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杂志创刊二十年,我是中途加入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我和许多采访过六四事件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一样,从此有了挥之不去,深不能自拔的六四情结。六四学运让我们看到共产中国有了民主的希望,而后六四镇压又让我们为中国政治的倒退感到挫折和失落,觉得必须做些什么事,于是在该年十月开始为开放杂志写稿,后来更将自己的事业生涯与这本以关注中国民主前途为宗旨的期刊结合在一起。

初写的稿都与中国民运有关,写过巴黎民阵成立大会,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抵台湾、成都六四大起义、万润南专访等等。写了两年多,金钟邀请我加入开放杂志。一九九二年五月开放杂志被大地产商刘銮雄收购后,从大王东街一个老旧的住家公寓搬到告士打道三十八号的甲级写字楼海军大厦,我开始到开放杂志做兼职编辑,每天下午到海军大厦上班,晚上从海军大厦走到告士打道六十六号的华夏大厦香港时报上夜班。在这打两份工的时候,曾于一九九二年十月被香港时报派到北京采访中共十四大、亦顺便做开放杂志的特约记者。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中国大陆正式采访,因为几个月后一九九三年二月国民党办的香港时报停刊,三月我在开放杂志由兼职转为全职编辑。

度过开放的艰难时刻

但不过数月,我面临人生一大抉择。当时开放的老板刘銮雄突然决定停刊,外界纷纷猜测是前两个月我为开放杂志写的一组专题文章“中国十大家族”惹的祸,因为文章中罗列的中共十大权贵家族其一是王震,而大老板又正在与王震家族合伙做生意,但是否如此,至今不知。

停刊后,金钟面临在无任何资金支持下是否独立继续办下去的艰难选择,而我内心也有很大挣扎。我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大女儿读中学,小女儿尚年幼,仅只五岁,养家的担子非常沉重。我曾犹豫是否需要去找另一份较有保障的工作?最后金钟决定咬着牙重新注册再办《开放》,我也留了下来帮手。一九九三年底杂志社从宽敞豪华的海军大厦搬到轩尼诗道德兴大厦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那段日子大概是我经历过的开放杂志最困难的时候。

转眼之间,十四年过去。最近我路过告士打道六十六号,曾是国民党党产的华厦大厦几度易手,已改名为笔克大厦,听说还是中共资金的产业。岁月沧桑,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了很大变化。

一九八○年我由四川老家移民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那时不知共产极权制度会持续多久,也从未想到它会短命夭折,想到的只是要离这种令人窒息的制度越远越好。

和大陆交流逐渐畅通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想逃避的又来到眼前,但是六四和苏东波已让我们知道,这个制度已走到尽头。我们与那个制度下仍在挣扎的同胞已命运相联,我们不想再逃避,现实也不允许我们再逃避。红朝来临,港人普遍悲观,开放杂志大概是最坦然面对者之一。不是我们比较勇敢,而是比较清醒而已,知道中共后极权政权已是强弩之末。而后的岁月也确乎如此,每年的六四之夜维园依然是万点烛光,五十万人回归日大游行迫使北京收回二十三条……香港人顽强地防守着自己的法治和言论自由。

中共依然是专制的中共,但中国民间社会已不是过去的民间。我初到开放杂志时,愿与我们这样的所谓“反动杂志”打交道写稿的多是已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国内人顾虑很多,私下交往可以,公开很难,写稿例必是笔名。但后来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已无所顾虑,公开与我们来往,包括中共体制内的民主派人士。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数码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我们的杂志与国内朋友的交流已近畅通无阻,甚至不分彼此,很多朋友根本就将《开放》当作他们自己的杂志,有时一开口即是“咱们开放”,一点也不见外。

开放杂志坚持二十年,朋友们对我们有许多赞美之词,其实真是过誉了,我们是在很安全的环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论自由,与国内的朋友相比绝非勇者。利用我们这个小小的窗口,为国内的同胞发一点声音,实在是我们的荣幸。走笔至此,传来陆建华因涉程翔案判二十年重刑的消息,内心震撼不已,觉得一国两制对大陆的同胞真是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使大陆的朋友也和我们港人一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这应该就是开放杂志创办的初衷,及苦苦坚持下去的动力吧!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开放杂志2007.1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