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几天里日程得十分紧凑。刘山青安排我会见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些是刘山青有意图让我有机会向那些朋友募集捐款。我向刘山青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募捐，我实在不知怎么开口。刘山青说：并不是为你个人生活募捐，而是捐助你出书，或捐助你从事的工作。我想，那就试试吧。
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来，一切活动都是自力更生。所需经费都是来自同志们的工薪奉献。党的成员都是薪资有限的人士，靠工薪奉献的确使党的活动能量难以大幅度扩张。更何况有人加入民运组织非但没有作奉献的思想准备，而且是希企从中得到利益。有位朋友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中国社会民主党总是那么穷，谁会加入进去呀？”还有一位颇有名声的民运人士很直接了当问我：“你们中国社会民主党靠什么作凝聚力？靠经济利益还是出名？”我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又不是一个企业，哪来经济利益？出名也难。都是草根阶层的人士，没有什么名望。”那位人士说：“这样，别人凭什么要去加入你们的社会民主党？”我听了无言以对。我内心一直认为，在民主诉求被现政权列为非法活动之时仍然要执着于它，这除了理念的凝聚力还能有其他什么呢？那位名士的话令我极感意外和悲哀。
我当然希望能得到资助。我也听说过九十年代初海外民运曾得到过许多捐款、资助。但是我亦了解近十年、八年来，海外民运获得资助愈来愈困难。一些民运名人想得到资助都远非易事，遑论我辈？这使我断绝了获取资助的任何念头。这次到香港原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没想到山青会有这方面的建议和安排。真有这个可能性吗？我将信将疑。
十五号的文革座谈会上来了个热心的听众，他名叫张家敏。二十六年前他还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在支援大陆七九民运的热潮中他和林昭寰一起来广州会见我们。只是他来的次数没有林昭寰那么多。我只记住了林昭寰等几位，其他都淡忘了。刘山青得知他来到，便与之再约定了个时间交流一下。山青对我说：张家敏与林昭寰走着不同的道路。林昭寰毕业后到大学任教。张家敏则进入实业界，很有成绩，后来被中共统战位居政协，但他的思想还是倾向民主的。你不妨与他多谈谈，适时向他提出募集捐款的事宜。
十六号下午，山青带我在一间餐厅与张家敏见面，共进午餐。张家敏带来了他百万字的巨著《建国以来》送给我。这是中国1949年至1997年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当代史。张家敏很坦率地谈及他对大陆政局走向的感觉。他认为尽管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但目前尚难以预期民主何时才能在大陆完全确立。他的感觉是共产党在尽力延续其体制。其手法并非都是笨拙的，其中有些甚至是相当有成效的。张家敏说，通过直接接触，他了解到共产党的官员队伍中尽管贪官很多，但也有些很有能力的人。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正在不遗余力地支撑、维持这个政权。
张家敏的观点与我在海外民运圈中听到的流行说法大相径庭。但我完全不以为忤，因为我与张家敏有类似看法。只是我还有另一些支持这个看法的根据，那就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共产党与昔日的的确已大异其趣。它已竭力使中国已变成一个有自由无民主的社会。相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去旅行都需要单位证明才能成行，现在中国人已有了接受高度教育、迁徙、择业、结婚离婚等很多从前不拥有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有助于释放社会成员为个人奋斗的能量。它可诱导社会成员不关注或少关注社会弊端而埋头经营个人的园地。对于那些有可能对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体制造成威胁的自由，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共产党便全力予以扼杀。在这双重的作用下，许多拥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技能的人都表现出认同目前体制的倾向。这些人远比底层民众拥有发言权，在他们话语中对共产党体制小骂大帮忙、乃至涂脂抹粉是主流。共产党正是这样利用甚至激活了中国人特别强烈的私心来维持其违背历史潮流的专制体制。民主不可抗拒。中国不可能就那么例外竟永远没有民主。可是民主旭日何时能在中国大地上升起则确实难以预测，起码不是近期的事情。
午餐后张家敏还有事务安排，不便久留。老朋友握手道别。走出餐厅后山青问我：怎么没有向家敏提出募捐之事。我说：嗨！我都不知怎样把话题转向那个方面。山青说：其实张家敏这个人不错，很慷慨，而且经济实力也相当可观。十万港元对于他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我听得出来，山青是为我惋惜，失去了一个获得资助的机会。我很感谢山青的热心，但对失去这个机会心情却很平常。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得不到资助是常态，得到资助才是意外。
十七号早晨山青还安排我在一家专门经营早餐的餐厅与香港房地产名商施永清会面。山青曾对我谈及施永清青年时代原是左仔。但后来看穿了中共的虚伪和残暴，便转而投入民主阵营。后涉足房地产开发。做得很成功，积累了很大的经济实力。他虽然不在民主第一线，但很愿意为民主事业捐款。我亦在一旁听到“长毛”与山青议论说：“这次起码要请施永清资助老刘十万港元以上。”
施永清先生身高约一米八，戴着一副造型儒雅的眼镜。相貌十分和善。与其说是长袖巨商，毋宁说是宁静学者。他得知我的社会民主党身份，并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关注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后，便谈到他对改善工薪阶层处境的看法。他说企业应尽量提高员工的待遇。只要企业有赢利，就应以各种形式多给员工报酬。他说，在他的公司里就是这样做的。
我对施永清先生说：这固然是方法之一，但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更关注的是，从整体上、全局上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为此，在民主诉求的基础上必须附以许多经济杠杆，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施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只是各自所占角度的不同而至着眼点不同罢了。
接着施先生谈到他所了解到的大陆房地产开发中极其严重的贪污腐败情况。那的确是触目惊心。当然，有关这些，我们从海外的华文报纸中已知晓了不少。只是通过施先生的讲述则感受更加具体。
直至告辞，我们都是在问题和观点的探讨之中。我始终没有向他提及募款之事。这次会见之后山青没有再问我为何不出声了。大概他已知晓了我不具备把话题引向那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在这方面我也的确是“扶不起的阿斗”.在乘此难得的机会募集资助的事宜上，我是一再坐失良机、一筹莫展、一无所成，两手空空地离开香港。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气馁，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此行的目的。而我此行的目的则圆满达到。
来香港参加文革40周年座谈会固然是目的，但我更企望的是会见许多朋友。除三刘、月凤、昭寰等许多老朋友外，我还想见其它许多新老朋友。跟他们叙旧，跟他们探讨交流。山青、英杰、月凤极其热心地替我张罗联络，使我的心愿得到实现。
这次香港之行会见的新朋友除前面专文叙及的梁国雄、曾健成、刘慧卿等之外，还有何俊仁、黄毓民、劳永乐、凌文秀、陈健成、吴太平、孙斌、龙纬文等。山青、英杰还替我通知香港的一批长期坚持参加海外民运的朋友与我会面。十五号晚上，杨铮、李伯特、钟堂、黄钟、伍国雄、刘泰、楼宝庆、雷达、陈元华等许多民运朋友在英杰的学联会议室与我座谈。大家坦诚友善地交流着各种看法、和对民运及中国前途的预测展望。谈话进行得非常轻松愉快融洽。直至深夜才紧紧握手惜别。匆忙中没有通知到的老朋友陈诗先生和杨小炎先生也在十六号上午抽空来与我见面聚谈。对海外民主运动的健康开展他们都对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使我尤其感动的是十四号晚上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先生风尘仆仆地从远离香港市中心的干诺道赶来与我见面，并请我和当晚在场的朋友们在黄毓民太太开的餐馆里共进晚餐。晚餐后，刘达文先生又继续请我和山青的太太唐婉清到另一家甜品店饮甜点畅谈。
刘达文先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坚持社会正义公理的气慨令我深感钦佩。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创办了杂志《前哨》。《前哨》除满载着民主精神外，还纵横捭阖、内容极为丰富，且印制精致，致使在平面杂志如林的香港打出一片天地。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发行量为香港同类杂志之冠。刘达文先生的奋斗精神给我以极大启发和鼓舞。我深感应以刘达文先生的事迹为榜样，在目前艰难草创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事业中锲而不舍地坚持跋涉。
十六号晚，刘子廉作东，请我和当年曾到广州支持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老朋友们共进晚餐，为我饯行。当晚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如杜松等。朋友们忆旧阅新、纵横聊谈、十分愉快。而尤其可贵的是，老朋友们并非只是聚餐才来。他们都不仅热忱参加了十四号的文革研讨会，而且都为会议的圆满举行出策出力。文革研讨会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而在此之中凝结中朋友们的集体努力。
十七号中午，刘山青、刘英杰、张月凤送我到机场。一路上山青象几天前来接我的机那样不停地向我介绍沿途的景点，这使我蓦然产生一种留念情素。这两位恰巧也姓刘的香港青年在二十七年前从香港来到广州，就与我结下终生友谊。我把他们视为小弟弟。只是自然规律无可抗拒，他们如今也人到中年了。几天被安排得满满的时间表里，二刘一张几乎时时与我在一起，比通常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现在一下要离他们远去，心中还真有点不舍。四、五天的时间似乎过得太快了。在候机室里他们二刘一张轮流与我合影留念，我意念深处则在祈祷时间凝固，可是班级终于腾空而起了。
当班机昂首直刺蓝天；当香港的高楼大厦迅速从机翼侧下方掠过时，我心中不知为何泛起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是对离别的不舍，还是对理念追求的未竟？好像都不全是。细细检索自己的神经末稍，豁然明白了。那是我此行之中丰收了朋友们的深厚情谊。这份情谊如金子般沉甸。关于募捐资助我是空手而归，而领受友谊我是满载而归。
作者文集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