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六中全会封习近平为“核心”。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核心”意味着不受任期限制、超越法定职务、高于组织程序的终极决定权或一票否决权。简言之,“核心”就是独裁者,就是凌驾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可以名正言顺要求全党全军“绝对忠诚”的政治强人。

“核心”权力因时因人而异

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泽东搞的是职务终身制,行使的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专断权力,全党尊之如帝,全民崇之如神,开口即是“最高指示”,成文即是“光辉著作”。毛对“集体领导”不屑一顾,把他亲自组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大多数成员打成了“反党集团”、“三反分子”、“走资派”、“二月逆流”,把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送进了鬼门关。毛把他的老婆江青树为“文革旗手”,临死之前又把他的侄子毛远新以“联络员”名义、前机要译电员兼“女友”谢静宜以“方便向主席汇报”名义塞进中央政治局(毛、谢二人按毛的授意从一九七五年四月起列席政治局会议)。

中共“第二代核心”邓小平既不当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当政治局常委但极少亲自参加常委会,却坐在自己的家里悠然行使“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权力。邓扳倒华国锋,废黜胡耀邦、赵紫阳,指定江泽民、胡锦涛,擅行废立五任中共最高领袖。邓按自己的意愿数度修改宪法,为自己量身定制普通党员可以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党章条款。邓退而不休,在“全退”之后仍以老迈之身轻而易举掀起“九二南巡”的改革风暴。

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虽然威权不及毛、邓,但其任用“上海帮”私人亲信,巧立名目排斥万里、乔石、李瑞环等邓小平为其配备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十三年任期结束仍然霸着军委主席职权不放,强行对胡锦涛“扶上马,送一程”,隔代为没有“核心”头衔的胡锦涛指定“接班人”。

中共三代“核心”,毛是生杀予夺、权力无边的君王兼教主,邓是僭权越位、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江是小媳妇熬成恶婆婆。由此可见,“核心”权力的形式与内容各不相同,因时因人而异,并无一定之规,而其共同之处,就是僭越党章、践踏宪法,实际权力不以固定任期和法定授权为局限。

习近平要如何行使“核心”之权?就目前的政情而言,显然,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明年中共十九大的高层人事主导权,其次是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的“接班人”指定权,其三则是由“核心”头衔所衍生的、二十大之后的幕后操控权。

中共的四个核心、四位弱主

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今,中共一共产生了八位名义上或实际上的最高领袖:毛、华、邓、胡、赵、江、胡、习,其中,有四个“核心”、四位弱主,时序上,大致强弱相间,人数上,正好平分秋色。但官方的历史编纂学一向以权势为本,只认政治强人为历史主角,毛、邓被描述为“一代伟人”,尤其是视民命如草芥、视功臣如仇寇,杀人如麻、整人无数,导致冤狱遍地、饿殍遍野的毛泽东,因其打赢国共内战、为红色政权开基建业之功,成为中共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不二真神。而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则是党史叙事的禁忌,要么消声灭迹,要么一笔带过。如今,没有“核心”冠冕的弱主胡锦涛夹在新老两位“核心”之间,已是形单影只:党统皆强人,斯人独憔悴。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这六十七年的中共建政史,则会不无惊奇地发现:凡弱主在朝时期,几乎总是党内政治气氛比较轻松、社会宽容度比较高、思想学术界比较活跃的时期;而强人当政时期,全都是政治气氛沉闷、社会控制严密、思想文化僵化的时期。

胡耀邦、赵紫阳虽然只是名义最高领导人,但他们在任之时,对邓小平的政治独裁倾向、陈云的经济保守倾向形成了牵制和缓冲。邓小平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陈云坚守的国有为主、民营为辅,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鸟笼经济政策,之所以没有对改革开放的大局造成重大的冲击和干扰,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思想启蒙、经济开放、体制改革的黄金时代,胡赵的牵制与缓冲作用至关重要。

即使是在尚未脱离文革思维且领导能力严重不足的华国锋当政时期,政治状况也因为华的弱势执政风格而有所补益。华国锋为人谦和、顺从众意,对复出掌权的邓小平、陈云处处退让,为“党内民主”提供了自然天成的政治环境。那时候,西单民主墙沸沸扬扬,“真理标准讨论”空前热烈,中央工作会议畅所欲言,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出异常开明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此时华虽失势但仍在台上),……这正是华国锋弱主当朝所提供的“自由化”与“党内民主”福利。

江、胡、习三任之中,最强的是习近平,最弱的是胡锦涛。胡温执政时期一直以对上不能摆脱前代“核心”掣肘、对中不能抑制“九龙治水”分权、对下不能管束地方诸侯各行其是而广受诟病,以至有“政令不出中南海”、“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讥评。但若放在纵向比较的角度看,对于展现中共专制体制的改革弹性,激发地方经济的自治活力,恐怕仍以胡锦涛任上的弱势中央治理更加有效且有益。中国经济规模跃升为世界老二、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连年大幅增长之所以发生于胡温十年,并不全是惯性使然、幸运所致,弱势治理是原因之一。

如今,习近平中央的“集中统一”、“核心意识”已至阿谀之辈竞相攀比“绝对忠诚”地步,“从严治党”已至地方实力官员不思进取、怠政惰治地步,政治肃杀、经济僵持,是习式强人治理的必然后果。不要说内地的地方政经系统活力与胡温时期已有极大差距,即便在“一国两制”的香港,胡温政府对反二十三条立法风波和反国民教育风波的软性处理,与习近平当局对真普选运动和议员宣誓风波的强硬态度,弱势治理相对强人政治的优胜之处,也是一目了然的。

弱主之治优于强人之治

其实,不仅中共治下的弱主之治明显优于强人之治,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晚清第一强人非慈禧太后莫属,在慈禧长达半个世纪的强势统治中间,弱主光绪帝曾经短暂亲政。在当时人眼里,慈禧固然是“核心”,听政颁旨,言出法随,而光绪则是畏畏缩缩、战战兢兢的傀儡。但光绪帝一次弱弱的“百日维新”尝试,开中国政体改革之先河,便胜过了慈禧一生乏善可陈的强人之治。

袁世凯是中华民国首位政治强人,袁氏之后北洋政府的掌舵者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则全是“混战”与割据时代里权位朝不保夕的弱主。然而,强人袁世凯将主要精力放在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改终身总统为洪宪皇帝,权力愈大愈集权无度,最终酿成了国家的闹剧与个人的悲剧。而袁世凯之后的弱主执政时期,虽然政令不出中南海、军令不出本派系,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最快的时期,第一架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均诞生于此际。那时也是近代以来思想最解放、言论最自由的时期,一时间涌现出近百位彪炳后世的思想文化大师。那时更是有史以来结社最容易、组党最便利、政治最多元的时期,建党立派,议政谤政,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群被后世史家污名化的北洋政府弱势领袖,其实都是道德素养很高、民族气节极其坚定的人物,段祺瑞面对三一八惨案死者当街长跪、终身素食,曹锟面对日本人威逼利诱“喝粥也不当汉奸”,这群弱主之中,没有一个投苏附日的卖国贼。

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恃强凌弱”的偏好,强人强到蛮不讲理的程度,往往成了“伟人”,弱主弱到弱不禁风(政治风波的风)的程度,必然沦为废主。这种政治文化夸大了专制政体中政治强人的“核心”作用,也贬低了政治弱主的历史价值。而事实上,在没有宪政民主的权力体系中,倒是弱主留给下属、地方政府的发挥余地更大,留给对手、民间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多,因而,弱主之治比强人政治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治绩。基于此,习近平执意要做“核心”,不是一个好兆头。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争鸣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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