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一个中年男人过来跟张大春打招呼:“山东省省长前段时间来台湾了,你没去见?”张大春摆手:“不去不去。孟子不见诸侯。”寒暄结束,回到采访,他说:“孟子真的不见诸侯吗?《孟子》第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我问:“那你见哪个诸侯?”他说:“我谁都不见,他们要来我家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又补充说:“也没有人来过我家。”

这些年,张大春在报纸、脸书(facebook)上频繁议论时事,其中很多直斥马英九,称其为“马傻”。2013年7月,“洪仲丘案”后,他狠批马英九“人渣治国”,并奉送他十二个字:“刻薄寡恩,畏葸无情,假谲失能”。张大春似乎不想忍耐、不加掩饰的批评,也针对台湾社会、读者。一次演讲时,他开口就是:“你们这群懒人”——他认为,去听演讲的人都是懒鬼,如果对某个问题有兴趣,看书、上网就可以了。

这样的性格,很容易被形容为“狂放”,也很容易和张大春正在书写的人物——大诗人李白联系起来。在张大春看来,李白与时代格格不入,他做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梦,然而没有一样得以实现;他极端自我,“你也可以说他太天真了”。作为诗人,李白刻意打破已经发展完备的近体诗格律,“他是一个创格者”,而张大春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创造新的形式,把小说的定义往前推进一步。他的新书《大唐李白》,集合了古诗、轶事、关于唐代的各类知识、文字考据等等,他也试图模拟唐人的说话方式,这一切都对读者形成了挑战。

采访在台北一座大厦的楼道进行,张大春身后、敞开的玻璃门里面是一家电台。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到电台,看着文稿讲故事。《大唐李白》第一册就是这样完成的,现在,张大春正在写/说第二册。他的小说跳跃杂糅,不停地滑开、联想、远离,因此被有的研究者归入“后现代”,他的谈话也是如此,一方面旁征博引,如同一场知识的游戏,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进入某种核心——或许那核心并非张大春想要的。他好像坐不住,不停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边说,一边在狭窄的楼道里踱步。他也会突然坐下来,抢过我的采访本,写下他正在引用的诗句。

有时候他突然拿起手机,食指在屏幕上往下滑动,一边看一边大笑。他把手机递过来,说“让你乐一乐”。其中一则是:“甄嬛去路边买煎饼,说:‘阿姨,这碎碎的一抹青翠,好似乱坠了丫头的眼,平摊于日下,甚是沁人心脾,提神醒脑可是极好的!若忍心炙烤煎熬,蔫萎而焦灼,岂不是辜负了?’阿姨:‘说人话!’甄嬛:‘煎饼别放葱!’”在那之前,张大春正说到自己在《大唐李白》中写的是文言,并为此反复模拟唐人口语。他拿过手机,读了一遍这个笑话,重复说:“说人话!”然后大笑。

Zhang Dachun

李白的误解

东方历史评论:我读《大唐李白》,觉得很有趣,你不止是在写李白,而且是在重建李白四周的世界,换言之,也就是重建盛唐社会,生活细节、吃穿用度,一个唐代文人的知识来源、要面临的出路、经济制度,等等,比如说李白少年时代的老师——赵蕤,他几乎就是李白文化养分的来源……

张大春:应该说,李白这个人对于世界最大的误会就来自赵蕤。你现在看,他的教养很好,他妈后头全部是错的。李白人生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一直认为大唐——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战国。他跟杜甫不一样,杜甫十四岁出门游历,十六岁顶着爷爷杜审言的名字到岐王宅。李白二十五岁才出川,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是个学习迟缓的人,认知是有困难的,这表示他受教于赵蕤的有些事情、对于世界的理解再也不能改变,很可能会误他一辈子。赵蕤这他妈王八蛋,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人。他是个标准的纵横家,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纵横家是这样的,你用某个道理跟他说,他用同一个道理反着说,在辩论中极占便宜,几下把人打垮了,但是再往深里说,他也没有。这种虚无对李白有很大的影响,李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最近才写到,他的朋友胡指南死之前说:你不外大话欺人耳。

东方历史评论:李白对这个世界的误解是什么?

张大春:他误以为这是战国,可是这是大唐了。在战国,士人要取得发言权,没有资格问题,我今天想见诸侯、大夫,哪怕想见天子,说去就去了,没有那么多科层化、官僚系统的障碍。取得发话资格,不难。李白呢?他干谒的所有人都是可以随时碰到的,这些人是什么?少府、名府,县令的级别,最多见过两个长史,一个郡都,还有韩朝宗,差不多相当于刺史,就这四个。直到他四十岁进长安,才有机会见到贺知章,贺知章当然不得了,是皇帝身边的人,临门一脚把他踹到了唐玄宗旁边。

东方历史评论:所以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意?

张大春:也不要想得那么惨,这个家伙眼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没有挫折,你不见我,我就找别人,在这点上他有点疯的,不像杜甫很忧闷。你去看他写给韩朝宗、裴长史、李长史的书信,裴长史曾误会他,说有人说你不好,李白立刻就说,我如何好如何好,你要是不用我,我掉头就走,去找别人。哪有干谒讲这种鸟话?你可以说他极端自负,极端自我中心,但你也可以说他太天真了。

东方历史评论:那怎么看诗对李白的意义?

张大春:没有人把诗当礼物送人,有也不会到处送嘛。但是李白会,他写了很多诗送人。我跟你讲,我最近十年,到过年前,就会写春联送朋友,大陆大概每年送二三十副,台湾写一百来副,反正不值钱的东西嘛。搞一搞,大家都说,张大春的字写得不错,我从来没想到,书法大赛会找我去当评审。这样回过去推,很多拿到李白诗的人,不会在意他的诗到底合不合当时的近体格律,所以大家说他的近体诗写得不好,事实上他能写非常好的近体诗,他就是不写,他要创一个格,他是一个创格者。

当他把写诗送人的时候,第一,他一定认为,这首诗代表整个他这个人,你要回去了,没什么送你,我跟着你吧。第二,讲得不好听,阿谀,讲得好听,恭维。比如说你姓张,我就找个历史上姓张的名人,张良。那对他不难,但是写好诗也不容易。

重点在于,李白的诗现在留下来一千首左右,但是他一辈子可能写过一万首诗,十分之九都散佚了。你看他的编年,人生有好大一片空白,没有诗。尤其是他早年的诗,留下的极少。所以我在小说里要帮他补足,写得不能太近体,也不能太质朴,太豪迈。伪造他的东西非常难,但这恐怕也是《大唐李白》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不能让人看了以后说:我操,除了李白,还有没有第二个人……应该说还有没有第三个人能写?如果能,你来。我第二册当中还写了一篇赋,这篇赋是李白在洞庭湖边,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有屈原的风格、宋玉的风格,有司马相如、左思的风格,所有影响过李白的人的风格。

东方历史评论:这部分是不是你特别得意的?

张大春:不是特别得意,但是有必要。你写李白,不把李白的诗写一写,不是很无聊吗?那我写我自己的故事就好了。

东方历史评论:你刚刚说,李白误解了自己身处的时代,能不能进一步讲讲,你如何理解他和他的时代?

张大春:李白是虚荣社会的产物,为什么说唐代是虚荣社会?唐代是只要有名、名气大,他妈的可以做任何事。从皇帝开始,唐玄宗见了李白,老远从御座下来:“啊,卿天下闻名而朕不知。”但李白也是虚荣社会的牺牲。他是商人的儿子,出身太贱,不能参与正式的考试。我在第一册里写到很多例子,唐代的科举里面设了很多科,有很多途径可以考取功名,但李白不行,商人太贱了,比工人、农人都不入,变成整体出身资格的牺牲。

创格者

东方历史评论:你毕竟是在当代来写唐代,会有投射在其中吗?或者是,今天和盛唐有相同之处?

张大春: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科举制度,从当代来看,台湾来搞联考、教改,实际上是叠床架屋地在维持科举制度,说是我们不要八股了,要多元入选,大体上就是把社会的分流做得更清楚,士农工商。可是呢,整体社会又在拥戴特定的价值,而且基本上是虚荣的。做面包的师傅、棒球明星,每个行业里拔尖的人被过度地揄揚,比如面包师傅吴宝春也要对社会发表一些看法。只要有一点名声,什么问题都能评论,相当无聊的。你会发现,李白在当时就是自媒体,想办法让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角度,是从社会经济活动的面向,物资丰沛,但是贫富差距很大,M型社会,妈的,很像啊,通货不足,钱不够,铜的开采是有问题的,假钱、盗铸的钱大量流通,怎么办?透过信用和债券的交换,让没有办法持有通货,白银、铜钱,还有办法流通物资,这是当时非常独特的现象。我认为这些跟现代生活、经济状况都有呼应。

太多现象了,今天大陆说是盛世,台湾也说是经济奇迹。在大唐盛世,李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有多少实质的了解?他想做大将军,想做神仙,想做国师,他想做的事情多了,每件事都是矛盾的。你要做隐士,就不能做国师,想做大将军,就不能做神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旺盛?为什么会有歧异性这么大的企图?表示他什么机会都没有。他是一个什么机会都没有的人,才能出入于各个彼此矛盾的企图之间。如果中间有一个准确的机会,就不是这样了。

东方历史评论:是不是一个上升停止、趋于固定的社会,看起来什么都有机会,但事实上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张大春:是,看起来什么都有机会,但是李白什么机会都没有沾到。当然到后来,他终于,也不知道命好还是命不好,天宝元年到天宝三年,不到两整年的时间,亲近了皇帝,也就如此而已。

东方历史评论:所谓虚荣,对于诗人是有诱惑力的,也不一定是绝对坏的东西。

张大春:我不敢说绝对好,还是绝对坏,可是这样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虚荣到后来,对李白的诗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和杜甫做比较,杜甫的诗,在近体格律里面,他可以说像神一样,出入于格律之间,严丝合缝。他这辈子大概只有十九首,我们称之为吴体,是不合乎近体诗格律的。我一般写诗是完全贴合格律的,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十九首,他想尽办法拗这些规则,每次都说“戏试古体”。如果拿杜甫和李白做比较,我绝对不比较谁好谁坏,千古以来都在比这个,讨厌死了。要比比什么?比他们怎么各自在完整的近体格律里面找寻新的可能性,杜甫把诗做得越圆越熟,“老去渐于诗律细”,李白从小就会写非常好的格律诗,但他就会去找新的元素。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长长短短,什么体裁都有,变化极大,模仿陶渊明、鲍照、庾信、谢眺,这都是两晋、南朝,诗的体例还没有成熟之前的,整个《昭明文选》他从头到尾模拟了三次。

另一个例子,你看几首诗,沈佺期的《龙池篇》,崔灏《雁门胡人歌》,你再去查崔灏的《黄鹤楼》,李白的《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你把这几首并在一起看一遍,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沈佺期的时代,律体已经非常完整了。他用《龙池篇》故意试验,该对仗的不对仗,重复很多字,一首诗有五个“龙”字,如果考试这样就会被扣分了。崔灏模拟《龙池篇》写了《雁门胡人歌》,不太满意,直到《黄鹤楼》,他明白了,会写了。然后是李白《鹦鹉洲》,我特别喜欢《鹦鹉洲》,从这首诗你可以看到律体形成中,李白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句:芳洲之树何菁菁。平平平仄平平平,应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他全部反了,不合格律的,可是很漂亮,音律非常特别,而且这句是在第四句,照说要跟第三句“鹦鹉西飞陇山去”对仗,也没有。

从这两点来看,李白有意在近体诗律里打破格局,提供比较新的音乐元素。不一定要说“革命”这个词啦,但我认为的确,他不断想要改一改诗体。

东方历史评论:你是因此写李白而不是杜甫吗?

张大春:杜甫没有办法反映一个全面的盛唐,他跟它没有重大的冲撞,就是忠君爱国,循循以老。李白是随时在冲撞,包括他的婚姻,他两次婚姻,娶的都是没落家族的女儿。而且恐怕这两个女的,都是再嫁,或者是耽误了青春、很丑,婚姻条件极糟的。他娶了也不负责任,生的四个孩子,托给情妇,他也不管的。这两次婚姻,尤其是第一次,有人说是入赘,我认为不是,他的传里说“不庙见婚”,是不带媳妇儿回家,但不是入赘。

这个不“庙见”,可以看出他是有企图的,不是娶一个传宗接代、安家落户、妖娆美丽的妻子,过着美丽的夫妻生活。他这个老婆呢,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从非常非常少的资料,包括一些附会的传说,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传说:李白有一天很得意,写了一首诗《长相思》,里面有一句:“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意思是你不信我思念很苦,回来给你看,我已经憔悴了。李白这个人,常常假借妻子的态度写情书给自己,很逗。他老婆一看,说你没有读则天皇帝的诗,武则天有一首诗《如意娘》,也是类似的意思。

附会这个传说的人,有一个共识:李白的妻子,作为追随在他身边的内助,跟他是有张力的,是个对手。而李白小时候的朋友吴指南,就一辈子跟不上他,自暴自弃,最后死在洞庭湖畔,李白最后收殓了他,没过两年就结婚了。我要花更多的笔墨去描述李白第一个妻子,那种独立的性格,也因为这种性格,她和李白一起去求仙学道。对我来说,李白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打发她走。

李白大概也是中国诗人里面游历最多的,最多的是在长安洛阳之间,还有湖北、山东。我们今天想,多辛苦,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天就到了。隋代开通了大运河,放流直下,三峡到山东,水运有几万里,如果没有战乱,河道没有淤泥,交通之发达,胜过今天的公路,大概是盛唐最有力的工程条件。

太白星的传说

东方历史评论:你写到很多佛道知识,寺庙、道教派别,这些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今天可能很难想像了。

张大春:唐代是什么样呢?唐玄宗见到李白的时候说:“若非素负道义,岂能至此。”什么叫道义?今天讲“道义”,是仗不仗义,这里的“道义”是道教范畴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都是修道者。唐玄宗修道,李白也修道,推荐李白到唐玄宗身边的人,都是道士,而且是特定的教派,“上清派”。这是我独特的猜想,也许别人早就发现了,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我认为,是“上清派”一整个集团把李白推到唐玄宗身边,为头的就是上清派的第十二代传人——司马承桢。

司马承桢有一个同门叫卢藏用,卢藏用在历史上被形容得很不堪,说他是“随驾隐士”,皇帝走到哪儿,他就去哪儿隐居。有一次他对司马承桢说:“终南山好,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桢冷眼说:“以仆观之,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卢藏用不止是这么一个人,他跟陈子昂、赵贞固是同代的诗人,陈子昂、赵贞固都早死,卢藏用硬是把这两个人的孩子抚养长大,没有任何条件的付出。所以他不单纯是一个不堪的人,可惜留下话柄,千古万古洗不了。当时“仙宗十友”有他,还有谁呢?年纪最长的是司马承桢,年纪最小的是王维——王维儒道佛兼修,还有孟浩然、李白,还有卢藏用。这十个人是西元700年到720、730年比较活跃的。李白是西元701年出生的,752年过世的,他后半生的道教活动已经转移到胡紫阳的先城山,上清派没有那么活跃了。

司马承桢他们道术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辟谷:不吃、少吃五谷,少耗损地力,每个人少吃三口饭,粮食就够更多人吃。少吃五谷,可以去吃别的,山林里有木耳、蘑菇,大家都去山林,反正山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道教鼓励人到山里去,不在都市聚集,反都市化、反集中化,反过度密集的叙事。道教从来没有鼓励人到城市里面,城里还有大庙,绝对没有大的道观,人是疏散的。道教承袭道家的某些言论,是要离开人群,是要隐的,是要退的,不争人世。

回头讲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很古老了,讲的是太白星,我放在第二册里面。有一天,玉皇大帝说,最近兵祸水灾旱灾没停过,人之间的斗争很激烈,为什么?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吃的人多,耕的人少,那怎么办?叫太白星来,太白星是他的秘书啊,传令下去,到南天门贴一告示,以后下界子民,三日一食足矣。你去想啊,光讲到这儿就想到辟谷了。太白星到了南天门,看门的守将说:下棋下棋,喝酒喝酒。太白星喝着酒下棋,一个棋子“啪”地掉下去,掉到了现在湖北,本来是一个小棋子,越掉越大,到了地上,变成一座山。太白星惊醒了:我操,棋子掉下去了,我还有正事儿没办。他到南天门,提笔写:下界子民,一日三食足矣。他妈的,搞错了。你知道,天上一日,地上千年。玉帝迟疑着怎么处理太白星,迟疑了几天,几千年就过去了,西元700年,贬他下凡,李太白出生了。

你把太白星的故事、上清派、李太白联系在一起,李太白说自己是“谪仙”,他四十岁进长安,之所以贺知章、司马承桢、丹丘生,这一票人簇拥着要让李白进宫,为什么?因为司马承桢有一个理念:开元天子事儿做得太多了,大唐要维系得更好,应该无为,而李白有道家“隐”的气质,有无为的魅力。无为要有魅力的,傻子不行,要博学多闻,言谈要吸引人,有各种知识,要有这样的人放在皇帝那儿。李隆基是一个很容易受感染的人,谁在他旁边他就学谁,姚崇景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很正派,李白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经常看花,就这么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司马承桢看到这一点,李白最适合做无为政策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就拱着他。

东方历史评论:李白不是个企图心很强的人吗?

张大春:不要忘了,李白的企图心、野心,永远只体现在他留下来的文章、诗里面,我们不要替他多想,这些文章、诗里面他表现最崇拜的人是谁,绝对不是孔子啊什么,不是有为者,他写得最多的是鲁仲连,鲁仲连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知道他解决了几桩纠纷,第一个大概是燕国打齐国,聊城,他射了一箭,把那封信,守将一看就自杀了。另外一件是跟新垣衍的辩论,秦却军五十里,解了赵国之围,基本上就反对秦国统一天下,不要去打西域,不要去打南蛮,鲁仲连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纵横家。纵横家就跟赵蕤联系起来了,和平主义者跟李白是西域来的有关,他知道不打仗最好。他对胡人最多是谴责,“静胡沙”,就是让胡地的尘沙平静下来,绝对不是征伐。他是一个不主张以军事行动来进行边事的人。但是这一套到底能不能在唐玄宗那里生效?很困难的,唐玄宗动不动这里打一打,那里打一打。对待李白就是今天赏花,明天泡温泉,把李白叫来,写几首诗,倡优蓄之。

老百姓看他大得不得了,皇帝看他,就是个奴婢。所以上清派根本没有政治眼光,跟李白一样,罔顾现实,现实感不够强。拱着拱着觉得李白很好,也没有别人了,贺知章在朝廷中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作用。

历史和小说

东方历史评论:研究史料,可以得到故事,但是把这些史料穿起来,是另一回事。

张大春:对。完全不一样。史料在那儿,但是第一,很难形成观点,材料在那儿,就是视而不见,第二,形成观点之后,又很难通过叙事完成。我可以打个比喻,宋朝洪迈写《夷坚志》,为什么叫“夷坚志”?洪迈引用了《列子·汤问》,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大禹行而见之,伯夷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夷坚把它记了下来。大禹是考古学者,伯夷是历史学家,夷坚是小说家。《夷坚志》就是小说,充满了神话。

总而言之,以历史作为材料,形成观点是历史学家的事情。通过一些情节安排,让带有明确观点的历史材料,自动向你说话,就是小说。我一直认为没有“历史小说”这回事,小说就是小说。

东方历史评论: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口语特质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小说里的语言就非常雅。

张大春:小说里用的是文言嘛,这个我不是乱来的。一方面是文言可以精简,本来你可能要写一百五十万或一百三十万字,文言只要写一百万字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我的确查考了能够展现唐人口语的书籍,反复练习、推敲、模仿。其中一本最重要的,叫《祖堂集》,有点像公案,《大唐李白》里面的语气都是这样模仿的,实在没有办法,才用现代语。

我现在电台说的,每天都是口语,就是说:早上写的是文言,下午说的白话。

东方历史评论:听众和读者是两件事吗?

张大春:可能是重合的,他中午可能跑到脸书上看看我的文章,下午可能来听我的说书。但是不同步,我上午贴的,可能是我下个礼拜要说的。

东方历史评论:选择历史作为题材,和当代作为题材,有什么不同吗?

张大春:主要是语言,只要把语言的仿真性做出来,其他没有什么不同,人性没有进化,人的情感不会进化。

东方历史评论:你对历史有偏好吗?

张大春:没有。李白这个题材宜古宜今嘛,太不可错过了。

东方历史评论:人的情感在书里重要吗?

张大春:我写的情感不是浮的,没办法表面上来讲。很多人喜欢把人的情感表面化,尤其是透过对话、明确的动作——报仇、结婚、分离,明显而强大的动作——完成情感的需求,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那种……你看第二遍,就知道了。就像李白和月娘一长串的戏。我为什么会写月娘?李白这个人,把月亮的意象发展完备了,他对月亮有一种情结,为什么?他来自月氏,来自西域,月亮的家乡在西边,太阳的家乡在东边,更重要的应该是身边有一个人,名字有月亮,谁呢?只有这个人,月娘。

还有就是,李白的妈妈告诉他,他是太白星下凡的,太白星跟月亮什么关系?太白星,又叫启明星,东方升起的第一颗星,又叫长庚星,西天落下的最后一颗星,事实上这两颗是同一颗星,又叫金星。请问你:金星和月亮什么关系?它们大概每十年见一次。你只要去想,金星和月亮十年见一次,是不是很美?要是一辈子不见面,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也就罢了,每十年见一次面,这放在小说里多屌啊。

东方历史评论:诗歌本身就串着一连串的历史,文字的来源、典故等等,你在书里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这些典故,是刻意的吗?

张大春:不说不行,不说读者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的读者,你要跟他说,糖在这里,盐在这里,否则他不知道怎么做菜。

东方历史评论:你是在教育读者吗?

张大春:很难讲,我不太好意思说这样的话,没有这个资格,我只是早一点知道、早一点看到。

东方历史评论:你怎么看你在这个时代的位置?

张大春:没什么嘛,我不是帮周华健写歌吗,叫《侠客行》,中间有段“办些许该做的事,任人吵闹喧腾,不必听,遂了初心,拂衣便走,且把此生藏人海,埋没我的心灵。”这就是我的位置。

东方历史评论:什么是该做的事?

张大春:“遂了初心”。你要自己问自己嘛。比如写李白,比如我对于这个社会的想法……这就是该做的事。

东方历史评论:说书人和小说家的区别是什么?

张大春:小说家还是有些特别,不是那么简单的。假如之前的小说有一个范围,真正的小说家要在这个范围内往外再跨一步。你要成为一个小说家,天下不少你一个,不多你一个,大家都那样写小说,你还那样写,你就是学徒,还是小说家吗?

东方历史评论:往外跨一步,是形式上的变革吗?

张大春:形式上一定要有,至于主题跟思想,这个我有点犹豫。古今多少哲学家?没有多少。我倒觉得,发现了新形式,恐怕就达到了思想上开拓的目的。

东方历史评论:这是不是中文小说尤其要面对的问题?

张大春:没有,我觉得全世界的小说都是如此。中文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用古英文写小说了,英国美国的历史小说,说的话都是现代人说的,我的小说不是这样。我认为我们语境不一样,中国的东西太繁复,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现?不讲究也不讲究了,或者说胡讲究乱讲究,给一个氛围,大家也挺乐的,像甄嬛传一样。要真经过思索、打磨,回到本质上去,是要花功夫的。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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