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和“革命学”

孙中山曾对日本友人说:“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是他的信条,自香港西医书院完成学业以来,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或者政务繁忙的从政时期,他也不忘读书,读书可以说相伴了他的一生。尤其是革命受挫之际,读书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书便会跟不上时代,变成一个落伍者。

从1895年第一次经过日本以来,孙中山至少到过日本15、16次,总计在日本居留的时间可能有10来年。在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夫人宫崎槌子印象中,孙中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书。有一次,他在宫崎家住了10天,几乎把他们家的全部藏书都看了一遍,说:“这里的书我都喜欢看。”临行还要用柳条箱子装了满满的一箱带走。宫崎夫人回忆说,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常去东京和宫崎滔天见面,每次到他们家来,有空他也是从随身带的皮箱中拿出书来读,读的书当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内容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哲学的。他还因为读书而得罪过人,一次,他正在他们家走廊上看书,宫崎的乡亲胜木夫妇听说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主动和他攀谈,当时他看书看得正入神,祇是随便答应了几声,眼睛没有离开书。胜木误以为他傲慢不理人,用当地方言大声说:这像什么话!听说孙文是个豪杰,怎么这样简慢人?“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通讯员林奇在日本横滨访问了孙中山后,在3月23日发表一篇报道说,在他当时住的小木屋里摆满了英文、法文的书籍和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方面。林奇特别注意到其中有许多英文的军事学著作。

在中华民国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孙中山曾多次到达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那里的华侨是他的重要支持力量,其中往来最多的是新加坡,很早参加同盟会、担任当地分会副会长的华侨张永福回忆,孙中山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喜欢读书,读书时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读后一定放回原处。孙中山喜欢买书,尤其是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和中国古籍。孙中山对中国地图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对于各国陆军组织法及有关书籍,海军海舰图等,价钱虽高,也一定要买下开,熟读到差不多可以背诵。每次买了新书一定要用纸包上一层书皮,保护起来。他的书籍分类摆放,整整齐齐,毫不混乱。就是读报他也有自己的习惯,先读专电,然后顺序读下来,不乱翻纸张,读完仍然折叠好,不随手乱扔,如果同时有多份报纸,也是如此。

值得我们留意的还有,孙中山不喜欢小说杂着,张永福从没看见他在读无益的书,他也不嗜好美术图画,对于故事图画最多偶尔翻翻而已,对于丝竹音乐没有嗜好,从没听见他唱过歌,也未见他吟诵中外的诗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带的除了书,祇有一副象棋。这些回忆,使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读书的偏好,他对纯粹消闲式的阅读没有兴趣,他的读书也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内。早在1897年他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就说自己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

孙中山从来不懒散地躺卧着读书,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认真。对此他还有过这样一番说法:“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祇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他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读,甚至一些很偏门的书都有所涉及。邵元冲是他晚年的秘书,曾当面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回答说:“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目不识丁”和“读破万卷”

20世纪初,当孙中山在欧洲动员中国留学生参加革命时,其中有一个叫朱和中的,第一次读到孙中山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他问其故,朱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

举人出身的吴稚辉早年也曾疑心孙中山“不识字”。这位后来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回忆,1901年他留学日本东京时,吴禄贞、钮永健等人相约一起去横滨看孙中山,邀他同往,他当时心想,梁启超都不想去看,何况孙文,孙文不过是个“草泽英雄”,有什么看头?所以就说:“你们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园去。”等到他们几个回来,他就问孙文的相貌是否像庙里供奉的大王爷爷,魁梧奇伟?钮永健说他弄错了,孙文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于是他估量孙文大概是东汉的刘秀、邓禹一类人物,还是不想去见。直到1905年的春天,他在英国伦敦已住了两年,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吴稚辉晚年大为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家境贫寒,7岁开始在别人家的私塾附读,9岁开始到村塾读书,曾接触过四书五经。13岁他远赴檀香山,在当地的学校就读,接受了5年的西式教育。当他回到故乡时,少年时的经典诵读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镜海丛报》说他檀香山归来“不识汉人文”,自然不无夸张,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说,他的英文确实比中文要好。随后,他在香港、广州两地求学。1883年进香港拔萃书室,第二年转入中央书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就是在这里,他在课余时间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不仅节约生活费用,买了一套大部头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他读了以后感到,英文译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释更容易明白,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借过来经常研读,就这样,他基本上读通了四书。1916年7月15日,他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与传统的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诚如着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的美国学者史扶邻说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先读孔子、朱熹的书,然后才接触到达尔文、密尔的学说,而孙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13岁第一次出国,看到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从此就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上李鸿章书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乃至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对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尤其留心。无疑,西学给予他的影响要更大。对于中国书,他也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买过两套“二十四史”,他也读过《资治通鉴》,在阐述“五权宪法”,说到监察权、考试权时,他说:“我读《资治通鉴》等各种史书,中国数千年来自然产生独立之权,为欧美各国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实行者,这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也。”

在孙中山的知识结构中,传统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专业是西医,在香港西医书院他度过了求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除了医学专业书,他同学关景良回忆,他平时非常勤奋,夜里常常起床点灯读书,《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孙中山的心灵。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目录中保存下来的达尔文著作还有两种,一是1892年伦敦出版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一是后来追随他革命的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到晚年,他在演讲中还不时提及达尔文。1923年12月,在广州岭南大学,他在号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时,就列举了达尔文的例子,认为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论的道理。”

那时,他已在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满清政府了。他对农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曾读过《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些古代的农书,也读过西方农业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农政机构、农业政策、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学科都有所涉猎。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农功》,1895年在广州倡言革命时,还曾创立一个小小的团体“农学会”,不仅仅是作为革命的掩护,从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也可以看出,他对农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发起“农学会”,就是希望搜罗翻译各国农桑新书,开风气之先;设立学堂,培养造就农技师;用科学方法检验各地的土质物产,着成专书,引导农民耕植,等等。

流亡和读书

在漫长的革命、流亡、从政生涯中,孙中山先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放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使他有了安静的读书机会。他一生中几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间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从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流亡期间读了10个月的书。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计划流产,陆皓东殉难后,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伦敦,结果被清廷驻英使馆拘禁,幸得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奔走,才得以获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伦敦被难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此后,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把主要用在了读书上面,康德黎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也买了很多书,有人统计过孙中山上海故居藏书目录,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种,也许就有他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书。

这段日子,孙中山去得最多的还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清廷驻英使馆雇佣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他在使馆获释后许多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也许就是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那个阅览室),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侦探报告留下了孙中山清晰的足迹,1896年12月5日上午11点,孙中山去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接着去附近书店选书,再乘车到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读书1小时20分钟。1897年4月9月上午10点半,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下午2点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到下午7点才离开。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便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这种单一税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时期,这不到3年的流亡时光,是他第二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期。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就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很久,等到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他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了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有家外文书店丸善株式会社是孙中山经过购书的地方,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书尤为关注,2月28日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他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铿的著作,还有罗素介绍柏格森哲学的书。在他故居藏书中还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

世界各国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时期,都有过类似埋头读书的阶段。在和宋庆龄结婚后,他们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和家庭、妇女、健康、优生的书,有可能是宋庆龄读的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读书的时期。4位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这个阶段,他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书,广泛收集资料。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比如一些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方面的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在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定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

《孙文学说》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几十种。为了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光是经济方面的就有二百四十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

书籍是第一财产

192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广东博罗县的一船上,月白风清,孙中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赏月谈天,黄昌谷问他:“像先生这样爱读书,又爱读新书,从前读过的书籍自然是多,但是读过了的书籍,是不是都还保存到现在呢?究竟一共读过了多少种?读过了多少本呢?”孙中山回答:“我几十年以来,因为革命的事情,居无定所,每年所买书籍,读完之后便送给朋友们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种类和数目,也记不清楚了。从买书的费用说,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4、5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大多,大概祇有2、3千元。”他对书的痴迷,这件事可以说明,1908年,他到达伦敦时,旅费告罄,吃住都发生了困难,湖北籍留学生曹亚伯在同学中募集了30、40英镑给他救急。过了几天,当曹再去看他时,却发现他将这些钱全部买了书。

孙中山爱读人物传记,从培根、达尔文、富兰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学家、宗教先知的传记,到毛奇、拿破仑、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俾斯麦、威尔逊、纳尔逊等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他对毛奇、拿破仑、俾斯麦的作为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收藏的拿破仑传至少有五个不同版本,尤其屡次遭遇失败的困顿中,拿破仑起起落落的经历也许给了他不少的安慰。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著书。”他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为主,共计1932种(其中1025种是他生前出版的),5230册,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体育、天文、地理、人物传记等,还有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

直到1925年在北京,他已病倒在床上,仍在阅读有关居住方面的书(当时他仍想修订“民生主义”的讲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北京之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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