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紫阳同志逝世前几个月，宗凤鸣老人带我去见过赵老两次，在谈话中，我感到赵紫阳在生命的黄昏，最惦记的是“六四”受牵连的无辜者的命运，最关心的是国家、民族和党的命运。紫阳同志在谈话中提到他认识苏绍智、冯兰瑞，也很欣赏他们和于光远等同志宣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还颇为得意地说：“他们的重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的重点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还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
紫阳同志很关注不公正的改革可能诱发对改革的革命的问题。他担心，如果不公正的改革产生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组成的特权阶层，出现了权贵资产阶级而工农边缘化，腐败盛行，极左派就有可能重新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旗帜，挑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一部分未安置好的复员军人和退休干部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企图再搞经济内容为口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政治必须跟上去，要与经济同步，推进政治民主化，这有利于缓解经济中的社会矛盾，采用压制办法，只会使矛盾激化。
紫阳同志还很惦记“六四”中受牵连的他的部下、同事和青年学生。他详细询问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销后的干部去向。当他听说朱厚泽因为批准总工会向北京红十字会捐款五万元而受到处分时，他问我：“为什么给朱厚泽处分？”他知道我几次去过美国波士顿，又一一询问我参加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时，见过什么人？问到我在会上遇到过的苏绍智、郭罗基、王丹和陈一咨，也关心地问起我没见到过的吾尔开希、柴玲和刘宾雁、吴稼祥等人的情况。当我向他介绍在美国道听途说瞭解到这些人的近况时，赵紫阳半躺在靠椅上，一直吸着氧，全神贯注地盯着我，默默地听着。当我问起“六四”的一些疑团时，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很难受地长歎一声：“唉！我真不愿意谈这些情况！”我沉默了，不敢再问下去。我感到，他内心深处埋藏着深沉的痛苦和对那些受牵连的无辜者的惦念和关怀。
一九八九，已经过去十七年半了，紫阳离开人间，也两年了。时代在前进，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在与时俱进。爱国一家，和为贵！坚持三民主义的台湾国民党的连战、亲民党的宋楚瑜能访问大陆，祭奠祖先。和为贵，和谐世界！坚持霸权主义的美国总统、国防部长也能访问大陆。那么对于拥护祖国统一，坚持自由主义，流亡国外的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是中国人，总应该允许他们自由地回国，看看社会主义祖国的新气象，请中医治疗身患重症的疾病，向自己的先祖和老领导的骨灰鞠躬致哀吧！“六四风波”（按现在通用名词是“群体性事件”）中的积案，建议按右派“改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的方式，进行个案复查，进行甄别，区别处理。确有真凭实据的暴徒，交待法院，公开审判。其它无辜者，参照对赵紫阳同志覆盖党旗举行送别仪式的办法，党团员覆盖党团旗补行送别仪式，以慰逝者与生者。尚在人世，处理过重者，也应复查，适当安排好工作与生活。这样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体现和为贵的方针，促进社会稳定。
让逝者瞑目吧！让紫阳同志安息吧！
二○○七年一月十日于北京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动向2007.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