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八股的实质是空洞虚伪
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了，发了公报。不瞭解中国政治与历史的局外人看了公报会着实惊诧，以为共产党从此将有崭新的面貌──你看：必须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要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反腐力度、抵禦风险的能力；在原有三个自信（按：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外加上了文化自信。是对“党文化”的自信还是中国文化的自信？草拟公告的笔杆子是否忘了几年前小悦悦被多辆车辗压的惨状，是否忘了不久前中国游客首创几百年来在叶卡婕琳娜宫木质地板上大便的噁心事，是否忘了陕西农村一家数口遭遇不公生活无望而全家自杀的悲剧。道德与关爱应该是文化的一隅吧？以及坚持再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先不说这些罗列的同义反复，我们要问：按下“理论体系”不表，我们有“理论”吗？一句违背常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几代领导人炒了又炒而不知肤浅与愚昧！还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用了这些排比之外意犹未尽还要加上“及其他方面的创新”！除了“伟、光、正”之外简直是一个万能党了。不知道“其他方面的创新”包不包括更多的有毒食品与泛滥，五光十色的电信诈骗？或毒疫苗什么的？最后，还要“坚决看齐：高级干部向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看齐、和路线看齐、向中央看齐──看齐之外还加上坚决响应、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这显然是“不准妄议中央”的宣誓版。《尚书？周书》：“臣仆谀，厥后自圣”──“厥”，其也，他的；“后”，国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幕僚谄谀，领导也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我们可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的一句话概括之：“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锺爱自己的奴性”。末了，还搬来了几十年前的一段富丽堂皇的老话：于是形成了全党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等。
这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还理想国，比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还更像蓝图。
但凡瞭解内情的人一眼就能看穿西洋镜，这是在旧文牍作风熏染下的新文牍。文章是做出来的，是旧衙门中绍兴师爷的手笔。“家兄江南殁，舍弟塞北亡”赚足了读者的同情与哀怜，某文士却说他家兄与爱弟都还健在，不如此写，文不成对偶。
新瓶装的仍是旧酒
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中说：他的结论是以“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得出的”，而一些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等等一类的空话去“掩饰自己极端无知的思想贫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P45-46）。“公报”正是用“乌托邦的词句”与空话在掩饰尴尬的现实。就在“公报”堂而皇之地宣讲之时（六大讲师团正开赴全国各地），一些官员在内斗，一些官员在怠工，一些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毕福剑事件之后许多党内人士都担心祸从口出。鸵鸟以为把头埋在沙丘之下就万事大吉，全然没想到那露在沙丘之外的肥臀。
用华丽的辞藻和公式化的修辞铸就的文档在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与积累。它的劣根性及消极后果，早被前人声讨过。刘勰说“碌碌（平庸的）丽辞，则昏睡耳目”（《文心雕龙？丽辞》），也许宣讲的人口若悬河，但听的人（看文件的也是一样）却昏昏欲睡。锺嵘也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种平庸的丽辞与虚谈在十年“文革”中，我们领教多多。可说记忆犹新。不妨抄录几则以作比较：我们要心怀一个“忠”字，突出一个“用”字，打破一个“私”字，坚决打倒……；我们要心更红，眼更亮，志更坚，胆更壮；我们要千遍万遍地欢呼，我们要千遍万遍的歌唱，我们要千遍万遍地赞美……忠于您就是幸福，忠于您就是胜利……。可见，六中全会的新文牍原来有驱之不去的旧文牍的影子。
再看两个号称标志性成果的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它被吹嘘者视为党建与反腐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举措、制度创新的亮点。以“党的法规形式，确认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这两个文件，以后党就“伟、光、正”，官员们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太平盛世来了。
共产党无法自我革新
但我们的疑问仍不能消解。《南方周末》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时局”版统计：“仅从中共十五大至二○○八年年底的十一年间，中央各省制定的事关党纪的法规性文件就超过三千件”。注意：没有笔误，三千件！这些文件的颁发者中共中央、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组部赫然在目。文件规范了党员、官员的工作、生活，不管是在职还是退休，肉体还是精神，自己还是亲戚，面面俱到，无一不包。但结果仍然是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效果。问题在哪里？党内党外都心知肚明，但就是无人道破──我们缺了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媒体姓党”，我们没有舆论监督。这次六中全会强调的仍然是旧手段：着力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等于在说昏话，分明是要夏洛克自己放弃那割一磅肉的权利。德国前政要施密特与邓小平对话时讲到“腐败的滋生来自人性（按：共产党人也是人，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只要有空隙”就会“快速地不合法地获取金钱”。这就是费尔巴哈与中国的荀子讲的人本性恶。这就告诫人们监督与法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中共如要进入现代社会，走出中世纪的阴影，只有一法：开放媒体，给媒体以自由，让丑事变为丑闻成为常态。美国前总统杰斐逊说：“若要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资中筠《坐观天下》P073引）杰斐逊充分意识到一个廉洁的政府不需要自己的报纸为自己贴金。相反，民间的报纸会紧紧盯住政府的一举一动，你是不是公仆，是不是在为公民办事！《冷眼向洋》上有段话很值得执政者（按：特别是我们标榜的制度自信者）玩味：“从这段历史中还可以吸取另一条教训，那就是：一个政府越是巩固，他就越不怕别人挖他的墙脚，它给予新闻报刊的自由就越多。直到目前为止，情况依然如此。”（资中筠《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美国新闻史〉读后》）
给传媒以权利，而不是打压它，这是现代社会──标识是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如列宁、毛泽东期待的腐烂下去而仍有生命力的社会──这是一个铁律。从这点看，六中全会决议、公报的百灵鸟不管你唱得多么动听，如果缺少解放媒体，给传媒以说话的自由，百灵鸟的鸣叫就成不了和谐社会的交响乐。（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以夸夸其谈来掩饰思想”，“极端划一的党国语言”是“独特的社会毒品”（《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P3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三年一月第一版，内部发行）。摒弃毒品，放弃旧手段，中国才有希望。
争鸣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