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顾明

下个月,王蒙就整八十岁了,他最近出了一本“回顾一生”的新书:《闷与狂》。近日,王蒙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独家专访。

据说,北大的陈晓明教授看过王蒙的新书后,说到小说开头写了关于黑猫的事情,他就联想到邓小平理论,“我们知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可能是王蒙先生最为赞赏的理论”。

尽管王蒙对于这个评价多少显得“不以为然”,但对于这位在一九八零年代做过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来说,他的“闷与狂”当然无法回避包括邓小平时代在内的整个大时代。王蒙说,他最近也看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演员对小平同志的语气、动作、气质、形态都模仿得非常好,“勾起了我很多熟悉的回忆”,“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一代人”。

或许是邓小平的缘故,王蒙与记者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了“起落”这个关键词。比如他说,“从我三十年代出生到现在八十多年,没有国家像中国这般的起起落落”。那个人的起落呢?王蒙认为,与大时代的起落比较起来“我那算是小起小落”,“我最大的变化无非是担任了文化部长,然后又不担任了,这个对于我自己的处境来说,对我的社会生活、写作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934年生的王蒙,今年10月正好八十岁,耄耋之年。在新书发布会上,他这么解释“耄耋”:“就是一道青春一道青春落到后边就是耄耋之年,什么叫青春,就是把耄耋之年切成薄薄的一片,切成薄片让它透明一点,就是青春。”所以,当嘉宾们发言的时候,都夸王蒙年轻,他的小说里,还是有那么多的激情,那么多的排比句,那么多浪漫的意象,那么多的网络词汇,“中国好声音”都出现了。所以,在他78岁的时候,与小他18岁的著名记者单三娅一见钟情,并闪婚。

很多看过《闷与狂》的人说,它不像是一本小说,而更像散文集。王蒙认为,大家不要纠结于文体,重要的是,他在这本书中,以自己的形式回顾了一生。但是,读者若是要从中寻找什么故事,却又难以找起,似有若无,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小细节,记忆中的食物、声音、颜色,以及小说一开篇就出现的重要意象:两只黑猫。就像悬疑推理中的一些线索,需要人们去慢慢寻找、拼凑出完整的故事情节。

而在整本书中,关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部分占据了一大半,人们比较关心的1980年代篇幅很少,所涉及的也都是社会上的一些普遍现象。然而我们知道,这十年对于王蒙来说至关重要。他是在接到北京调令的喜悦中迎来1980年代的。在主动要求调至偏远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待就是17年之后,1979年的6月,王蒙一家登上了回京的列车,成为北京文联的一名专业作家,并在1983-1986年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5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第二年,对于王蒙来说,绝对是个人创作、职业生涯的顶峰。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出版,后来被评为王蒙最好的一部长篇。也就在这一年,他当选文化部部长。

然而,“文革”结束后的文学、文化热,最终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而终结。王蒙也从文化部长的位子上走了下来。

Wang Meng

澎湃新闻:八十年代是文学创作非常有激情的时期,也是您创作的高峰。为什么这部分的内容那么少?

王蒙:我这部作品所追求的并不是反映历史,也没有采用回忆录的形式。我所追求的是对生命的一种最微妙的体验和感受。恰恰是在别人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那些两头的东西,一个是童年,一个是年龄大到可以讨论衰老问题的时候。用笔墨表现这两头的东西也许写得感情更深。

澎湃新闻:小说的名字是《闷与狂》,您认为八十年代是“狂”吗?

王蒙:不是。原来这本小说的名字是《烦闷与激情》,但是出版方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哲学类书籍,他们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所以最终书名改成了《闷与狂》。《闷与狂》实际上是贯穿了整个生命阶段,写了生命的某种烦闷,也写了生命中烦闷能量蓄积的结果,会出现一种狂放的发泄,积蓄的能量得以释放。所以哪个年龄都有闷,哪个年龄都有狂。当然尤其是青年时代,闷与狂表现得比较典型。

澎湃新闻:您认为八十年代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大时代吗?

王蒙:我没有这样区分过。以我的年龄来说,我经历了中国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从三十年代出生到现在八十多年,我认为中国在这期间内发生的变化很可能超过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变化,但是没有像中国这般的起起落落。比如我出生以后三年,日本占领了北京。八年之后,国民政府就接管了北京。再过去三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的曲折起伏也非常多。但是对我来说,我已经在其他作品中,特别是我的自传和回忆录中写了无数这种经历。

我在《闷与狂》中要写出心灵的贮藏、心灵的颤动。这是一种非常艺术、非常文学的追求。当然这些追求和回忆中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我的经验、离不开大时代的起伏曲折,也能从中看出时代背景。但是我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评价时代,而在于抓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澎湃新闻:北大的陈晓明教授看过您的书后,说到小说开头写了关于黑猫的事情,他就联想到邓小平理论,他说:“我们知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可能是王蒙先生最为赞赏的理论,这个理论真正解救了中国。”八十年代也是邓小平的时代,您在写的时候是想将“黑猫”和邓小平时代联系在一起吗?

王蒙:没有。评论家完全有权利发表他自己的思考和联想。我自己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就是想了解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种写作题材。我想每个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是怎样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如何产生自我意识的?这个当然不可能和邓小平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读了我的书,产生了那种联想,说明了文学作品也可以给予人们很多出其不意的联想。

澎湃新闻:最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最近非常火,您在看吗?

王蒙:看。我认为演员演得非常好。其实他长得不是特别像邓小平,但是他的语气、动作、气质、形态都模仿得非常好,也勾起了我很多熟悉的回忆。

澎湃新闻:普遍评价这部电视剧对于历史细节还原得非常好。您在观剧过程中有没有发现特别打动您的细节?

王蒙:当然有,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一代人。像“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知青下乡、安徽农村里出现包产到户等事情,这些看起来感觉离自己都非常近,能从中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社会发展得很慢,实际上同原来相比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了。

澎湃新闻:可以说在八十年代您也算是有大起大落的经历吗?

王蒙:比较起来我那算是小起小落。我最大的变化无非是担任了文化部长,然后又不担任了,这个对于我自己的处境来说,对我的社会生活、写作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澎湃新闻:最近,査建英写您的那篇《国家的仆人》又被翻出来了。听说她在写完之后给您看了,但是您没有做出任何评价?

王蒙:作为一个被社会关注的人,大家都有权对你发表各式各样的看法,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査建英表达了她的看法,而且是非常友好的看法。不管她这中间有什么批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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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与狂》近日由北京磨铁图书公司出版

手记

《闷与狂》发布会开始前,碰到作家张悦然,她着急地问:能给她一点一会上台发言的启发吗?我说,就使劲地夸他啊。夸什么?夸他年轻。

在两个小时的发布会中,王蒙坐在台上,头始终以45度角仰望天空的姿势对着台下的观众。坐在两旁的嘉宾:刘震云、麦家、盛可以、张悦然,以及作为主持的评论家谢有顺不停地说着赞美的话,但是王蒙一直很淡定,偶尔跟大家开开玩笑。谢有顺提到,王蒙曾在一篇外国小说里看到一段描写,形容一个美丽的女人走过,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就像勺子敲在玻璃杯的声音。王蒙想要证实这个修辞,在之后二十多年里每到不同的城市、国家,都要去试着敲杯子,冰淇淋杯、咖啡杯,但都没有找到那种声音。最后他在武汉大学找到了。大家一致认为王蒙是个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细节的作家。

刘震云则提到,二十多年前,他和王朔、冯小刚一起请王蒙吃饭,在去的路上,他们商量好了,这顿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王蒙夸舒服了、夸高兴了。于是在饭桌上,王朔就特别虔诚地说,他是看着王老师的书长大的,但是王蒙的书其他作家很难模仿,因为这之间有着最大的差别:其他作家都是用人手在写,而王蒙,是上帝把着他的手在写。但是听完这些,王蒙一点反应也没有。接着冯小刚上来夸,说因为看了王蒙的一本书而改变了人生方向。王蒙依旧没有反应。刘震云当时就不高兴,他说王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讨厌阿谀奉承,“我说我很愤怒,王老师马上说,震云啊,你还是很理解我”。所以,他们三人在回来的车上都说,王蒙老师还是一个凡人啊,“凡人的王老师,非常愉快地生活在凡人的世界里。”

不过,关于这个故事,冯小刚和王朔都有各自不同的版本。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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