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提出“核心论”有两个意图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周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明年召开的执政党十九大之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因此国内外对此次会议的成果也十分关注。六中全会最主要的成果是确定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和“党的核心”的政治地位。不仅如此,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还显示,中国执政党将通过进一步收紧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来为巩固和强化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保驾护航。这个成果为习近平强势主导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第X代领导核心”的提法是邓小平发明的。一九八九年武力镇压示威民众和进行党内领导层政治清洗之后,邓小平称毛泽东为中共党的第一代核心,自己为第二代核心,而在老人政变后被指定为总书记的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核心论”主要有两个政治意图,一是为自己三度废黜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变行为辩护,表明其主导老人政变的合法性;二是要压制以李鹏及其背后的政治老人发起的对自己选择接班人做法的挑战。

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不再沿用“核心”的提法,改为“以XX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新提法一直持续到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前。当初,用“以XX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取代“以XX为核心的党中央”背后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江泽民恋栈权力,不愿意让出“核心”桂冠;二是胡锦涛缺乏政治胆量,也没有政治力量抢夺那顶桂冠。丧失了“核心”这顶桂冠,胡锦涛沦为中共历史上被动治理的“弱主”,为党内外所诟病。

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

在时隔十四年之后,“核心”这一特殊政治标签终于在中共的政治词彙中强势回归,这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在戴上“核心”的桂冠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经历了血腥的战争洗礼和残酷的政治倾轧;江泽民的“核心”桂冠则是邓小平为了自己的政治算计而为他册封的。与这些以往的“核心”不同,习近平在短短的四年的时间里,自己亲手为自己戴上了“核心”桂冠,这体现了习近平在政治斗争中的强势地位,也为他下一步的政治举动铺平了道路。

首先,习近平将在党、政、军高层的人事布局上享有最后的决定权。毛、邓生前在人事安排上享有无人挑战的最高权力,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有着高于其他常委的权力。随后的胡锦涛则没有这种权力。习近平登上“核心”大位之后,一方面能够名正言顺地削弱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下一届人事布局方面的权力,也能够强势地阻止江泽民、胡锦涛和其他政治老人直接地和通过代理人间接地干预十九大的人事布局。

其次,习近平亲手终结了十八大以来的所谓“习李双头负责体制”。“习李”体制是江泽民与胡锦涛十七大以来权力斗争的结果,是江、胡之间妥协的产物。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发展证明,习近平一直在削弱李克强的权力,许多传统上由总理担当的角色,实际上也是由习近平自己负责。不仅重大的政治和人事问题,即使在宏观经济问题的决策上,李克强也已经失去了关键的话事权。现在,“习核心”的诞生正式宣告了“习李”体制的终结。

第三,习近平已经摆脱了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制对他的束缚。虽然十八大六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也在所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等方面有所着墨,但是会议真正强调的是树立“核心”的权威,这一权威与“集体领导体制”互不相容。在上届政治局中,曾经屡屡发生政治局高级成员与时任最高领导人不协调的声音,其中包括温家宝呼吁民主和薄熙来唱红打黑等,军队和政法系统基本上也是各自为政。习近平显然正在竭尽全力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习为自己延长任期作好铺垫

第四,习近平成为党的核心使得十九大上指定继任人的可能性大幅度减少。许多人曾经将胡春华和孙政才看作是胡锦涛安排的隔代接班人,而习近平上台后则明显表达了对团派的不满,并且从各个方面压缩团派成员晋升的机会。很显然,在成为党的“核心”之后,继续让团派成员成为接班人将不大可能是他的选项。十九大很可能成为一次没有明确安排接班人的党代会,这将为习近平扩大后五年的执政空间;也将为他在两届任期之后寻求留任增加了可能性。

第五,“核心”体制确立之后,习近平将像过去的历代核心们那样,将自己塑造成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精神领袖。习的核心团队将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解释为大国崛起的需要,是历史转折的需要;执政党也正在加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不难想像,中国高层将加强向全国人民灌输“一个核心”和“一个主义”。这种思想控制将成为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一个常态,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中世纪的皇权和列宁主义的集权的综合体。这个制度曾经严重束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执政党曾经一度试图进行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将中国党和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党和现代国家。但是改革显然与党内的利益集团产生了巨大矛盾,与执政党试图永远执政的目标相冲突。重新建立“核心体制”标志这个党全面抛弃改革,朝着一个更加集权型政党回归,重新回到“领袖──政党──国家”和“思想控制──社会控制”的旧轨道。

动向2016.11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