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大家还以为监狱长有什么吩咐或训词，谁知陈远志提着行李才进来，监狱长看他后脚才进门槛，就立即关门，那脚步声听来好象要去撞岗亭。我想，他不但烦陈远志，可能还有点危惧。
这下，这新来的这位大家都熟悉的难友，他只顾东看西看，墙上可以挂毛巾的位置，地上可以置口杯的间隙，然后将那点行李往炕板上摆放。动来动去将风门的光柱搅动，似要把太阳逐出牢外。大家坐在炕板上，像望着一个杂耍的。无聊使人更加喜新厌旧，初见的气氛总有刺激，别有话题。但三两天之后，肠肝肚肺倒完，余下的又是恼乱横波了。俗话说猴子抱着狗打杯（接吻），呱骨对呱骨，没玩事啦。陈远志来的那天像一颗石头掷进这枯井般的牢房。他个子接近一米八，肤色净白而又细腻，慢腾腾的手脚像女人，那线条分明的面额，眼睛，鼻子，嘴巴都显得突出。那张本来不小的脸瓜子般瘦削。当然，只有骨架和皮肤的面容，算是不错的比例。最现眼的是他那鸡胸挺出薄薄衣衫，半截裸露的锁骨像一付刑具卡着他的脖子。陈远志对大家点点头，连监狱长都不怕的人，自然大家有点敬佩，也报之同样响应。看到他，不知怎的，我想起那位丧命于李自成之手为一句签语――十八子，主神器――的李岩。中国历史上身败名裂的生命就像尘土，荒谬的社会，荒谬的人生，构成了我们眼前荒谬的奇景。
“哟！又见面了，阿鲁。”陈远志对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招呼，显示出特别的热情。
“是的，有缘嘛！”这位叫阿鲁难友默默微笑。看来，他们以前认识。我不太注意阿鲁，他不与谁交谈，只是常走里面狭小的过道散步。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知道他的难友曾告诉我，他抓进来时最先关单间。那是对重刑犯或死囚的处置。后来彼此稍微熟悉，我才知道他姓杨，是湖南人，初听觉得口音怪异，当然，比毛泽东在文革里声嘶力竭，而又奄奄一息的雕残模样，为张玉风扶着的怪叫好懂些。他额头宽阔，下巴微微尖削，薄蕃嘴唇，三十多岁了，看起来就像典型的文弱书生。我总觉得他有点像瞿秋白。
“你我是一个系统单位的呀。”我笑笑对陈远志说。
“你是？”
“口表厂。”
“哦！我晓得，你们那个别老当（当：当官），最先说调到我们单位，插不进来，才去了你们那个新厂。”
“听说抓你的时候还在教书？”
“嗨嗨，文革以来，坐牢都几进几出了，似把牢房做书房，端起八俩想黄粱。”陈远志随口一吟。
“哈哈，想黄粱，好哇，想够。我还以为你给判处了呢。算时间都半年了。”我笑起来，佩服他的诗情。
“酣冰（长久关押）嘛，不晓得什么时候。你看阿鲁和我一快抓的，还不是一样。这下好啦！我们三人个都是黄角树
（地段）来的。“陈远志这么说，我才知道阿鲁来历。散步的阿鲁回头抱之一笑。
“那你在哪个厂呢？”我对阿鲁问。
“药厂。”他站着不动了，对着我们。
“哦，我知道，经常从那里经过。”
“我有时候散步的时候，也常常走到你们厂附近。”他那“常”字的湖南口音特殊。
“你不是重庆人，怎么来的这里呢？”
“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来的，七零年吧？”陈远志帮阿鲁回答。
“对，当然，我愿意来这里，因为我的叔叔也在西农（那时候叫西南农学院，现在为西南农业大学）里教师。”
“说来，有缘相识啊。”
牢房里人“各就各位”，没谁对我们的话语兴趣，陈远志的铺位捋在我旁边，那时候的牢房连连判决，人员疏散了些，这样，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头与头之间距离还有尺许。阿鲁相隔几人的里面。谭耀光在里面左向90度的直角靠墙第一位，接近他的是龙老头，另外的是几个流氓犯罪的青少年，偷盗的两三个农村人，掏人家口袋的重庆人称二级钳工，以及做人口生意的，转卖粮票的，有的是城市年青，农村中年。岁数多在二十到四十岁以内。像我们牢房里除了谭耀光和龙老头，别的都在达四十岁下。
和陈远志聊天，我总爱听他的文革经历，他说起当年批斗走资派便是眉飞色舞。
“嘿！那时候啊，是走资派见了我们像龟儿子。冲击市委的时候，我是造反军战报总编辑，首先翻阅那些人事档案，才知道刘龙华（市轻工局局长，文革后任付市长）在国民党时期被抓捕，你知道她怎么脱身？”他做了个滑稽的表情再说：“卖淫。”
“是吗，怎么连这些都被写在档案里呢？”那年头对这类词汇还认为是大逆不道，我吃惊的问。
“党嘛，总得交心谈心的交代嘛，说服动员，娘老子偷人都要给上级说，整党就从这些东西看忠不忠。”“这下她发了，
那几天见了我们，哼！挝起（低头）。“陈远志还在遥想当年的雄姿英放。
“那时候我们天天出战报，十三军支持我们，五十四军支持八。一五。上头有林彪和周恩来在斗。各地的派系又看各自的顶头上司的意图，全国乱套。”
“其实，说文革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点，就1966下半年，1968年交枪以后就是上面在斗，下面根本无法介入了。”我对陈远志说文革根本不是十年，而是一年半。又问他：“你知道全国武斗开枪死人，哪里最早？”
“你说哪里，不就是建设（厂），空压（厂）么？”陈远志不解我的问话，张大眼睛。
“其实在万县。”说到此，我想起了血肉横飞场面，以亲临那次事件如果不是文革里杀人最多，也是行凶最早的一幕。时间在1967年一月底或二月初，事件发生在四川万县。那时候各地还在用大字报彼此论战，甚至连简单的肢体摩擦都没有出现时，万县已经有了骇人听闻的血案。
1966年夏我还不到十五岁，也邀约几个朋友也成立红卫兵团，散发传单和写大字报也好玩，说有激情那是假打。后来大串联，多数是游山玩水，反正不要钱，免费吃住在“红卫兵站”，不去白不去。算阳谋也是骗毛主席。当时，有同学的哥哥从东北工业大学回到重庆，说动我们一行五人把团旗团辉团章分了，找校党委出具证明属于“红卫兵团传播革命火种”外出，在举国浩荡，车装船载的红卫兵行列，我们没有目的的奔走。说去砸烂“旧世界”，去“煽风点火”，去北京发傻激动的哭，那是空了吹！我行我素，我偏不去北京，而是南下广州，那里隔香港近，我很去，谁知根本就不可能。那时候的交通堵塞，就象现在春运民工，不要命挤车。直到1967年我在广州过了春节才得以离开，先到武汉，再乘“东方红”客轮驶向重庆。
那是个灰蒙蒙的冬天，寒气缭绕在长江上空，碧水缓缓东流，轮船突突逆行，偶尔可见岸边小船，衣衫破旧的梢翁划着千年的梢浆，岸边游弋的渔家洒出百代的渔网，古朴原始的风貌，还没有污染到绝境的状况，两岸青山离开乱哄哄的闹市，好象对动乱年代的飞天大字报飘浮满城浑然不觉，清秀处仍然浓郁挺拔，荒野地还是一毛不生，深暗的云层压着客轮，不时引起声声汽笛鸣反抗，随着突突的排浪水波，我们在单调乏味的旅途中，由宜昌进三峡，而后到达必经之地――万县！
那是惊心动魄的惨杀才结束的黄昏，余悸尤存的黑气还在城内弥补，满船的旅客毫无知觉。过后我想要是早些时候到达，看热闹的心情会让人不知不觉卷入洪流，飞弹并不因远道来客拒绝。船上大多数是红卫兵，严重超载，混乱到无法顺利行走。比较二战的苏联“亚美尼亚”号，我们又沾沾自喜了。不然，从泰坦尼克号去龙宫的，就远没有我们的人多。想来有点胆颤。
靠岸之后，大家纷纷登陆周游市景，混在人群中的我也去观赏墙头两派的大字报，内容不外乎彼此攻击，语言竭尽全力辱骂，词汇搜干刮净，尽显辛辣恶毒贬低谩骂之能事。彼此批判保皇（刘少奇之流）派和争当造反（毛泽东一类）派而非你死我活不可，揭露隐私大字报也混杂其间，夜晚的口交镜头也在白天被津津乐道形容在阳光普照的街上，那是无奇不有的杂剧，个个粉墨登场，雪片似的报纸纷纷扬扬，墙上扯下地的大字报变成纸屑，时时到处飘动，戴着袖章的团伙过来走去，游行的队伍气势汹汹，激情洋溢，在寒流滚滚的冬天里，不大的城市显得格外凌乱繁杂。一个怨声载道，民情鼎沸的年代，万县与当时的全国局面一样，要把“解放”以来的十七载的胡作非为之祸首赋予刘少奇，顺便也把国民党遗留人员，地主等打入另册，黑五类成了折磨和屠杀的开心果。顺理成章，接踵而至的是北京大兴公社的灭门大屠杀频频，广西活生生的吃人事件屡屡。作家唐龙潜写到文革中他去（因妻子家人无缘无故全部被杀）万县奔丧，描写的惨景是：“劫后的万县纯然一幅破败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们神色凄惶，就连相对热闹的码头也是一片沉寂。行船无号，船工无歌，纤夫们扛着大绳赤脚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滩上。大规模的武斗刚刚平熄，零星的枪声还昼夜不停。落成的新坟彼彼皆是，仅一处集中地就达三百余冢。这就是地处长江边文化和文明都开化甚早的万县！”恐怖和黑暗以及混乱，一如当年巴黎公社，人人磨刀霍霍，又各怀鬼胎投入了史无前例人妖颠倒的运动。今天，这些当然被伟光正已经掩饰得天衣无缝。
就在大家漫步观望墙头大字报的时候，有人暗暗磨擦我们的衣袖或肩膀，神情诡秘的悄悄说：另外不远处的地方，有过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最先大家听来木然，但见说者殷勤，不由被感染，就不由自主的随其引导，走了大约十分钟市区街道路程的目的地――万县剧场。我们从侧面的门进去（正面封闭），一看，真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几十具被枪杀的尸体，等距离排队倒伏或仰卧在舞台上，解说的（也是群众组织人员）介绍其中有外地来串联点火的红卫兵，事件的原因是万县军分区（好象当年属重庆警备区的分支机构）帮一派抓了另一派的群众组织人员，引起对抗纷争，文革中人的团结那是“六四”不能比拟，舍生忘死于本派战友，共同战斗。于是，被抓的这派（可能叫万县“东方红”造反组织）很快就集合几百上千本派人员和军人争执，要求释放抓捕人员，军人只会武器不讲道理，最简单的活就是流血吧。他们干脆划三条白线指地，执枪威胁，胆敢过线，格杀勿论。
看到的现场是个几米宽的路道深巷，想象当时的僵持局面，吵吵嚷嚷的人们在咆哮中喊叫，口号四起，拳头挥舞，后面的好汉愤怒前冲，前面的见势不好更不能退，蜂拥的人流越过界限。于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实质，与后来的坦克横冲直撞压人民相同，劈里啪啦的枪声扫射，子弹在人群中带血穿梭，惊惶失措的，奔跑的，踩踏的，惨叫的，随着滚滚硝烟弥漫，一幕鲁迅曾经纳了卢布爱说的惨像，尤使人目不忍视了。说时迟，那时快，军人火速趁热打铁，收罗罪证，毁尸灭迹，六四也然，遗憾万县没有坦克。不怕死的群众还是抢到些死者用来示众而已。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都是迷，谁也不去解了。我看着眼前的几十具尸体，僵硬着姿势各式各样，对准上苍的那双呆滞的目光好象还在询问？他们中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儿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死前的心态，大慨和剪伯赞一样：心中只有毛主席！剧场里昏暗的灯光，增添了恐怖气氛，说的人还信心十足，去北京告状的走了，要我们也把支持和传扬，为死者伸冤。那愚昧的年代，愚昧的人们，愚昧的死司空见惯。不多的人流陆续绕着舞台尸体，都睁大眼睛，畏惧和恐吓夹杂着难言的愤怒和凝问：这些口口声声叫嚷鱼水情的家伙，竟如此胆大包天，敢赤裸裸枪杀无辜，对生命轻视，对历史亵渎，对道德和良心玷污，正义和法律在中国不存在，在文革时候已经首尾倒置。尸体不说话，被枪穿透的，被践踏为奇形怪状，死、也是种控诉啊！
半年后，重庆的战争也开始了（当政者说叫武斗），越演越烈，多少“烈士墓”出现后又被撤毁。存者偷生，死者长已。
文革的万县惨案，莫非沧海一粟，随着时间推移，在忘却中淡漠了。谁解决？那尸体中最小的估计只有十来岁，老的四五十岁，冬天的血迹斑斑凝固，肢体大小长短，宽窄胖瘦，木然放倒，各种各样的造型。我们默默无言，说什么？也没有可说的。舞台下面空空如也，黑黢黢的，好象还有杀气。围观者可能还怕军人又来。不一会，我们又被引到周围一家遭洗劫――住着外地串联来的红卫兵――的旅馆，床边的墙上有中枪之后，用最后那点血写下：
我是革命的！
“那个小县份啊，都不知道呢？”陈远志睁大眼睛问。
“文革呀，文革！”陈远志叹息一声。阿鲁在旁边摇摇头，
“那时候我们才十五岁，你怕二十多岁了？”
“是的，我高中毕业了就当中学教师。”
“其实，造反是一种刺激。”
“不全是，上面在斗。下面是受压年头太久，积怨过重。”
“看来，文革是彻底失败了。平民百姓想揭竿而起，看来已经不可能。”
“大家都在浑水摸鱼，现在没戏了。”
“我是听说口表厂闹得厉害，要把别祖良赶走，玻璃厂这边的工人都知道了。特别那些认得别老当的，挨他整过的，大快人心。我还没有想到就是你，呵呵。”陈远志看着我，几乎不相信似的说：“你的胆子也不小，全厂罢工数月。那时候你多少岁？”
“25岁还不到！”
“如果在战争年代，你拉杆子起来啦。”陈远志笑话我。
“说是说，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工人的日子要多枯燥，就多乏味，吃饭，上班，睡觉，天天如此。每月那点工资，
十八元五毛，每年加薪两元，明说叫学工津贴，实际为白干三年，吃饱都难。眼睁睁看到头头胡来，上行下效，没有不乱套的。你想这些年来运动不断，整倒多少人，这股怨气就是烈火，只要有火柴一点。“我说来滔滔不绝。
“所以说呀，文革任何时候，要搞都能搞起来。有点血性的汉子当然会冒死一拼。当然，以后载搞的话，名称不同了，实质还不是一样。争抗吧！”陈远志赞同的说。
“一个工人一辈子，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一年只有七天休息时间，无偿的加班加点是常事。我算过，从二十岁到六十岁退休，就照平均月工资50元计算，一辈子就两万多元人民币就大发了。一辈子的价值就那点，这还算运气好的。要么，就没昧着良心，削尖脑袋，用千层鞋底做腮帮，厚起脸皮上爬，把良心抹黑，清明节上坟，尽干鬼事，恐怕才有出头的一天。这世道不公，自然有人会揭竿而起。其实，说我煽动罢工也是头头戴来的帽子。其实是我为工友不平，越闹越僵，事态越弄越严重，民愤激发起来，最后不可收拾。才形成罢工的局面”。
“罢工又爪子（怕啥）嘛，我们在旧社会也经常罢工。”龙老头在旁边听了，圆睁着眼睛说，随即他和也颜悦色改口：“不过呢，那叫旧社会，新社会倒没有听说过。哼！莫说罢工，就平常稍微头头看不顺眼的，都得夹起勾子（屁股）过日子，共产党的锅耳朵畲（助语词）是铁倒（铸）的哟。”
阿鲁好象在关注我们的对话，偶尔淡淡一笑，他仍然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目光看着足下，有时，他将我那本《反杜林》论拿去翻阅，静坐在有阳光的位置，一付不知多少度的眼镜遮住背后深邃的目光。昏暗的阳光从铁窗里射进来，再撒开，笼罩着炕中的我和陈远志，像舞台上表演上照耀的光束。旁边坐着半明半暗的难友，有的斜躺在被子上，有的弯腰扯破布理线，有俩三个偷扒的聊他们的行话。值班的难友在洗碗整铝钵，炕头一个人摆一盆清水擦身，赤裸裸的运动自如。十几个人在牢房里各行其是。无聊的时间，不知怎的，我欣赏起陈远志那高鼻梁上架着的一付厚厚的眼镜，炯炯有神的眼珠，像一对明亮的心窗。
“其实，76年的中国已像只破船，只是没有沉而已，政局风雨飘摇，瞬息万变。”
“看谁抓到枪杆子。”陈远志点点头。
“不过，这样的结局可能好点，真要是‘四人帮’得逞，全面内战了。”
“可能，此时此刻，也许你我都冲锋陷阵在枪林弹雨里。中国又回到军阀年代。”
“你说这里关押的文革人中，谁最冤枉？”
“胡光友嘛，林民云也是，都成了牺牲品。”陈远志说到胡光友时，他关在别的号房，林民云当红毛。
“为什么？”
“那次‘反到底’在两路口重庆宽银幕电影院楼上开枪，一些守卫在大楼上的明明看到是警备区的军用吉普，照样开枪扫射不误，打断了保卫处长的双腿。那次是周恩来的秘书来重庆调解武斗（当年利用共产党的旗号，钻毛泽东乱说的空子，民众分裂两派，抢劫枪支，实为国民武装革命抗共战争），胡光友根本就不在场，他是里面的武斗前线指挥人员罢了。”
“胡光友抓进来关了多久？还不判。”
“快十年了吧。林民云也是，西师（西南师范学院）防空洞里枪毙‘春雷’（造反兵团）的俘虏，他与此无关，是个小头头，”
“所谓的文革，其实是不成功的政变。要不然，怎么会冲突这么久，双方明争暗斗这么久，直到毛死了才落幕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说来，这是最省事的结束办法，如果毛胜利了，那就惨。”
“这样结束吃亏的是你我呀。”
“说不得了，总有人牺牲的。为了毛一人的利益，千百万人头落地，他是皇帝，中国就是这么回事。”
“你看中国的将来路该怎样走？”
“只有学美国，别无二路。”陈远志那口气毫不犹豫。
“美国？”我哑然，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对美国是除了咒骂就是贬低，我那时仅读过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对古希腊哲学，欧洲思想进化史，美国独立宣言，甚至美国近百年对中国的帮助和牺牲等等茫然无知。除了抗美援朝和越战，就是电影里的美蒋勾结。中美合作所在重庆，看那些宣传资料，我们从小就当美国搞的所谓的尖端技术，实际是在帮国民党做老虎凳，火烙铁，拷打共产党人用的竹签，铺在地上的煤炭渣。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之后，才有人公开为其正言，那是对付日本侵略，研究破释日军密码等军事科技合作。另外，对民主和自由的解释，诱惑在“集中制”的框架下，想民主的就去牢狱吧。至于人权，那时候简直是天外词汇，讲一元化，把真理弄得像笼里的猴子，还圈住脖子，跳一下都不行。
“你怕不知道美国吧，连‘三本五十六，啊！海军’这些影片在各单位只有科长以上级别能看，为什么？”
“怕大家知道了解美国？”我有点醒悟。
“其实，清末变法，就是为步美国制度的后尘而失败。”
“你估计我们结果会怎样？”我不是很明白陈远志的话题，但牢狱里不敢深入探讨，将话题一转。
“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说明上面抓权的越稳固，不担心翻船，才让我们这样冷冰。”
“照这么说，时局如果动乱，我们这些怕脑袋都保不了。”
“那当然，杀鸡吓猴，自古如此。五零年镇反，杀了多少？恐怕三大战役死的人都没法比吧。”
“你老婆怎么样，有娃儿了吧？”我看旁边别的囚犯在注意听，就将话题一转，问到陈远志的私事。
“我老婆住在青木关，女儿才五岁。”陈远志一怔，会意了，随口答道。
“你呢，也有老婆了吧？”他又问我，
“有哇，讨得不是时候。”
“怎么？”
“我二月份结婚，四月就进学习班关押，到六七月出来，九月来吃上八俩啦。”
“新婚才半年被捕，老婆现在想坐做孟姜女也不成。那怕你被刺配修地球。”
“孟姜女还有长城可哭，现在哪有这样的权利。”
“谁知道呢？不过阿鲁有先见之明。”说罢，陈远志向散步的阿鲁噜一下嘴。
“是吗？”我问阿鲁，他正合上书，听我们话题指向他，就抬起来头来。
“我是先把婚离了，才进来的，我儿子四岁。”阿鲁说罢，脸上一丝苦涩的微笑。
“你有先见之明？”我对他说。阿鲁苦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不做声。
当我们从白天聊到下午，从晚饭后直到夜间，这时传来枪兵呼叫：“睡觉了！”大家各自躺在炕板上，各自睁着眼睛望着房顶的老瓦，一条条木椽直撑两边，我看着仿佛这就是中国的整体框架，就这点风门可铁窗的光线和空气，仅够大家呼吸而已。想冲破它，我们远远够不着这样的高度，这样厚厚的四面土墙，据说修建的时候里面还嵌进了铁板筑墙。这时候，一个囚犯起来蹲便桶，一阵轻微而复杂的表演，便是双手前握，自行方便，那经过肠胃里千提百炼的食品，硬如河畔的贝壳里藏住的珠子，清脆的声音撞击到桶底，像一种蒙昧渴望在努力向专制的撞击。
我想到陈远志的生涯，一个高中毕业文凭的中学教师，一个造反派组织里的执笔文人，十年里他是轰轰烈烈投入其中，看到多少战友的生死，为这场革命他献出了整个青春，而今的下场是多少年的刑期呢，还是失去自由的永远监禁，现在还是未知数。一个毛泽东使整个民族投入了残酷的厮杀，为了挣脱专制，人民不得不表面接受毛泽东的口号，“合理合法”寻找机会，获得自由。这场国民内战究竟死了多少人？为谁而死，为什么死，怕成了永远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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