在我旁边,那时候的牢房连连判决,人员疏散了些,这样,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头与头之间距离还有尺许。阿鲁相隔几人的里面。谭耀光在里面左向90度的直角靠墙第一位,接近他的是龙老头,另外的是几个流氓犯罪的青少年,偷盗的两三个农村人,掏人家口袋的重庆人称二级钳工,以及做人口生意的,转卖粮票的,有的是城市年青,农村中年。岁数多在二十到四十岁以内。像我们牢房里除了谭耀光和龙老头,别的都在达四十岁下。

和陈远志聊天,我总爱听他的文革经历,他说起当年批斗走资派便是眉飞色舞。

“嘿!那时候啊,是走资派见了我们像龟儿子。冲击市委的时候,我是造反军战报总编辑,首先翻阅那些人事档案,才知道刘龙华(市轻工局局长,文革后任付市长)在国民党时期被抓捕,你知道她怎么脱身?”他做了个滑稽的表情再说:“卖淫。”

“是吗,怎么连这些都被写在档案里呢?”那年头对这类词汇还认为是大逆不道,我吃惊的问。

“党嘛,总得交心谈心的交代嘛,说服动员,娘老子偷人都要给上级说,整党就从这些东西看忠不忠。”“这下她发了,

那几天见了我们,哼!挝起(低头)。“陈远志还在遥想当年的雄姿英放。

“那时候我们天天出战报,十三军支持我们,五十四军支持八。一五。上头有林彪和周恩来在斗。各地的派系又看各自的顶头上司的意图,全国乱套。”

“其实,说文革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点,就1966下半年,1968年交枪以后就是上面在斗,下面根本无法介入了。”我对陈远志说文革根本不是十年,而是一年半。又问他:“你知道全国武斗开枪死人,哪里最早?”

“你说哪里,不就是建设(厂),空压(厂)么?”陈远志不解我的问话,张大眼睛。

“其实在万县。”说到此,我想起了血肉横飞场面,以亲临那次事件如果不是文革里杀人最多,也是行凶最早的一幕。时间在1967年一月底或二月初,事件发生在四川万县。那时候各地还在用大字报彼此论战,甚至连简单的肢体摩擦都没有出现时,万县已经有了骇人听闻的血案。

1966年夏我还不到十五岁,也邀约几个朋友也成立红卫兵团,散发传单和写大字报也好玩,说有激情那是假打。后来大串联,多数是游山玩水,反正不要钱,免费吃住在“红卫兵站”,不去白不去。算阳谋也是骗毛主席。当时,有同学的哥哥从东北工业大学回到重庆,说动我们一行五人把团旗团辉团章分了,找校党委出具证明属于“红卫兵团传播革命火种”外出,在举国浩荡,车装船载的红卫兵行列,我们没有目的的奔走。说去砸烂“旧世界”,去“煽风点火”,去北京发傻激动的哭,那是空了吹!我行我素,我偏不去北京,而是南下广州,那里隔香港近,我很去,谁知根本就不可能。那时候的交通堵塞,就象现在春运民工,不要命挤车。直到1967年我在广州过了春节才得以离开,先到武汉,再乘“东方红”客轮驶向重庆。

那是个灰蒙蒙的冬天,寒气缭绕在长江上空,碧水缓缓东流,轮船突突逆行,偶尔可见岸边小船,衣衫破旧的梢翁划着千年的梢浆,岸边游弋的渔家洒出百代的渔网,古朴原始的风貌,还没有污染到绝境的状况,两岸青山离开乱哄哄的闹市,好象对动乱年代的飞天大字报飘浮满城浑然不觉,清秀处仍然浓郁挺拔,荒野地还是一毛不生,深暗的云层压着客轮,不时引起声声汽笛鸣反抗,随着突突的排浪水波,我们在单调乏味的旅途中,由宜昌进三峡,而后到达必经之地――万县!

那是惊心动魄的惨杀才结束的黄昏,余悸尤存的黑气还在城内弥补,满船的旅客毫无知觉。过后我想要是早些时候到达,看热闹的心情会让人不知不觉卷入洪流,飞弹并不因远道来客拒绝。船上大多数是红卫兵,严重超载,混乱到无法顺利行走。比较二战的苏联“亚美尼亚”号,我们又沾沾自喜了。不然,从泰坦尼克号去龙宫的,就远没有我们的人多。想来有点胆颤。

靠岸之后,大家纷纷登陆周游市景,混在人群中的我也去观赏墙头两派的大字报,内容不外乎彼此攻击,语言竭尽全力辱骂,词汇搜干刮净,尽显辛辣恶毒贬低谩骂之能事。彼此批判保皇(刘少奇之流)派和争当造反(毛泽东一类)派而非你死我活不可,揭露隐私大字报也混杂其间,夜晚的口交镜头也在白天被津津乐道形容在阳光普照的街上,那是无奇不有的杂剧,个个粉墨登场,雪片似的报纸纷纷扬扬,墙上扯下地的大字报变成纸屑,时时到处飘动,戴着袖章的团伙过来走去,游行的队伍气势汹汹,激情洋溢,在寒流滚滚的冬天里,不大的城市显得格外凌乱繁杂。一个怨声载道,民情鼎沸的年代,万县与当时的全国局面一样,要把“解放”以来的十七载的胡作非为之祸首赋予刘少奇,顺便也把国民党遗留人员,地主等打入另册,黑五类成了折磨和屠杀的开心果。顺理成章,接踵而至的是北京大兴公社的灭门大屠杀频频,广西活生生的吃人事件屡屡。作家唐龙潜写到文革中他去(因妻子家人无缘无故全部被杀)万县奔丧,描写的惨景是:“劫后的万县纯然一幅破败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们神色凄惶,就连相对热闹的码头也是一片沉寂。行船无号,船工无歌,纤夫们扛着大绳赤脚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滩上。大规模的武斗刚刚平熄,零星的枪声还昼夜不停。落成的新坟彼彼皆是,仅一处集中地就达三百余冢。这就是地处长江边文化和文明都开化甚早的万县!”恐怖和黑暗以及混乱,一如当年巴黎公社,人人磨刀霍霍,又各怀鬼胎投入了史无前例人妖颠倒的运动。今天,这些当然被伟光正已经掩饰得天衣无缝。

就在大家漫步观望墙头大字报的时候,有人暗暗磨擦我们的衣袖或肩膀,神情诡秘的悄悄说:另外不远处的地方,有过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最先大家听来木然,但见说者殷勤,不由被感染,就不由自主的随其引导,走了大约十分钟市区街道路程的目的地――万县剧场。我们从侧面的门进去(正面封闭),一看,真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几十具被枪杀的尸体,等距离排队倒伏或仰卧在舞台上,解说的(也是群众组织人员)介绍其中有外地来串联点火的红卫兵,事件的原因是万县军分区(好象当年属重庆警备区的分支机构)帮一派抓了另一派的群众组织人员,引起对抗纷争,文革中人的团结那是“六四”不能比拟,舍生忘死于本派战友,共同战斗。于是,被抓的这派(可能叫万县“东方红”造反组织)很快就集合几百上千本派人员和军人争执,要求释放抓捕人员,军人只会武器不讲道理,最简单的活就是流血吧。他们干脆划三条白线指地,执枪威胁,胆敢过线,格杀勿论。

看到的现场是个几米宽的路道深巷,想象当时的僵持局面,吵吵嚷嚷的人们在咆哮中喊叫,口号四起,拳头挥舞,后面的好汉愤怒前冲,前面的见势不好更不能退,蜂拥的人流越过界限。于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实质,与后来的坦克横冲直撞压人民相同,劈里啪啦的枪声扫射,子弹在人群中带血穿梭,惊惶失措的,奔跑的,踩踏的,惨叫的,随着滚滚硝烟弥漫,一幕鲁迅曾经纳了卢布爱说的惨像,尤使人目不忍视了。说时迟,那时快,军人火速趁热打铁,收罗罪证,毁尸灭迹,六四也然,遗憾万县没有坦克。不怕死的群众还是抢到些死者用来示众而已。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都是迷,谁也不去解了。我看着眼前的几十具尸体,僵硬着姿势各式各样,对准上苍的那双呆滞的目光好象还在询问?他们中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儿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死前的心态,大慨和剪伯赞一样:心中只有毛主席!剧场里昏暗的灯光,增添了恐怖气氛,说的人还信心十足,去北京告状的走了,要我们也把支持和传扬,为死者伸冤。那愚昧的年代,愚昧的人们,愚昧的死司空见惯。不多的人流陆续绕着舞台尸体,都睁大眼睛,畏惧和恐吓夹杂着难言的愤怒和凝问:这些口口声声叫嚷鱼水情的家伙,竟如此胆大包天,敢赤裸裸枪杀无辜,对生命轻视,对历史亵渎,对道德和良心玷污,正义和法律在中国不存在,在文革时候已经首尾倒置。尸体不说话,被枪穿透的,被践踏为奇形怪状,死、也是种控诉啊!

半年后,重庆的战争也开始了(当政者说叫武斗),越演越烈,多少“烈士墓”出现后又被撤毁。存者偷生,死者长已。

文革的万县惨案,莫非沧海一粟,随着时间推移,在忘却中淡漠了。谁解决?那尸体中最小的估计只有十来岁,老的四五十岁,冬天的血迹斑斑凝固,肢体大小长短,宽窄胖瘦,木然放倒,各种各样的造型。我们默默无言,说什么?也没有可说的。舞台下面空空如也,黑黢黢的,好象还有杀气。围观者可能还怕军人又来。不一会,我们又被引到周围一家遭洗劫――住着外地串联来的红卫兵――的旅馆,床边的墙上有中枪之后,用最后那点血写下:

我是革命的!

“那个小县份啊,都不知道呢?”陈远志睁大眼睛问。

“文革呀,文革!”陈远志叹息一声。阿鲁在旁边摇摇头,

“那时候我们才十五岁,你怕二十多岁了?”

“是的,我高中毕业了就当中学教师。”

“其实,造反是一种刺激。”

“不全是,上面在斗。下面是受压年头太久,积怨过重。”

“看来,文革是彻底失败了。平民百姓想揭竿而起,看来已经不可能。”

“大家都在浑水摸鱼,现在没戏了。”

“我是听说口表厂闹得厉害,要把别祖良赶走,玻璃厂这边的工人都知道了。特别那些认得别老当的,挨他整过的,大快人心。我还没有想到就是你,呵呵。”陈远志看着我,几乎不相信似的说:“你的胆子也不小,全厂罢工数月。那时候你多少岁?”

“25岁还不到!”

“如果在战争年代,你拉杆子起来啦。”陈远志笑话我。

“说是说,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工人的日子要多枯燥,就多乏味,吃饭,上班,睡觉,天天如此。每月那点工资,

十八元五毛,每年加薪两元,明说叫学工津贴,实际为白干三年,吃饱都难。眼睁睁看到头头胡来,上行下效,没有不乱套的。你想这些年来运动不断,整倒多少人,这股怨气就是烈火,只要有火柴一点。“我说来滔滔不绝。

“所以说呀,文革任何时候,要搞都能搞起来。有点血性的汉子当然会冒死一拼。当然,以后载搞的话,名称不同了,实质还不是一样。争抗吧!”陈远志赞同的说。

“一个工人一辈子,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一年只有七天休息时间,无偿的加班加点是常事。我算过,从二十岁到六十岁退休,就照平均月工资50元计算,一辈子就两万多元人民币就大发了。一辈子的价值就那点,这还算运气好的。要么,就没昧着良心,削尖脑袋,用千层鞋底做腮帮,厚起脸皮上爬,把良心抹黑,清明节上坟,尽干鬼事,恐怕才有出头的一天。这世道不公,自然有人会揭竿而起。其实,说我煽动罢工也是头头戴来的帽子。其实是我为工友不平,越闹越僵,事态越弄越严重,民愤激发起来,最后不可收拾。才形成罢工的局面”。

“罢工又爪子(怕啥)嘛,我们在旧社会也经常罢工。”龙老头在旁边听了,圆睁着眼睛说,随即他和也颜悦色改口:“不过呢,那叫旧社会,新社会倒没有听说过。哼!莫说罢工,就平常稍微头头看不顺眼的,都得夹起勾子(屁股)过日子,共产党的锅耳朵畲(助语词)是铁倒(铸)的哟。”

阿鲁好象在关注我们的对话,偶尔淡淡一笑,他仍然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目光看着足下,有时,他将我那本《反杜林》论拿去翻阅,静坐在有阳光的位置,一付不知多少度的眼镜遮住背后深邃的目光。昏暗的阳光从铁窗里射进来,再撒开,笼罩着炕中的我和陈远志,像舞台上表演上照耀的光束。旁边坐着半明半暗的难友,有的斜躺在被子上,有的弯腰扯破布理线,有俩三个偷扒的聊他们的行话。值班的难友在洗碗整铝钵,炕头一个人摆一盆清水擦身,赤裸裸的运动自如。十几个人在牢房里各行其是。无聊的时间,不知怎的,我欣赏起陈远志那高鼻梁上架着的一付厚厚的眼镜,炯炯有神的眼珠,像一对明亮的心窗。

“其实,76年的中国已像只破船,只是没有沉而已,政局风雨飘摇,瞬息万变。”

“看谁抓到枪杆子。”陈远志点点头。

“不过,这样的结局可能好点,真要是‘四人帮’得逞,全面内战了。”

“可能,此时此刻,也许你我都冲锋陷阵在枪林弹雨里。中国又回到军阀年代。”

“你说这里关押的文革人中,谁最冤枉?”

“胡光友嘛,林民云也是,都成了牺牲品。”陈远志说到胡光友时,他关在别的号房,林民云当红毛。

“为什么?”

“那次‘反到底’在两路口重庆宽银幕电影院楼上开枪,一些守卫在大楼上的明明看到是警备区的军用吉普,照样开枪扫射不误,打断了保卫处长的双腿。那次是周恩来的秘书来重庆调解武斗(当年利用共产党的旗号,钻毛泽东乱说的空子,民众分裂两派,抢劫枪支,实为国民武装革命抗共战争),胡光友根本就不在场,他是里面的武斗前线指挥人员罢了。”

“胡光友抓进来关了多久?还不判。”

“快十年了吧。林民云也是,西师(西南师范学院)防空洞里枪毙‘春雷’(造反兵团)的俘虏,他与此无关,是个小头头,”

“所谓的文革,其实是不成功的政变。要不然,怎么会冲突这么久,双方明争暗斗这么久,直到毛死了才落幕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说来,这是最省事的结束办法,如果毛胜利了,那就惨。”

“这样结束吃亏的是你我呀。”

“说不得了,总有人牺牲的。为了毛一人的利益,千百万人头落地,他是皇帝,中国就是这么回事。”

“你看中国的将来路该怎样走?”

“只有学美国,别无二路。”陈远志那口气毫不犹豫。

“美国?”我哑然,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对美国是除了咒骂就是贬低,我那时仅读过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对古希腊哲学,欧洲思想进化史,美国独立宣言,甚至美国近百年对中国的帮助和牺牲等等茫然无知。除了抗美援朝和越战,就是电影里的美蒋勾结。中美合作所在重庆,看那些宣传资料,我们从小就当美国搞的所谓的尖端技术,实际是在帮国民党做老虎凳,火烙铁,拷打共产党人用的竹签,铺在地上的煤炭渣。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之后,才有人公开为其正言,那是对付日本侵略,研究破释日军密码等军事科技合作。另外,对民主和自由的解释,诱惑在“集中制”的框架下,想民主的就去牢狱吧。至于人权,那时候简直是天外词汇,讲一元化,把真理弄得像笼里的猴子,还圈住脖子,跳一下都不行。

“你怕不知道美国吧,连‘三本五十六,啊!海军’这些影片在各单位只有科长以上级别能看,为什么?”

“怕大家知道了解美国?”我有点醒悟。

“其实,清末变法,就是为步美国制度的后尘而失败。”

“你估计我们结果会怎样?”我不是很明白陈远志的话题,但牢狱里不敢深入探讨,将话题一转。

“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说明上面抓权的越稳固,不担心翻船,才让我们这样冷冰。”

“照这么说,时局如果动乱,我们这些怕脑袋都保不了。”

“那当然,杀鸡吓猴,自古如此。五零年镇反,杀了多少?恐怕三大战役死的人都没法比吧。”

“你老婆怎么样,有娃儿了吧?”我看旁边别的囚犯在注意听,就将话题一转,问到陈远志的私事。

“我老婆住在青木关,女儿才五岁。”陈远志一怔,会意了,随口答道。

“你呢,也有老婆了吧?”他又问我,

“有哇,讨得不是时候。”

“怎么?”

“我二月份结婚,四月就进学习班关押,到六七月出来,九月来吃上八俩啦。”

“新婚才半年被捕,老婆现在想坐做孟姜女也不成。那怕你被刺配修地球。”

“孟姜女还有长城可哭,现在哪有这样的权利。”

“谁知道呢?不过阿鲁有先见之明。”说罢,陈远志向散步的阿鲁噜一下嘴。

“是吗?”我问阿鲁,他正合上书,听我们话题指向他,就抬起来头来。

“我是先把婚离了,才进来的,我儿子四岁。”阿鲁说罢,脸上一丝苦涩的微笑。

“你有先见之明?”我对他说。阿鲁苦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不做声。

当我们从白天聊到下午,从晚饭后直到夜间,这时传来枪兵呼叫:“睡觉了!”大家各自躺在炕板上,各自睁着眼睛望着房顶的老瓦,一条条木椽直撑两边,我看着仿佛这就是中国的整体框架,就这点风门可铁窗的光线和空气,仅够大家呼吸而已。想冲破它,我们远远够不着这样的高度,这样厚厚的四面土墙,据说修建的时候里面还嵌进了铁板筑墙。这时候,一个囚犯起来蹲便桶,一阵轻微而复杂的表演,便是双手前握,自行方便,那经过肠胃里千提百炼的食品,硬如河畔的贝壳里藏住的珠子,清脆的声音撞击到桶底,像一种蒙昧渴望在努力向专制的撞击。

我想到陈远志的生涯,一个高中毕业文凭的中学教师,一个造反派组织里的执笔文人,十年里他是轰轰烈烈投入其中,看到多少战友的生死,为这场革命他献出了整个青春,而今的下场是多少年的刑期呢,还是失去自由的永远监禁,现在还是未知数。一个毛泽东使整个民族投入了残酷的厮杀,为了挣脱专制,人民不得不表面接受毛泽东的口号,“合理合法”寻找机会,获得自由。这场国民内战究竟死了多少人?为谁而死,为什么死,怕成了永远的迷。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