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我国以立法形式确立的首个抗战胜利纪念日。昨天,北京举行了众多纪念活动,民间也自发兴起诸如寻找抗战老兵等诸多行动。

自1945年抗战胜利以来,关于纪念和挖掘抗战历史的活动从未终断,而抗战文学更是留下许许多多辉煌的经典。不过在今天,抗战文学似乎正在渐渐式微,在过去近七十年的历史中,几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题材的抗战,正在市场化的大潮之下慢慢没落。

Bai Hua

出版困难、支持者少、从事创作的作者减少、乃至争议话题多、读者群减少等,都成为抗战文学创作的难关。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历史不容忘记,而且,即便在今天,铭记这一段历史,尽可能地发掘和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真相,依旧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然而,近年来,抗战文学的创作确实不够繁荣,尽管有一些新的作品,但是总体来说,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它不再是重要题材。这和当前多元化创作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和人们的意识有关。其实,我们应该敬畏历史,也应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让人们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未来走得更好。

不能忘却的抗战

北京晨报:在今天,抗战创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似乎都很少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在您看来,当前的情况如何?

白烨:近年来,不错的作品也有几部,但总体来说,抗战作为曾经非常重要的文学创作题材之一,确实已经不如以前。

北京晨报:历史越来越久远,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天,抗战创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呢?

白烨:并非如此。实际上,对于那一段历史的书写和再现,依旧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历史是我们的过去,铭记历史可以让我们的未来走得更好,特别是真实地了解那一段烽烟四起的时代,铭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创伤,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珍惜和平,并且为了和平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准备。另一方面,抗战时代,所涉及的历史和人物,所涉及的英雄主义情怀、民族精神的崛起等,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同样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处在另外一个崛起的时代,同样需要那些珍贵的情怀和精神,使我们的发展更加顺利,使我们能够走得更远、更坚强。

抗战时代,也正是中国人建立现代民族和国家概念最重要的时代,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抗战留给了中国人太多创伤和悲痛,也留下了太多悲壮、残酷的记忆,而这些历史和记忆,都是中国人弥足珍贵的财富。

白烨说,这段历史太特殊了,面对这样的历史,应该有敬畏心,而现在,有一些创作过于追求新意,过于看重市场,乃至过于低俗的写作,其实都是在伤害历史,也影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真实认识,这是需要校正的。

亲历者的历史和文学

北京晨报:抗战文学曾经是非常辉煌的文学类型,它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历史?

白烨:抗战文学的兴起,和抗战本身有关,在解放前一二十年中,战争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同时也是占据主流位置的文学,而在战争文学中,抗战文学毫无疑问是占据主流的。解放以后,上世纪50年代,曾经掀起过两个文学的高峰,其中一个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而在其中,大部分是抗战题材的。那个时代是抗战作品的井喷时代,出现了非常多的文学、文艺作品,也留下了很多经典,比如《敌后武工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

北京晨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流传后世的经典呢?

白烨:一方面和时代本身的精神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作者有关。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批本身亲历过抗战,同时有经过一定文学训练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因为自己本身经过了那一段悲壮的历史,在战争结束之后,这段经历不断发酵,不吐不快,因此掀起了一个抗战文学的高峰。

抗战文学盛况不再

北京晨报:后来的发展情况如何?

白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抗战文学再一次兴起,伴随着思想大飞跃、新时期文学本身的发展,这个时候的抗战文学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这些作品开始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老作家慢慢搁笔,而新的年轻的作家本身不再是战争的亲历者,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生的作家还有一定的记忆的话,那么50后、60后乃至更后来的作家,本身就已经和战争完全没有了关系,因此他们更多是从史料中获得认识,重新去梳理和认识那一段历史,写作出来的作品也就不一样了。

北京晨报:在今天,抗战文学似乎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

白烨:不能说没有了,一直都有人在写,近一两年来,也有几部比较不错的作品,比如说《回家》《向日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轻人写的抗战作品,更加适合今天的年轻人阅读。但总体来说,相对于当初抗战文学的辉煌,今天的抗战文学,确实不再有当年的盛况。

从大视角到小细节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抗战文学几十年的发展,都各有什么特点?

白烨:上世纪50年代的抗战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生动和鲜活,同时英雄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表达非常直接和充沛,接地气、长志气。原因是那些作品的作者本身是战争的亲历者,因此生活气息非常浓,很容忍被人们接受。当然,从艺术上来说可能不够讲究,甚至有些时候对人物的刻画有简单化、漫画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反面人物的刻画上,日军、翻译、汉奸等这些形象模式比较固定,这些缺点是时代使然。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抗战作品,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比如说题材更宽,国共合作等都可以写了,视角也开始多样,很多选取抗战侧面的作品出现,此外,人物的刻画也更加复杂,更加人性化,过去的英雄都是完人,没什么缺点,但这时候的作品中,正面人物本身的缺点被重视,被刻画,使得人物更加真实。当然,缺点是生动和鲜活不足,这跟作者对抗战时代生活的了解不够有关,当做故事去想象,当然和现实有差距。

北京晨报:那么今天的抗战文学作品情况如何?

白烨:现代的作品,很多更加注重细节,以前那种宏伟的历史视角逐渐变少,更多地开始注意微小的细节,个体人物的经历,比如《回家》从一对恋人的视角出发,写他们在抗战中的经历,比如《向日葵》,从一个兵工厂开始写,写一个富家子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兵工专家,这样的写作使得读者更加容易把自己代入进去,体会和了解那个时代。

抗战文学出版遇难题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抗战文学会由盛转衰呢?

白烨:原因很多,在创作上,过去强调作品的题材,不论是战争题材,还是革命历史题材,其中抗战都是主要的部分,因此抗战作品非常多。现在题材的限制没有了,创作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历史逐渐久远,历史的亲历者逐渐逝去,许多写作者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历史,因此,从事这一题材创作的就少了。

北京晨报:在出版市场上,抗战题材不是热门题材,对于出版者来说,抗战题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白烨:抗战题材出版的问题确实存在,从出版方面来说,除非遇上特别的年份、重大的纪念时刻等,否则很难集中出版抗战的作品,这也使得一些作品在出版上遇到难题。出版市场化固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它同时也使得出版社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会单独考虑某个题材的出版。此外,社会环境、舆论环境等也在发生变化,抗战历史在今天,一方面还存有很多争议问题,另一方面关注者的减少、社会力量的支持比较少,也使得它的创作很难再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娱乐化写作要校正

北京晨报:在今天,一些抗战作品出现娱乐化过重、热衷于翻案等现象也引来不少批评,在您看来,当前的写作存在什么问题?

白烨:乱翻案,娱乐化等现象确实都存在,不过并非特别严重,通过文学批评机制本身也是可以校正的。更多时候,我觉得问题在于,写作者过于追求独特、过于求新、求异、求变,结果反而使得作品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写土匪抗战的,这一方面过去确实关注不多,也确实有土匪抗日的历史事实,但很显然,它并不是主流,一头扎进去,过分地强调和刻画、过于重视,反倒背离了历史事实,也让阅读者难以接受。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白烨:这和过分追求眼球效应、市场效应,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失去了敬畏之心,凭空想象,过分发挥,或者矫枉过正,缺乏好的历史素养等都有关系。真正合适的态度,应该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尽管是创作文学作品,但也依旧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接近历史,表达历史,而不是去扭曲历史、改变历史。

更理性地判断历史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抗战文学应该怎样去创作?

白烨:这段历史太特殊了,悲壮、残酷,种种记忆纠合在一起,面对这样的历史。首先要保持敬畏心,通过各种方式,去清晰地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表达历史。我想,文学创作者应该有史家的情怀,并且要有一定的历史素养,不能过分地夸大某一方面的历史,而忽视其他方面,客观、全面地去了解和再现历史。其次,应该有更加理性的判断。历史是我们需要铭记的过去,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使我们能够明白苦难的根源,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珍惜未来。对于写作者来说,就尤其要有更多的理性,不要被情绪所左右,不要被片面的历史所影响,站在更高远的角度去观察它、理解它。

北京晨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使得抗战文学的创作有更多的好作品出现呢?

白烨:我想这很难依靠行政的方式去解决,而是要更多依靠创作者和读者去慢慢改变。对于读者来说,应该有一定的历史情怀,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群体,他们应该有更好的阅读趣味,可以引领文学阅读潮流。对作者来说,不能仅仅去迎合市场,去制造那些无下限、迎合最大化市场的作品,而是要注意那些有一定的审美趣味、历史情怀、文化素养的读者的兴趣。此外,文学评论、阅读评论机制也应该能够促进整个抗战文学创作的改变,但现在发挥的还不够,这和文学评论机制的不完善有关,应该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来源:北京晨报 
记者:周怀宗,责任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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