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整整一年过去了,在众人的期盼中,刘晓波老师不仅未被释放,反而很可能面临重刑,这使我们对《零八宪章》的纪念显得格外沉重。我至今没有在《我们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公开信上签名,因为我怀疑自己能与晓波老师共同承担什么;但是在签名之外,又有什么方式可以有效地对当权者施加压力呢?或许我们什么都没有。事实上,这正是20年历史的写照。对现实我们几乎无能为力。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无力感,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艰难的日子里,总有些感动支撑着我们的不放弃。

去年的12月5日,当飞机带我越过寒冷空旷的加拿大,第一次抵达梦想了多年的美国,我却感到困惑:我来美国做什么?可以说,当时毫无目的,个人生活的巨大困扰,甚至使我连亲眼看看美国的欲望都大大降低了。但无论如何,我庆幸在另一位朋友被限制出境后,自己仍可以自由往来(这凑巧使我躲开了《零八宪章》发布后的警察骚扰),至少可以在美国见到分别十几年的同学,拜访一些心仪已久的朋友,然后,按计划在一个月后飞往泰国,参加一个人权会议(后因《零八宪章》的变故被取消)。

无名英雄

由于上网不便,直到晓波被抓的前一天,才在网上遇见他,当时的谈话内容自然离不开《零八宪章》,但是,我们似乎都没意识到一场抓捕和大规模的传唤问话将至,晓波虽已有入狱的准备,但那是为六四20周年的,也许,他并没想到要为《零八宪章》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当时他甚至漫不经心地对我发了一通什么牢骚,我也没想到这是我们在《零八宪章》发布前的最后一次联系。

第二天与杨建利先生一起开车去华盛顿,路上有很深入的交流,这使我一到华盛顿就迫不及待地想与晓波通话,但是建利给我带来了坏消息:晓波、祖桦被抓。

然后,《零八宪章》正式发布了。各种综合因素的交织,使我不得不临时承担起了整理签名的责任。从这一刻起,建利二话不说,为我提供了畅通的上网条件,回到波士顿,他甚至让我住到他家里,占领了他的床铺,而自己去和儿子挤一张床,而这只是为了让我可以方便地使用他书房的网线。在当时那种仓促的情况下,一条不受干扰的网线是很重要的,这使我可以坐在他温暖的书房里,看着外面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整理每天几百个的签名,并处理一些相关问题。由于不停地吸烟,我把他的书房搞得乌烟瘴气,他竟然默许了,事后想来,愧疚与感激参半。

原先的信箱很快就被破坏,我和另一位朋友不得不设立新的信箱,这使签名的速度大大减低,也增加了核实签名的难度。为了更方便地收集签名,有些朋友主动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广泛联络,然后,将签名汇总发往信箱,当时,纽约的吕京花、曹金陶等朋友最为热心,几乎每天都要给签名信箱传递信息,这使我十分感动。事实上,对我来说,这是完全被感动的一个月,在迅速增加的名单和一条条真诚的签名留言面前,每天至少有3、4次,我独坐在杨建利的书房里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由于每天处在这样的强烈情绪中,有一次在与祖桦老师的通话中,我竟然失态地哭泣起来。六四19年后,中国社会终于形成如此强大的良心聚集行动,对我这样一个六四学生来说,这种感动并不是常有的。这时候,除了为晓波老师担心,我也为他感到无比骄傲。

有一个朋友的名字我至今不能说出,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如今因为参加人权活动,他被判刑关押。在2008年底的最后那段时间里,他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并不知道是我在整理签名,但每隔几天都为我传来他收集的《零八宪章》签名名单,为了突破信息封锁,让更多的人看到宪章文本,他甚至复印了材料于晚间四处散发。我要他注意安全,他却说控制不住做事的冲动,即使进监狱也在所不惜。为了降低他的风险,我拒绝帮他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最终,他理解了我的苦心(遗憾的是他还是因为当局制造的别的理由被抓了),如今在《零八宪章》的签名名单上,依旧没有他的名字,但他为《零八宪章》付出的努力,我无法忘记,并且希望早一天可以说出他的名字——行文至此,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近年来,我在维权活动中结交了一些朋友,《零八宪章》一发表,就有朋友征询我的意见,要我帮忙决定是否签名,我并非一味鼓励,而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给他们建议(有一位接受了我意见没有签名的朋友,最近公开参加了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有一位被拆迁的市民,不顾几十万的家产尚未得到补偿,一再要求签名,当我终于将他的名字列入名单,对他的监控由派出所和保安上升到了国保,我为他担心,他却告诉我:“这是我的光荣,我不再只为自己维权,过去别人帮我说话,现在我也要帮别人说话,《零八宪章》是中国的希望。”和另一位朋友一样,他打印了《零八宪章》散发。

签名故事

在《零八宪章》的签名人中,有一位著名作家——郑渊洁。事实上,他并没有签名。最初在信箱里看到他的“签名”后,我回信要求提供可供核实的电话,但是,电话并非他的手机,我无法联络到他,按照审核标准,我不打算将他的名字列入名单。但是,有两位国内朋友通过对其回信的文字风格进行分析,确认这是郑渊洁本人的签名,他们坚持要我将其加入正式名单,我在犹豫中答应了。但后来得知,这并非郑渊洁本人的签名(有趣的是,今年我在整理致奥巴马要求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公开信时,这个“郑渊洁”又出现了,一个无聊的恶作剧),对此,我和朋友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是据了解,郑渊洁本人知晓此事后,并未加以否认,对于我们的错误,他采取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也许,我可以将其视为对《零八宪章》的一种特殊的支持方式,而这样的理解和支持尤其令我感动。

在《零八宪章》签名开始之后,进入信箱的,除了签名和大量干扰信件,还有很多的建议以及行动的要求,遗憾的是,《零八宪章》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无力承担过多,但有些签名人留下自己的全部联系方式,并几乎毫无保留地进行自我介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为中国民间社会的未来组织保留了一些宝贵的信息,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一些网友通过SKYPE和QQ群的方式,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交叉联络,对我来说,这使原先的异议圈子得到很大的扩展,由此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可以说,通过《零八宪章》签名活动,中国民间活动力量被输入了新的血液,这种血液的作用,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得以显现,其影响之深远,可能超出想像,至少,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觉。

当我们看到《零八宪章》的上万个签名,我们明白,这绝不只是几万个枯燥的文字,在这些签名的背后,有着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有一个个丰盈的心灵世界,这是未来中国的财富,民心所在,使我们在今天仍有理由对未来抱有信心。有一位女大学生参加签名后留下全部联系方式,并自我介绍说她的父亲是一个政府官员,常有人低头哈腰地到家里来找他父亲。可以说,她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是很优越的,但是,这种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尽管有利于她的家庭,她却认为中国必须变革,否则不会有长治久安,凭着基本的常识认知,读完《零八宪章》后,她决定实名签署,尽管这很可能会给她的生活带来麻烦。一对夫妻共同参加签名,为此,他们召开了家庭会议,并征求了孩子的意见;来自年轻人的信件很多,甚至有些是中学生(一般我会提醒其注意风险,尽量先不要参加签名),尽管信息封锁大大影响了签名的数量,但是听到年轻人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受,我们会明白:打压和信息封锁并不会使年轻一代失去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政治担当

《零八宪章》打破了社会阶层的界限,使体制内外的民众开始在同一平台上发言,同时,它也突破了国界,海外媒体和热心者的关注对《零八宪章》同样是重要的,有些海外签署者为宪章的运作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我信任每一人心中的善和责任感,如果你曾被感动,那么,你就不会首先怀疑别人的动机。《零八宪章》用常识说出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是我们追求“好的生活”的方向,每个有正常判断的人都会得出他的结论,重要的是传播信息,而好的生活应该是基于信任和宽容的。

我不认为《零八宪章》的文字和组织工作完美无缺,它是开放性的,无论其文本还是具体运作,都处在一个尝试的过程中,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改进。作为签名人之一,我不想过多地赞美《零八宪章》,而宁愿寻找其不足,《零八宪章》有多大的包容性,就可能有多大的前景,每个签名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每个人都选择刘晓波那样的伟大承担。但是,基于认同,签名人本身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如何促使大家更好地传播《零八宪章》、促使更多的公民签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学命题,我觉得,每一个签名人都有责任为此思考和努力。

关于《零八宪章》的价值,杨建利曾有一番话:“公民运动和政治总是需要符号的,在《零八宪章》之前,我们为这种符号的缺失而焦虑,在《零八宪章》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共同努力了。”杨建利并非《零八宪章》的最初发起人,但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他立即全信心投入,并且一再说,他会为传播《零八宪章》全力工作,这样的态度让我感动,这里面并没有个人得失的考虑,让我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

最大的感动仍然来自晓波老师,算起来,这是他的第4次牢狱之灾了,按照目前的异议政治“潜规则”,如果他对政治警察软一下,“灵活”一点,也许他不必遭受这样长时间的关押和远远超出人们初期预料的刑期,但是,当抓捕突如其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为《零八宪章》承担,他决心用坐牢之举为《零八宪章》写下最感人的篇章。遗憾的是,有关他与《零八宪章》的关系,还不到谈论的时候,更多的感动与祝福,只能留在心底,这样的遗憾,不仅仅体现在晓波老师身上,一年来,张祖桦、江棋生等师友的压力骤然增加,有些朋友随时准备好了坐牢——如果说《零八宪章》令人敬重,那么,首先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当。

部分和间接地因为《零八宪章》的缘故,我的生活出乎意料地被打乱,最终被迫选择了新的生活,于两个月前再次来到美国。有惭愧,也有希望,但这一年来,《零八宪章》是我的牵挂,也每每给我感动。那些暂时不能说出名字的朋友的努力,是《零八宪章》的骄傲之所在。我是个感性的人,兴趣并不在理论探讨,现实总令人绝望,感动却可以触动我们内心,让我们知道应该继续做些什么——我将永记那些令我感动的东西。《零八宪章》一周年,这只是开始。

(2009年12月11日)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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