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一个中年男人过来跟张大春打招呼：“山东省省长前段时间来台湾了，你没去见？”张大春摆手：“不去不去。孟子不见诸侯。”寒暄结束，回到采访，他说：“孟子真的不见诸侯吗？《孟子》第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我问：“那你见哪个诸侯？”他说：“我谁都不见，他们要来我家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又补充说：“也没有人来过我家。”
这些年，张大春在报纸、脸书（facebook）上频繁议论时事，其中很多直斥马英九，称其为“马傻”。2013年7月，“洪仲丘案”后，他狠批马英九“人渣治国”，并奉送他十二个字：“刻薄寡恩，畏葸无情，假谲失能”。张大春似乎不想忍耐、不加掩饰的批评，也针对台湾社会、读者。一次演讲时，他开口就是：“你们这群懒人”——他认为，去听演讲的人都是懒鬼，如果对某个问题有兴趣，看书、上网就可以了。
这样的性格，很容易被形容为“狂放”，也很容易和张大春正在书写的人物——大诗人李白联系起来。在张大春看来，李白与时代格格不入，他做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梦，然而没有一样得以实现；他极端自我，“你也可以说他太天真了”。作为诗人，李白刻意打破已经发展完备的近体诗格律，“他是一个创格者”，而张大春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创造新的形式，把小说的定义往前推进一步。他的新书《大唐李白》，集合了古诗、轶事、关于唐代的各类知识、文字考据等等，他也试图模拟唐人的说话方式，这一切都对读者形成了挑战。
采访在台北一座大厦的楼道进行，张大春身后、敞开的玻璃门里面是一家电台。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到电台，看着文稿讲故事。《大唐李白》第一册就是这样完成的，现在，张大春正在写/说第二册。他的小说跳跃杂糅，不停地滑开、联想、远离，因此被有的研究者归入“后现代”，他的谈话也是如此，一方面旁征博引，如同一场知识的游戏，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进入某种核心——或许那核心并非张大春想要的。他好像坐不住，不停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边说，一边在狭窄的楼道里踱步。他也会突然坐下来，抢过我的采访本，写下他正在引用的诗句。
有时候他突然拿起手机，食指在屏幕上往下滑动，一边看一边大笑。他把手机递过来，说“让你乐一乐”。其中一则是：“甄嬛去路边买煎饼，说：‘阿姨，这碎碎的一抹青翠，好似乱坠了丫头的眼，平摊于日下，甚是沁人心脾，提神醒脑可是极好的！若忍心炙烤煎熬，蔫萎而焦灼，岂不是辜负了？’阿姨：‘说人话！’甄嬛：‘煎饼别放葱！’”在那之前，张大春正说到自己在《大唐李白》中写的是文言，并为此反复模拟唐人口语。他拿过手机，读了一遍这个笑话，重复说：“说人话！”然后大笑。
李白的误解
东方历史评论：我读《大唐李白》，觉得很有趣，你不止是在写李白，而且是在重建李白四周的世界，换言之，也就是重建盛唐社会，生活细节、吃穿用度，一个唐代文人的知识来源、要面临的出路、经济制度，等等，比如说李白少年时代的老师——赵蕤，他几乎就是李白文化养分的来源……
张大春：应该说，李白这个人对于世界最大的误会就来自赵蕤。你现在看，他的教养很好，他妈后头全部是错的。李白人生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一直认为大唐——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战国。他跟杜甫不一样，杜甫十四岁出门游历，十六岁顶着爷爷杜审言的名字到岐王宅。李白二十五岁才出川，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是个学习迟缓的人，认知是有困难的，这表示他受教于赵蕤的有些事情、对于世界的理解再也不能改变，很可能会误他一辈子。赵蕤这他妈王八蛋，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人。他是个标准的纵横家，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纵横家是这样的，你用某个道理跟他说，他用同一个道理反着说，在辩论中极占便宜，几下把人打垮了，但是再往深里说，他也没有。这种虚无对李白有很大的影响，李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最近才写到，他的朋友胡指南死之前说：你不外大话欺人耳。
东方历史评论：李白对这个世界的误解是什么？
张大春：他误以为这是战国，可是这是大唐了。在战国，士人要取得发言权，没有资格问题，我今天想见诸侯、大夫，哪怕想见天子，说去就去了，没有那么多科层化、官僚系统的障碍。取得发话资格，不难。李白呢？他干谒的所有人都是可以随时碰到的，这些人是什么？少府、名府，县令的级别，最多见过两个长史，一个郡都，还有韩朝宗，差不多相当于刺史，就这四个。直到他四十岁进长安，才有机会见到贺知章，贺知章当然不得了，是皇帝身边的人，临门一脚把他踹到了唐玄宗旁边。
东方历史评论：所以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意？
张大春：也不要想得那么惨，这个家伙眼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没有挫折，你不见我，我就找别人，在这点上他有点疯的，不像杜甫很忧闷。你去看他写给韩朝宗、裴长史、李长史的书信，裴长史曾误会他，说有人说你不好，李白立刻就说，我如何好如何好，你要是不用我，我掉头就走，去找别人。哪有干谒讲这种鸟话？你可以说他极端自负，极端自我中心，但你也可以说他太天真了。
东方历史评论：那怎么看诗对李白的意义？
张大春：没有人把诗当礼物送人，有也不会到处送嘛。但是李白会，他写了很多诗送人。我跟你讲，我最近十年，到过年前，就会写春联送朋友，大陆大概每年送二三十副，台湾写一百来副，反正不值钱的东西嘛。搞一搞，大家都说，张大春的字写得不错，我从来没想到，书法大赛会找我去当评审。这样回过去推，很多拿到李白诗的人，不会在意他的诗到底合不合当时的近体格律，所以大家说他的近体诗写得不好，事实上他能写非常好的近体诗，他就是不写，他要创一个格，他是一个创格者。
当他把写诗送人的时候，第一，他一定认为，这首诗代表整个他这个人，你要回去了，没什么送你，我跟着你吧。第二，讲得不好听，阿谀，讲得好听，恭维。比如说你姓张，我就找个历史上姓张的名人，张良。那对他不难，但是写好诗也不容易。
重点在于，李白的诗现在留下来一千首左右，但是他一辈子可能写过一万首诗，十分之九都散佚了。你看他的编年，人生有好大一片空白，没有诗。尤其是他早年的诗，留下的极少。所以我在小说里要帮他补足，写得不能太近体，也不能太质朴，太豪迈。伪造他的东西非常难，但这恐怕也是《大唐李白》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不能让人看了以后说：我操，除了李白，还有没有第二个人……应该说还有没有第三个人能写？如果能，你来。我第二册当中还写了一篇赋，这篇赋是李白在洞庭湖边，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有屈原的风格、宋玉的风格，有司马相如、左思的风格，所有影响过李白的人的风格。
东方历史评论：这部分是不是你特别得意的？
张大春：不是特别得意，但是有必要。你写李白，不把李白的诗写一写，不是很无聊吗？那我写我自己的故事就好了。
东方历史评论：你刚刚说，李白误解了自己身处的时代，能不能进一步讲讲，你如何理解他和他的时代？
张大春：李白是虚荣社会的产物，为什么说唐代是虚荣社会？唐代是只要有名、名气大，他妈的可以做任何事。从皇帝开始，唐玄宗见了李白，老远从御座下来：“啊，卿天下闻名而朕不知。”但李白也是虚荣社会的牺牲。他是商人的儿子，出身太贱，不能参与正式的考试。我在第一册里写到很多例子，唐代的科举里面设了很多科，有很多途径可以考取功名，但李白不行，商人太贱了，比工人、农人都不入，变成整体出身资格的牺牲。
创格者
东方历史评论：你毕竟是在当代来写唐代，会有投射在其中吗？或者是，今天和盛唐有相同之处？
张大春：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科举制度，从当代来看，台湾来搞联考、教改，实际上是叠床架屋地在维持科举制度，说是我们不要八股了，要多元入选，大体上就是把社会的分流做得更清楚，士农工商。可是呢，整体社会又在拥戴特定的价值，而且基本上是虚荣的。做面包的师傅、棒球明星，每个行业里拔尖的人被过度地揄揚，比如面包师傅吴宝春也要对社会发表一些看法。只要有一点名声，什么问题都能评论，相当无聊的。你会发现，李白在当时就是自媒体，想办法让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角度，是从社会经济活动的面向，物资丰沛，但是贫富差距很大，M型社会，妈的，很像啊，通货不足，钱不够，铜的开采是有问题的，假钱、盗铸的钱大量流通，怎么办？透过信用和债券的交换，让没有办法持有通货，白银、铜钱，还有办法流通物资，这是当时非常独特的现象。我认为这些跟现代生活、经济状况都有呼应。
太多现象了，今天大陆说是盛世，台湾也说是经济奇迹。在大唐盛世，李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有多少实质的了解？他想做大将军，想做神仙，想做国师，他想做的事情多了，每件事都是矛盾的。你要做隐士，就不能做国师，想做大将军，就不能做神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旺盛？为什么会有歧异性这么大的企图？表示他什么机会都没有。他是一个什么机会都没有的人，才能出入于各个彼此矛盾的企图之间。如果中间有一个准确的机会，就不是这样了。
东方历史评论：是不是一个上升停止、趋于固定的社会，看起来什么都有机会，但事实上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张大春：是，看起来什么都有机会，但是李白什么机会都没有沾到。当然到后来，他终于，也不知道命好还是命不好，天宝元年到天宝三年，不到两整年的时间，亲近了皇帝，也就如此而已。
东方历史评论：所谓虚荣，对于诗人是有诱惑力的，也不一定是绝对坏的东西。
张大春：我不敢说绝对好，还是绝对坏，可是这样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虚荣到后来，对李白的诗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和杜甫做比较，杜甫的诗，在近体格律里面，他可以说像神一样，出入于格律之间，严丝合缝。他这辈子大概只有十九首，我们称之为吴体，是不合乎近体诗格律的。我一般写诗是完全贴合格律的，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十九首，他想尽办法拗这些规则，每次都说“戏试古体”。如果拿杜甫和李白做比较，我绝对不比较谁好谁坏，千古以来都在比这个，讨厌死了。要比比什么？比他们怎么各自在完整的近体格律里面找寻新的可能性，杜甫把诗做得越圆越熟，“老去渐于诗律细”，李白从小就会写非常好的格律诗，但他就会去找新的元素。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长长短短，什么体裁都有，变化极大，模仿陶渊明、鲍照、庾信、谢眺，这都是两晋、南朝，诗的体例还没有成熟之前的，整个《昭明文选》他从头到尾模拟了三次。
另一个例子，你看几首诗，沈佺期的《龙池篇》，崔灏《雁门胡人歌》，你再去查崔灏的《黄鹤楼》，李白的《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你把这几首并在一起看一遍，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沈佺期的时代，律体已经非常完整了。他用《龙池篇》故意试验，该对仗的不对仗，重复很多字，一首诗有五个“龙”字，如果考试这样就会被扣分了。崔灏模拟《龙池篇》写了《雁门胡人歌》，不太满意，直到《黄鹤楼》，他明白了，会写了。然后是李白《鹦鹉洲》，我特别喜欢《鹦鹉洲》，从这首诗你可以看到律体形成中，李白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句：芳洲之树何菁菁。平平平仄平平平，应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他全部反了，不合格律的，可是很漂亮，音律非常特别，而且这句是在第四句，照说要跟第三句“鹦鹉西飞陇山去”对仗，也没有。
从这两点来看，李白有意在近体诗律里打破格局，提供比较新的音乐元素。不一定要说“革命”这个词啦，但我认为的确，他不断想要改一改诗体。
东方历史评论：你是因此写李白而不是杜甫吗？
张大春：杜甫没有办法反映一个全面的盛唐，他跟它没有重大的冲撞，就是忠君爱国，循循以老。李白是随时在冲撞，包括他的婚姻，他两次婚姻，娶的都是没落家族的女儿。而且恐怕这两个女的，都是再嫁，或者是耽误了青春、很丑，婚姻条件极糟的。他娶了也不负责任，生的四个孩子，托给情妇，他也不管的。这两次婚姻，尤其是第一次，有人说是入赘，我认为不是，他的传里说“不庙见婚”，是不带媳妇儿回家，但不是入赘。
这个不“庙见”，可以看出他是有企图的，不是娶一个传宗接代、安家落户、妖娆美丽的妻子，过着美丽的夫妻生活。他这个老婆呢，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从非常非常少的资料，包括一些附会的传说，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传说：李白有一天很得意，写了一首诗《长相思》，里面有一句：“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意思是你不信我思念很苦，回来给你看，我已经憔悴了。李白这个人，常常假借妻子的态度写情书给自己，很逗。他老婆一看，说你没有读则天皇帝的诗，武则天有一首诗《如意娘》，也是类似的意思。
附会这个传说的人，有一个共识：李白的妻子，作为追随在他身边的内助，跟他是有张力的，是个对手。而李白小时候的朋友吴指南，就一辈子跟不上他，自暴自弃，最后死在洞庭湖畔，李白最后收殓了他，没过两年就结婚了。我要花更多的笔墨去描述李白第一个妻子，那种独立的性格，也因为这种性格，她和李白一起去求仙学道。对我来说，李白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打发她走。
李白大概也是中国诗人里面游历最多的，最多的是在长安洛阳之间，还有湖北、山东。我们今天想，多辛苦，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天就到了。隋代开通了大运河，放流直下，三峡到山东，水运有几万里，如果没有战乱，河道没有淤泥，交通之发达，胜过今天的公路，大概是盛唐最有力的工程条件。
太白星的传说
东方历史评论：你写到很多佛道知识，寺庙、道教派别，这些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今天可能很难想像了。
张大春：唐代是什么样呢？唐玄宗见到李白的时候说：“若非素负道义，岂能至此。”什么叫道义？今天讲“道义”，是仗不仗义，这里的“道义”是道教范畴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都是修道者。唐玄宗修道，李白也修道，推荐李白到唐玄宗身边的人，都是道士，而且是特定的教派，“上清派”。这是我独特的猜想，也许别人早就发现了，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我认为，是“上清派”一整个集团把李白推到唐玄宗身边，为头的就是上清派的第十二代传人——司马承桢。
司马承桢有一个同门叫卢藏用，卢藏用在历史上被形容得很不堪，说他是“随驾隐士”，皇帝走到哪儿，他就去哪儿隐居。有一次他对司马承桢说：“终南山好，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桢冷眼说：“以仆观之，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卢藏用不止是这么一个人，他跟陈子昂、赵贞固是同代的诗人，陈子昂、赵贞固都早死，卢藏用硬是把这两个人的孩子抚养长大，没有任何条件的付出。所以他不单纯是一个不堪的人，可惜留下话柄，千古万古洗不了。当时“仙宗十友”有他，还有谁呢？年纪最长的是司马承桢，年纪最小的是王维——王维儒道佛兼修，还有孟浩然、李白，还有卢藏用。这十个人是西元700年到720、730年比较活跃的。李白是西元701年出生的，752年过世的，他后半生的道教活动已经转移到胡紫阳的先城山，上清派没有那么活跃了。
司马承桢他们道术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辟谷：不吃、少吃五谷，少耗损地力，每个人少吃三口饭，粮食就够更多人吃。少吃五谷，可以去吃别的，山林里有木耳、蘑菇，大家都去山林，反正山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道教鼓励人到山里去，不在都市聚集，反都市化、反集中化，反过度密集的叙事。道教从来没有鼓励人到城市里面，城里还有大庙，绝对没有大的道观，人是疏散的。道教承袭道家的某些言论，是要离开人群，是要隐的，是要退的，不争人世。
回头讲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很古老了，讲的是太白星，我放在第二册里面。有一天，玉皇大帝说，最近兵祸水灾旱灾没停过，人之间的斗争很激烈，为什么？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吃的人多，耕的人少，那怎么办？叫太白星来，太白星是他的秘书啊，传令下去，到南天门贴一告示，以后下界子民，三日一食足矣。你去想啊，光讲到这儿就想到辟谷了。太白星到了南天门，看门的守将说：下棋下棋，喝酒喝酒。太白星喝着酒下棋，一个棋子“啪”地掉下去，掉到了现在湖北，本来是一个小棋子，越掉越大，到了地上，变成一座山。太白星惊醒了：我操，棋子掉下去了，我还有正事儿没办。他到南天门，提笔写：下界子民，一日三食足矣。他妈的，搞错了。你知道，天上一日，地上千年。玉帝迟疑着怎么处理太白星，迟疑了几天，几千年就过去了，西元700年，贬他下凡，李太白出生了。
你把太白星的故事、上清派、李太白联系在一起，李太白说自己是“谪仙”，他四十岁进长安，之所以贺知章、司马承桢、丹丘生，这一票人簇拥着要让李白进宫，为什么？因为司马承桢有一个理念：开元天子事儿做得太多了，大唐要维系得更好，应该无为，而李白有道家“隐”的气质，有无为的魅力。无为要有魅力的，傻子不行，要博学多闻，言谈要吸引人，有各种知识，要有这样的人放在皇帝那儿。李隆基是一个很容易受感染的人，谁在他旁边他就学谁，姚崇景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很正派，李白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经常看花，就这么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司马承桢看到这一点，李白最适合做无为政策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就拱着他。
东方历史评论：李白不是个企图心很强的人吗？
张大春：不要忘了，李白的企图心、野心，永远只体现在他留下来的文章、诗里面，我们不要替他多想，这些文章、诗里面他表现最崇拜的人是谁，绝对不是孔子啊什么，不是有为者，他写得最多的是鲁仲连，鲁仲连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知道他解决了几桩纠纷，第一个大概是燕国打齐国，聊城，他射了一箭，把那封信，守将一看就自杀了。另外一件是跟新垣衍的辩论，秦却军五十里，解了赵国之围，基本上就反对秦国统一天下，不要去打西域，不要去打南蛮，鲁仲连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纵横家。纵横家就跟赵蕤联系起来了，和平主义者跟李白是西域来的有关，他知道不打仗最好。他对胡人最多是谴责，“静胡沙”，就是让胡地的尘沙平静下来，绝对不是征伐。他是一个不主张以军事行动来进行边事的人。但是这一套到底能不能在唐玄宗那里生效？很困难的，唐玄宗动不动这里打一打，那里打一打。对待李白就是今天赏花，明天泡温泉，把李白叫来，写几首诗，倡优蓄之。
老百姓看他大得不得了，皇帝看他，就是个奴婢。所以上清派根本没有政治眼光，跟李白一样，罔顾现实，现实感不够强。拱着拱着觉得李白很好，也没有别人了，贺知章在朝廷中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作用。
历史和小说
东方历史评论：研究史料，可以得到故事，但是把这些史料穿起来，是另一回事。
张大春：对。完全不一样。史料在那儿，但是第一，很难形成观点，材料在那儿，就是视而不见，第二，形成观点之后，又很难通过叙事完成。我可以打个比喻，宋朝洪迈写《夷坚志》，为什么叫“夷坚志”？洪迈引用了《列子·汤问》，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大禹行而见之，伯夷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夷坚把它记了下来。大禹是考古学者，伯夷是历史学家，夷坚是小说家。《夷坚志》就是小说，充满了神话。
总而言之，以历史作为材料，形成观点是历史学家的事情。通过一些情节安排，让带有明确观点的历史材料，自动向你说话，就是小说。我一直认为没有“历史小说”这回事，小说就是小说。
东方历史评论：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口语特质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小说里的语言就非常雅。
张大春：小说里用的是文言嘛，这个我不是乱来的。一方面是文言可以精简，本来你可能要写一百五十万或一百三十万字，文言只要写一百万字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我的确查考了能够展现唐人口语的书籍，反复练习、推敲、模仿。其中一本最重要的，叫《祖堂集》，有点像公案，《大唐李白》里面的语气都是这样模仿的，实在没有办法，才用现代语。
我现在电台说的，每天都是口语，就是说：早上写的是文言，下午说的白话。
东方历史评论：听众和读者是两件事吗？
张大春：可能是重合的，他中午可能跑到脸书上看看我的文章，下午可能来听我的说书。但是不同步，我上午贴的，可能是我下个礼拜要说的。
东方历史评论：选择历史作为题材，和当代作为题材，有什么不同吗？
张大春：主要是语言，只要把语言的仿真性做出来，其他没有什么不同，人性没有进化，人的情感不会进化。
东方历史评论：你对历史有偏好吗？
张大春：没有。李白这个题材宜古宜今嘛，太不可错过了。
东方历史评论：人的情感在书里重要吗？
张大春：我写的情感不是浮的，没办法表面上来讲。很多人喜欢把人的情感表面化，尤其是透过对话、明确的动作——报仇、结婚、分离，明显而强大的动作——完成情感的需求，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那种……你看第二遍，就知道了。就像李白和月娘一长串的戏。我为什么会写月娘？李白这个人，把月亮的意象发展完备了，他对月亮有一种情结，为什么？他来自月氏，来自西域，月亮的家乡在西边，太阳的家乡在东边，更重要的应该是身边有一个人，名字有月亮，谁呢？只有这个人，月娘。
还有就是，李白的妈妈告诉他，他是太白星下凡的，太白星跟月亮什么关系？太白星，又叫启明星，东方升起的第一颗星，又叫长庚星，西天落下的最后一颗星，事实上这两颗是同一颗星，又叫金星。请问你：金星和月亮什么关系？它们大概每十年见一次。你只要去想，金星和月亮十年见一次，是不是很美？要是一辈子不见面，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也就罢了，每十年见一次面，这放在小说里多屌啊。
东方历史评论：诗歌本身就串着一连串的历史，文字的来源、典故等等，你在书里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这些典故，是刻意的吗？
张大春：不说不行，不说读者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的读者，你要跟他说，糖在这里，盐在这里，否则他不知道怎么做菜。
东方历史评论：你是在教育读者吗？
张大春：很难讲，我不太好意思说这样的话，没有这个资格，我只是早一点知道、早一点看到。
东方历史评论：你怎么看你在这个时代的位置？
张大春：没什么嘛，我不是帮周华健写歌吗，叫《侠客行》，中间有段“办些许该做的事，任人吵闹喧腾，不必听，遂了初心，拂衣便走，且把此生藏人海，埋没我的心灵。”这就是我的位置。
东方历史评论：什么是该做的事？
张大春：“遂了初心”。你要自己问自己嘛。比如写李白，比如我对于这个社会的想法……这就是该做的事。
东方历史评论：说书人和小说家的区别是什么？
张大春：小说家还是有些特别，不是那么简单的。假如之前的小说有一个范围，真正的小说家要在这个范围内往外再跨一步。你要成为一个小说家，天下不少你一个，不多你一个，大家都那样写小说，你还那样写，你就是学徒，还是小说家吗？
东方历史评论：往外跨一步，是形式上的变革吗？
张大春：形式上一定要有，至于主题跟思想，这个我有点犹豫。古今多少哲学家？没有多少。我倒觉得，发现了新形式，恐怕就达到了思想上开拓的目的。
东方历史评论：这是不是中文小说尤其要面对的问题？
张大春：没有，我觉得全世界的小说都是如此。中文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用古英文写小说了，英国美国的历史小说，说的话都是现代人说的，我的小说不是这样。我认为我们语境不一样，中国的东西太繁复，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现？不讲究也不讲究了，或者说胡讲究乱讲究，给一个氛围，大家也挺乐的，像甄嬛传一样。要真经过思索、打磨，回到本质上去，是要花功夫的。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