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下午,我去海淀区花园桥一带办公务。因为知道刘晓波家就在附近,于是事先准备了两份2007年的挂历,想顺路去探访,聊表学生对老师的一点不忘之情、弟子之礼。

3点左右,我驱车到了晓波家的楼下。我让车停在院子里等我,然后径直按可视装置,进楼门,上楼。这时,感觉后面有人跟上来,好像也在上楼。因晓波家在5楼,拾阶而上,颇需要点时间。

“去哪?”我听见后面的人问。

“看朋友。”我回答。

“几层?”那人问。

“5层。”我一边问,一边奋力爬楼。心想,反正上去就没事了。

“5层几号?”没义务向你汇报,我心说,更加紧了脚步。

到了5层,敲门,晓波开门,进门。坐定后,我问晓波,今儿什么日子,怎么这样“紧”?晓波也莫名其妙。因为还有其他公干,我总共坐了不到一棵烟的工夫,便告辞出来。

出门之后,下楼,看见走廊楼梯间有人在逡巡,上身穿夹克,下身着绿裤,我自然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但因为上楼时就没抻茬,下楼权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顾自下楼梯、出楼门。

出得楼门,正准备上车走人,见一个人迎面朝我走来,拦住了我的去路。那人50岁上下,留寸头,牙有缺齿,身材壮实。他盘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说去某某某家,聊了会天,送了份挂历。

“那你过来,需要登记一下。”寸头说。

“可我没有时间。我还得去办事,单位的车子在等我。”我表示为难。

“马上就好,过来吧。”说着,他从后面推着我,让我到前面的传达室。

传达室很小,除了寸头和绿裤子,还有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一看就知道是小区的保安。寸头坐在桌前,我被“赐坐”于他旁边的、靠墙角的一张椅子上,我身后的沙发上则坐着绿裤子。照例,我被问到姓名、单位、电话及来由。因司机和单位的另一位同事在车里等我,我内心焦虑,想“息事宁人”,便十分“合作”地一一告知。

寸头登记完我的身份证,问我要单位电话。“我不是告诉你手机了吗?”

“我需要你单位电话。”

“这我不方便告诉你,我公司是外国公司。而且,电话总机说的是英文,告诉你也没用。”

“你找他(指晓波)干什么来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就来看看,送份挂历,仅此而已。”

“你拿的是什么?打开看看!”寸头指了指我手里的两个纸袋。

“没什么,是书。”

“打开!”寸头开始行使“权力”。

“好,尽管我并不认为你有权利这样做,但我可以给你看。”说着,把纸袋里的3本书和两张艺术家朋友个展的开幕式请柬拿了出来。

我发现,寸头对什么书、哪里出版完全不理会,只是职业性的翻了翻页,看看里面可有夹带。基本上停留在“军统”查《挺进报》的水准上,我内心觉得好笑。

又僵持了一会,他出去打电话,让我在屋里等着。我提醒他快一点。“只需要两分钟。”他说。

于是,外面传来寸头在手机通话中念我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的声音——他显然在跟远程控制中心在确认我的身份。我在屋里,生气又好笑。一边跟绿裤子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

“你搞艺术的吧?”绿裤子大约看我的头发长,觉得有“艺术家”气质。

“嗯……”我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这叫什么事?你们不觉得违法吗?”我发牢骚道。

“哎,没办法,上面的指示,来老刘这的人都得注意点。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问问,你甭怕,越怕越糟糕,待会儿就好。”

“你看我像害怕的人吗?”我觉得挺好笑的。

“他是警察,我们是跟班的,没办法。”绿裤子头朝窗外,用下巴示意正在打手机的寸头说。

“是么……”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过,你要让他快点。不就确认下身份吗?用得着那么长时间吗?我真的还有事。”我看手表,不耐烦地说。

“马上就好,再等一会儿”绿裤子安慰我说。

这时,我觉得需要给楼上的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出门后发生了什么。尽管方才寸头警告我不要打电话,但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于是,我拨通了手机,晓波说他马上下来。

终于,寸头回来了,依然摆出审问的架势。我质问他:“你说两分钟,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走?”

“马上就好。”他应付道。

见他没有放我走的意思,我说,这样吧,我先让单位的车先走,我留下来跟你办手续。于是,打手机给等在车里的同事,让他们先走。

看见车驶出院子大门,我开始镇静下来,对寸头说:“刚才我是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想快走拉倒,所以爽快地配合了你的工作。但我不认为你有权力阻拦、调查我。现在让我们补办一下法律手续吧。请问您是什么人?有身份证明吗?”

寸头听我这样说,顿时显得很兴奋,理直气壮地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写着“警察”的小本子,对着我晃了晃。

“很好,我知道你是警察,但这是法律手续,我们都应该按法律行事。”

“你还是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寸头说。

“凭什么?”我问。

“在重要的日子,居民小区都要加强治安管理?”寸头说。

“现在是什么重要日子?”我不解。

“现在快要到元旦了。”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17大”呢。

像扯淡一样撤了会闲篇,我的情绪已经完全松弛下来。

“那么,你现在可以走了。”寸头突然说。

“谢谢你让我走。不过,我既然已经把单位车放走,该办的事情横竖耽搁了,所以也就不急了。再说,我已经给晓波打了电话,他这就下来。我应该等他来了,有个交代再走。”边说,边出传达室,往大门口方向走。寸头跟着。

说话间,晓波已经下楼,朝我们走过来,劈头质问寸头:“老高,你有什么权力阻拦人家?他怎么了?谁给你的权力?”我这才知道,寸头姓高。

“刘老师,我觉得吧……咱们平时相互配合得不错……”高姓便衣有些尴尬,开始情感攻势。

“你少来这一套!”晓波大怒,以他特有的口吃,一字一句慢吞吞,但却义正词严地说着。

我不想让晓波真动气,就劝他息怒。一边对高便衣说:“你是警察,所以你要依法执法,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你是在依法执法。你可以看我不像好人,就像我看你一样,但即便如此,你也要按法律程序操作。今天,我的公民权受到了侵犯,我要办的事情被耽误了。我单位的车子等不及先走了,我必须要坐出租车回去。而从这里到我单位,出租费需要50元,原则上这钱你应该支付。你应该向我道歉。”

“好,钱我给你。”说着,做掏口袋拿钱壮。

“钱,不用你出,我说的是原则。但你要向我道歉。”我说。

“那好,我向你道歉。”

“那么好,你的道歉是代表共权力的,我权且接受道歉,钱就不必付了,算我倒霉。”说着,跟晓波握手话别,拦了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作者为自由作家,现居北京)

新世纪新闻网2006.12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