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深夜10点半,我们的车灯射亮了德嘎村不起眼的指示牌,随即刹车减速。掉头驶离正道,顺着陡峭的碎石小路下山。每隔10来秒,车窗外就要划过一颗流星,估计车抵山脚,至少有30多颗流星殒落。所以在一农家院墙前停车小便时,我不禁感叹道:“真他妈的有眼福,可惜不是天文学家。”

一同小便的现实主义老张却不明白我的眼福指的什么。他提起裤子,在此起彼伏的狗叫中猛敲院门。一个包着彝族头帕的筒状妇女自门缝露面了,老张唤一句“婶婶”,一条黑狗却挤出来,亲热无比地钻他的裤裆。在狗的上方,人类以彝汉两种语言快速交际罢,就暂时分手。

在黑黝黝的山影中,老张和我连跳几级陡坎,穿过一片梯田和荆棘,才下至碎石路的最底部。照灰白的路影子往上走,流水的潺潺,蟋蟀的吱吱,时隐时现的拖长了的狗吠,以及风声,草声,树叶摇晃和夜鸟的飞翔声,甚至还有乌云擦拭星月的某种回声,组成了一支从旷古传承至今的乐队,环绕左右。许久没有走过乡村夜路了,我再次感叹自己有耳福,却没法说出来。

不断与稀稀落落的坟头擦身而过,设想在人生的道上稍有偏差,就提前走进去了。可还没来得及悲观,就听见风中飘起孩子的歌声。老张说快到了,并把头上两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指给我看,孩子们就在那石头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我说真奇怪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老张说村里有活动啰,娃娃也跟着过节。

登上村口,浓厚的马粪味儿扑面而来。一棵枝丫苍劲的大树下,许多人秃鹫般蹲在凹凸不平的石头间抽烟与交谈,由于是彝语,我半句也不懂,只得紧随老张,小心翼翼地过场。眼睛乜斜四周,感觉错落的白牙齿自夜色中隐现,并牵动一阵阵嘿嘿的笑声,我与老张也不由自主地嘿嘿。

我们上坡下坎,时而房顶时而墙根时而在庄稼地与土墙中间。寨子中央遇一坡道,仅1尺多宽,还右边高左边低,潺潺水流自上而下。我们只好提着裤腿,垫着蹄子作羚羊状的跳跃。我眼力不济,一脚踩入水中,如果不是被老张一把叼住肩头,真就“顺流直下”了。

如此狼狈地抵达寨后一座黄泥院落,门大敞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迎门是厨房,深处灶火熊熊,令在黯夜里摸索了许久的我们倍感亲切。老张更如游子归来,约几秒钟,就有七、八个人与他神秘拉扯,彼此的耳语透出压抑着的兴奋。我立在露天院坝里犹豫,刚望了一眼由暗转明的天,一个提着暖水瓶的彝家妇女就来扯我袖口,示意跟她上台阶。

正屋门槛骑放着矮桌,一盏起码30余年没见的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汽灯在桌面嗤嗤放光。灯影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蛋,中央的蛋核亮到极致,刀子般扎眼,四周却一派朦胧,若有若无的波纹循环、扩散,罩住了台阶上下的密集人影。

我霎时回到挑灯夜战的年月,为了不误农时,生产队一级的社员会议都在晚上开。包括政策会、动员会、传达中央文件会、评工分会、派工会、斗争四类分子会、分粮会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到了文革后期,会把大家弄得疲惫不堪,不少人就忍不住在会场打瞌睡。

眼下的聚会却与过去貌合神离。老张在路上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村子的集体祷告,而是方圆几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圣餐会,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村庄举行。散布在其它地方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执事和长老)全部要提前赶来,从教区牧师手里领受圣餐及教务,回去给普通教徒们分发与传达。

我不禁低下现代文人的傲慢头颅,冒着光束,冒着光束背面的那个声音上阶。在屋檐右面找个背光的旮旯落座,茶水和两三只土碗立即递到跟前,定睛一认,碗里堆着软糖、杂糖、黑瓜子和大麻籽。此刻我挤在彝族群众当中,彼此膝盖靠膝盖,烟草及口腔的辛辣热气交流着。老张游魂一般不期而至,在阶下赞许地拍拍我的腿,又离开了。我目送他的影子至对面墙根,蓦然发现乌云四散,弯月的一边钩住树稍,另一边还钩住几丝乌云的裙带。

这天,这云,这变幻多端又亘古未变的星月,还有这底下的老旧屋檐,屋檐遮蔽的互相依偎的老旧人类,以及火盆、茶水和食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知道,也无从说起。我不懂彝语,这个族群的一切都不懂,我一个汉族人挤在这儿,跟挤在非洲丛林或印第安部落没啥两样。据说哑语世界通用,那表示“孤寂”的手势该如何打呢?

汽灯背后的彝语还在持续。

它在描述神的旨意吗?

没人插话,没人应和,那唯一的男低音还在持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起身下院坝转悠。我举相机按了好几下,连续的闪光惊起不少低垂的头。我赶紧退避,躲出院门查看冒昧的杰作,却含混如旧梦,真和若干年前生产队开会斗地主的情景相似。

转过身,刚巧与老张碰个满怀,于是相约出院门小便。正贴住墙根掏家伙呢,一位满头飞雪的老者出现了——他就是我此行的寻访对象张茂恩牧师,撒营盘教区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趁3人一齐撒尿,我迫不及待地作了简短自述,老张也跟着敲边鼓。接下来,我们在墙外快速交谈。张牧师直截了当地询问采访动机,本来“土改”二字已涌上喉头,又临时拐了弯儿,变成“记录基督教在这儿的苦难历史,你,还有你家族所作的见证”。

哪怕忙得喘不过气,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也无法回绝这种请求。张牧师露出谦和的笑容,“晚了一点。”他说。

“再晚也等。”我说。

“不必太辛苦。”他说。“你的伙伴晓得我歇脚的人家,我们改在明天早晨6点正见面,如何?”

聚会还没散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老张婶婶家已是凌晨1点50分。灶台的大铁锅烧了热水,我们匆匆烫了个脚,就掌着煤油灯上楼睡觉。床铺虽简陋,却是一人一个坑。绷紧的弦突然松了,倦意就如洪水滔滔,我蹬掉鞋子,竟和衣而卧。隐隐有牛铃叮当入梦,可当我再度睁眼时,额前的窗户纸已透白了。

我与老张同时起床,下楼向他家婶婶致罢谢意。拢桶边舀一瓢冷水,劈头盖脑浇下,人就异常清醒了。昨晚的钻裆黑狗替主人送客半里远,至坟地边折回。对面山峰的两端,残月将坠,朝霞初升。我们沿昨晚老路,疾步穿插,终于正点抵达一篱笆围绕的农家。

上了十来级石阶,我们在岩洞似的厨房里与张牧师正式会见了。此刻为2006年8月6日早晨6点零2分,几乎一宿未眠的张牧师及其助手张长老刚做完最后一盆圣餐,即指甲盖大的未发酵面饼,象征着耶稣供众人分享的肉。

我们围着一地坑余烬落座。40多岁的张长老算新生力量,所以很谦卑地退到烟火浸染了多年的幽暗墙角。访谈开始了,清新的舞台晨光自门外打进来,作为主角的张牧师闭目沉思了片刻,银发非常夺目。

老威: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

张茂恩:在娘肚里吧。

老威:哦?

张茂恩:至今为止,我们家族三四代人,信主已有92年。

老威:有确切的记载吗?

张茂恩:我大哥张润恩如果活着,应该92岁。我父亲就是在我大哥出生的1915年,领着全家接受了福音。

老威:我从相关资料了解到,自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到20世纪初逐渐形成第一个信教高峰,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第一代本土传道人方应运而生……

张茂恩:在整个云南乃至西南,我们家信主都算早,但是普渡河那边的干彝族信主还要早。当时河两岸的马帮经常往来通商,福音就是从河外的九龙、转龙、兴苕等场口的干彝那儿带到德嘎,再由德嘎传往山里的升发、则黑、马鹿塘和靠外面的撒老乌。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就是在撒老乌念的西南神学院。

张茂恩:张应荣家跟我家一样,是三代长老。而传教士张尔昌建西南神学院已在抗战年间了。此前的二三十年代,莫提撒营盘,就是禄劝境内,世俗社会连初中也办不起,可教会不仅有能力办初中,办各种读经班,还成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批人材,为神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我出生的1939年,周围早已普遍信主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父母的父母,近亲和远房的老祖老公公,本村外村,本族外族,无论贫富,全信主。还没学会说话,我就熟悉《赞美诗》,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山沟沟里的彝族村子,文盲太多了,可提起《圣经》的某一节某一段,都能背。从小就会的东西,忘不了啰。

老威:福音如此普及,教会的钱从哪儿来呢?西方传教士手里?

张茂恩:信主的人讲奉献,有能力就多出,没能力就少出。比如我们家,在旧社会还算富裕,那么父亲作为与传教士张尔昌一道坐过堂的长老,就是一个榜样。每年在撒老乌举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福音培训班,人头不少,伙食都由我们家奉献。

老威:这笔开支可不小。

张茂恩:当时我才3、4岁,就习惯了家里人天不见亮就起床祷告,然后吆喝着驮满粮食、猪肉的大队骡马,从德嘎运往撒老乌方向。那年月只有山间小道,一去一回要耗三四天。有时候,我还牵住大人的衣角,跟好远,才被哄回来。

老威:你有一个虔诚的好父亲。

张茂恩: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哪一辈人不辛苦。到父亲手里,粮食不太值钱了,吃不完,也不兴买卖。于是就转向搞畜牧,养牛养马养肥猪,特别是养鸭和养蜂,比较赚钱。撒营盘这一带,抽鸦片的风气很盛,街子的规模小,除了大烟,其它都不赚钱。所以家里人时常吆着大群鸭子,走一路放一路,十天半月看能不能到达普渡河外的大街子,像九龙、转龙那样热闹的街子,才可以买个好价。肥猪也同样朝河外运,而一年两次收割的上等蜂蜜,得雇专门的脚夫背到昆明卖。

老威:这么多?你们家办养蜂场吗?

张茂恩:大约有50窝蜂子,很难伺候,可挣钱不少。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你们家算养殖专业户。

张茂恩:又要传福音,又要多种经营,所以父亲很累。在我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的兄弟,我们的爷爷继任德嘎的长老……

老威:你们把父亲的兄弟叫爷爷?

张茂恩:对。你们汉族的爷爷,彝族就叫老爹。曾祖父以上统喊老祖。40年代那一段,是基督教在撒营盘一带的黄金时期,分好几个堂,有6对专业传道人。总堂设在撒老乌,德嘎是第二支堂,在升发、普福、则黑、马鹿塘、大松树、皎西、皎平都有支堂。我的爷爷1943年任第二支堂长老,一直到解放了,教会活动被中止。

我大哥和我,都属兔,但他长我两轮,24岁。我还没有出世,他就到马鹿塘上面的普福做上门女婿。他是教会初中毕业,聪明,又有文化,加之岳父也是普福那边的长老,所以在神和人的世界都兢兢业业,做得出色。

老威:出色到哪种程度?

张茂恩:他做过普福的乡长、征兵干部。手中的权利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高等学院在撒老乌一建立,他就出任教务长,亲自物色教员,培养和选拔人材,并为专业传道人发薪水。自家还每年出3石粮食供养传道人。

老威:你大哥具有现代思维。

张茂恩:传教士都夸他是上帝一流的仆人。撒营盘,包括禄劝甚至整个云南,都有种大烟抽大烟的历史,富人穷人都好那一口,再加上彝族人喜欢赌博,这两大致命恶习造成盗匪猖獗,社会动荡,历届政权都十分头痛。大哥认为,只有福音能使人自觉到原罪,从而戒除烟和赌,彻底净化社会风气。

老威:你大哥这种充满普世情怀的基督徒,在任何政府里都应该大有前途。

张茂恩:可他36岁就去世了。

老威:得病?

张茂恩:被镇压了。

老威:哪一年?

张茂恩:1951年,我12岁。

老威:那就是土地改革当中。你们家族肯定都是地主。

张茂恩:是啰。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仅仅因为信主就叫划成地主,他是我所晓得的世界上最穷的地主。土地财产没有,罚款没钱,民兵没奈何,将他放在西南神学院的一床没有被面的铺盖也没收了。

张茂恩:我们家土地不多,经济收入还是多的。一划阶级、称大秤,大哥全家地主;我和母亲、二哥是一家,地主。1953年土改复查降为富农,才把抢去的房子还回来两间,分了一点点地种。嫁到皎西的姐姐,全家地主;爷爷是基督教长老,更是反革命地主。捕的捕,关的关,没捕没关的也从自己家里被赶出来,随便找个猪圈让你住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收缴去了,见你身上穿的衣裳厚了点,也要硬剥一两层下来。那叫啥日子,畜生不如啊。畜生还有圈,下了力还要给粮给草,可我们没住没吃,还天天挨斗。躲贫雇农就如耗子躲猫,在田间地头被逮着了,轻点的罚你替人家干活,完了让滚蛋,哪怕你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你一口吃的。重的就一顿暴打,或者倒吊起来,还押着去陪斗。我爷爷叫斗争了几百次,打得太狠,捱到1958年,又加上饿,就得痨病死了。

我二哥比我又长一轮,他的耳朵不灵,可对主的信心很足。土改中弄得家破人亡,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天天跪着祷告。贫雇农见了,就告到工作组那儿。打他,要他承认信主就是罪恶,就是反革命,他不吭声,反而继续祷告。于是手脚绑起来,吊个几天几夜,可只要放下地,他立即祷告,求神宽恕人的罪。他的痨病,还有各种杂病,都终身未愈,可还跑遍这儿的山山水水,为贫苦的、长期病痛的人做祷告。

从13岁遭遇土改到宗教信仰放开之前,我挨打挨关挨饿的次数也不少,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秘密传福音蹲监狱多次,被扒了几层皮,没死掉,得感谢神的保守。1979到2003,我当了24年长老,随后又成为撒营盘教区的牧师,虽然是我们家族唯一的牧师,可与二哥同样,都得痨病,药不知吃了多少,均不见起色。二哥72岁走的,有十几年了,我今年68,神肯定有他的安排吧。

老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你也算延续了你大哥的血脉。

张茂恩:这是我们家族永远的疼痛。感谢神,他走得很有尊严。

老威:请讲讲他是怎么走的,给后世留下一个见证。

张茂恩:一解放,他和他的老岳父就关起来了,受尽酷刑。他在旧政府手里当过官,但口碑非常好,尽管工作组深入到村子里,反复动员,开头也没人出面控诉。1950年清匪反霸,周围这些村子都毙了好多批地主,风声紧得很,都没轮到他。1951年升级,关进撒营盘,稍后又进了禄劝县的监狱。普福这边的贫雇农干部才跳脚,要求人民政府清算他。

老威:什么罪名?

张茂恩:晓不得。有人透风出来,家里全懵了。但当时见不着人,也没申辩的地方。

老威:总有个“犯罪细节”吧。

张茂恩:胡编啰。漏洞百出不要紧。甚至没啥细节也不要紧。人关了那么久,肯定要治罪。后来才听人说,上面派的工作组还提出了疑问,贫雇农主席团答不出,面子下不来,就犟着脖子吼。人家还好意劝告:“如果证据不足,构不成血债,就不用镇压了。”可地方上说,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老威:杀人的积极性吗?

张茂恩:积极性又不需要文化,只要喊得最凶,打人最狠,闭起眼睛乱咬就能当干部。

老威:这就是所谓阶级立场?我不太懂。

张茂恩:嗯,你太年轻,不晓得人不如牲口是啥子滋味!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运动一搞起来,再煽几把,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鼓眼睛、舞拳头。说到底,杀人不需要理由,给你找个理由算抬举你。开会前没打算枪毙你,会开到中途要拉你出去,砰的一声,也没有人吃惊。工作组是外乡人,再调查也摸不透底细,毛主席说走群众路线,工作组最后敢不听地方群众的呼声?

老威:开头不是没人出面吗?

张茂恩:阶级觉悟一提高,人心人性混乱,工作组要控制局面都难。这地面,几乎人人都有过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除了信主,很难戒。我几岁时,就晓得撒营盘好多村子不种粮食,全种鸦片,孩子们在罂粟丛中钻来钻去逮猫猫。所以解放前夕,穷富的位子经常颠来倒去,有可能下午你还是地主,晚上就变成雇农,因为土地房屋加老婆都输掉了。共产党禁止抽烟、赌博,禁止信主,哪农民除了种地,干啥去?搞运动啰。把多余的精力放到斗争上,放到打人杀人分财产上。只要划成贫雇农,你就不是烟鬼,不是一屁股赌债的无赖了,你就顺着工作组递过来的杆子向上爬,把受穷受气、借债要饭、典妻当子,甚至路死路埋的根源统统归罪于剥削,归罪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混蛋,也许转眼就成共产党的依靠,根正苗红,高高在上,子子孙孙吃穿不愁,连开会打死地主也不用负责。这不比鸦片和赌博更来劲?

老威: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张茂恩:土改政策是死的,运用政策的人是活的,随便杀人也是解放啊。所以大哥晓得自己活不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像这样,乱得不成体统。

老威:你大哥遭杀害时,你在现场吗?

张茂恩:大哥被关起来后,莫说家里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晓不得下落。直到已判定死,家里人才提前两天得到通知。要把大哥从禄劝监狱提出来,先弄到撒营盘,再弄到升发乡,轮转着开斗争大会,最后才押回普福当地去公审镇压。家里人要见最后一面,就只能半夜起身,走二三十里山路,赶到撒营盘到升发中间的一个小街子,先候着。那晚上我们都没睡,围在一块哭,又不敢大声。母亲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小点米饭,还不到三更天,就和二哥、姐姐一道出门了。我还小,留着看家。

老威:你能够记事了吧。

张茂恩:我12岁了,记忆很深。母亲他们第二天擦黑才归家,我还问:“大哥吃了鸡?”母亲点点头,两眼通红。后来,母亲和二哥经常讲到这次生离死别。他们在必经的垭口候了两三个钟头,大哥才押到。抱着哭了一阵,他们就哀求民兵松开麻绳,让大哥吃顿好饭。大哥啃了鸡肉,喝了汤,对母亲说:“儿子要走了,母亲你不能动摇,要好好地信。耶稣上了十字架,已为我们赎了在尘世的罪。儿子今天是个罪人,这是该的。儿子在监牢的这些天,兜里一直揣着《圣经》,一直在心里祷告,一直劝那里面的人信,可心里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本地方的那些人,与我无仇无怨,却指控我欠了两笔血债。这是冤案,儿子晓不得,也不认。但是我不申辩了,因为是无用的。他们一再要求我回去,其实我也想回普福,揣着《圣经》,永远留在我传过福音的普福。母亲,人都有生死,你不要因为儿子灰心,无论如何要信啊!”

大哥就那样揣着《圣经》上路了。在升发斗争完,才回普福开公审大会。要镇压的那天大早,民兵还通知我大嫂:“喂,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男人,家里有啥子好吃的东西,给他送一点。”

我大嫂也跟母亲一样,杀一只鸡,煮一小点米饭,大哥也吃了。夫妻最后告别。大嫂哭,大哥还劝她。意思是我走了,你要听“领导”的话,顺着来。随便哪个议论啥子,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领导”是一清二楚的。“领导”就是上帝,大哥怕连累大嫂,没把话挑明,可大嫂懂得,就不哭了。

接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威:没有亲人在现场?

张茂恩:没有。

老威:什么时候料理的后事?

张茂恩:这是阶级斗争,我们不敢,人家也不准认领尸体。开完会,几个民兵就把大哥拖到大路上打掉,尸体就随便丢进一条小溪沟,在坎坎两边撬两撬,土就塌下去草草掩埋了。家里人被看管得紧,根本不敢靠近那儿。直到10个月以后,上面来了批准收尸的正式通知,两边家里人才聚拢,找几块木板,拼了只匣匣赶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溪水从山上下来,已经把皮面的土冲刷得差不多了,大哥像块大树疙瘩卡在当中,脑袋、脚、还有身上的好几处衣角都暴露着。这儿离村边的路很近,大概已惊吓了不少人。难怪他们要允许重新掩埋阶级敌人!

二哥、母亲、大嫂一齐下水清理尸骨,多半泡烂了,有的肉看起还好,手一碰就粉了。没办法,只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淘干净,装入木匣匣,待一会儿葬入看好的坟地。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点,神迹居然出现了,母亲在大哥的衣兜里翻出一本《圣经》!两公分厚,比巴掌小,就是大哥走前反复提到的那本。你想想,沟底泡10个月,肉和衣服都烂了,《圣经》还完好无缺!大家立即在坎上、水里祷告。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祷告,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神恩始终陪伴大哥。他的肉身虽腐,灵魂却已入天国安息,这给偷生的我们增添了无限信心。

老威:那本《圣经》是什么样子呢?

张茂恩:竖排的手抄本,用牛筋绳绑紧。当然纸页已粘成一沓,分不开。字迹也模糊了,还浸透了血。

老威:尽管如此,这本《圣经》的价值还是无法估量。它将作为一个蒙难的物证,进入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史。

张茂恩: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我们保命都有难度,更无法保存这种“罪证”了。直到文革,母亲终于下狠心烧了它。

老威:阿门,愿它在天国继续伴随你不朽的大哥。

张茂恩:阿门。分发圣餐的时间已到了,我们出去吧。

首发民主中国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