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顾明
下个月，王蒙就整八十岁了，他最近出了一本“回顾一生”的新书：《闷与狂》。近日，王蒙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独家专访。
据说，北大的陈晓明教授看过王蒙的新书后，说到小说开头写了关于黑猫的事情，他就联想到邓小平理论，“我们知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可能是王蒙先生最为赞赏的理论”。
尽管王蒙对于这个评价多少显得“不以为然”，但对于这位在一九八零年代做过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来说，他的“闷与狂”当然无法回避包括邓小平时代在内的整个大时代。王蒙说，他最近也看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演员对小平同志的语气、动作、气质、形态都模仿得非常好，“勾起了我很多熟悉的回忆”，“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一代人”。
或许是邓小平的缘故，王蒙与记者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了“起落”这个关键词。比如他说，“从我三十年代出生到现在八十多年，没有国家像中国这般的起起落落”。那个人的起落呢？王蒙认为，与大时代的起落比较起来“我那算是小起小落”，“我最大的变化无非是担任了文化部长，然后又不担任了，这个对于我自己的处境来说，对我的社会生活、写作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934年生的王蒙，今年10月正好八十岁，耄耋之年。在新书发布会上，他这么解释“耄耋”：“就是一道青春一道青春落到后边就是耄耋之年，什么叫青春，就是把耄耋之年切成薄薄的一片，切成薄片让它透明一点，就是青春。”所以，当嘉宾们发言的时候，都夸王蒙年轻，他的小说里，还是有那么多的激情，那么多的排比句，那么多浪漫的意象，那么多的网络词汇，“中国好声音”都出现了。所以，在他78岁的时候，与小他18岁的著名记者单三娅一见钟情，并闪婚。
很多看过《闷与狂》的人说，它不像是一本小说，而更像散文集。王蒙认为，大家不要纠结于文体，重要的是，他在这本书中，以自己的形式回顾了一生。但是，读者若是要从中寻找什么故事，却又难以找起，似有若无，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小细节，记忆中的食物、声音、颜色，以及小说一开篇就出现的重要意象：两只黑猫。就像悬疑推理中的一些线索，需要人们去慢慢寻找、拼凑出完整的故事情节。
而在整本书中，关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部分占据了一大半，人们比较关心的1980年代篇幅很少，所涉及的也都是社会上的一些普遍现象。然而我们知道，这十年对于王蒙来说至关重要。他是在接到北京调令的喜悦中迎来1980年代的。在主动要求调至偏远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待就是17年之后，1979年的6月，王蒙一家登上了回京的列车，成为北京文联的一名专业作家，并在1983-1986年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5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第二年，对于王蒙来说，绝对是个人创作、职业生涯的顶峰。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出版，后来被评为王蒙最好的一部长篇。也就在这一年，他当选文化部部长。
然而，“文革”结束后的文学、文化热，最终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而终结。王蒙也从文化部长的位子上走了下来。
澎湃新闻：八十年代是文学创作非常有激情的时期，也是您创作的高峰。为什么这部分的内容那么少？
王蒙：我这部作品所追求的并不是反映历史，也没有采用回忆录的形式。我所追求的是对生命的一种最微妙的体验和感受。恰恰是在别人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那些两头的东西，一个是童年，一个是年龄大到可以讨论衰老问题的时候。用笔墨表现这两头的东西也许写得感情更深。
澎湃新闻：小说的名字是《闷与狂》，您认为八十年代是“狂”吗？
王蒙：不是。原来这本小说的名字是《烦闷与激情》，但是出版方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哲学类书籍，他们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所以最终书名改成了《闷与狂》。《闷与狂》实际上是贯穿了整个生命阶段，写了生命的某种烦闷，也写了生命中烦闷能量蓄积的结果，会出现一种狂放的发泄，积蓄的能量得以释放。所以哪个年龄都有闷，哪个年龄都有狂。当然尤其是青年时代，闷与狂表现得比较典型。
澎湃新闻：您认为八十年代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大时代吗？
王蒙：我没有这样区分过。以我的年龄来说，我经历了中国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从三十年代出生到现在八十多年，我认为中国在这期间内发生的变化很可能超过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变化，但是没有像中国这般的起起落落。比如我出生以后三年，日本占领了北京。八年之后，国民政府就接管了北京。再过去三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的曲折起伏也非常多。但是对我来说，我已经在其他作品中，特别是我的自传和回忆录中写了无数这种经历。
我在《闷与狂》中要写出心灵的贮藏、心灵的颤动。这是一种非常艺术、非常文学的追求。当然这些追求和回忆中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我的经验、离不开大时代的起伏曲折，也能从中看出时代背景。但是我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评价时代，而在于抓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澎湃新闻：北大的陈晓明教授看过您的书后，说到小说开头写了关于黑猫的事情，他就联想到邓小平理论，他说：“我们知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可能是王蒙先生最为赞赏的理论，这个理论真正解救了中国。”八十年代也是邓小平的时代，您在写的时候是想将“黑猫”和邓小平时代联系在一起吗？
王蒙：没有。评论家完全有权利发表他自己的思考和联想。我自己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就是想了解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种写作题材。我想每个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是怎样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如何产生自我意识的？这个当然不可能和邓小平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读了我的书，产生了那种联想，说明了文学作品也可以给予人们很多出其不意的联想。
澎湃新闻：最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最近非常火，您在看吗？
王蒙：看。我认为演员演得非常好。其实他长得不是特别像邓小平，但是他的语气、动作、气质、形态都模仿得非常好，也勾起了我很多熟悉的回忆。
澎湃新闻：普遍评价这部电视剧对于历史细节还原得非常好。您在观剧过程中有没有发现特别打动您的细节？
王蒙：当然有，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一代人。像“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知青下乡、安徽农村里出现包产到户等事情，这些看起来感觉离自己都非常近，能从中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社会发展得很慢，实际上同原来相比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了。
澎湃新闻：可以说在八十年代您也算是有大起大落的经历吗？
王蒙：比较起来我那算是小起小落。我最大的变化无非是担任了文化部长，然后又不担任了，这个对于我自己的处境来说，对我的社会生活、写作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澎湃新闻：最近，査建英写您的那篇《国家的仆人》又被翻出来了。听说她在写完之后给您看了，但是您没有做出任何评价？
王蒙：作为一个被社会关注的人，大家都有权对你发表各式各样的看法，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査建英表达了她的看法，而且是非常友好的看法。不管她这中间有什么批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说的。
《闷与狂》近日由北京磨铁图书公司出版
手记
《闷与狂》发布会开始前，碰到作家张悦然，她着急地问：能给她一点一会上台发言的启发吗？我说，就使劲地夸他啊。夸什么？夸他年轻。
在两个小时的发布会中，王蒙坐在台上，头始终以45度角仰望天空的姿势对着台下的观众。坐在两旁的嘉宾：刘震云、麦家、盛可以、张悦然，以及作为主持的评论家谢有顺不停地说着赞美的话，但是王蒙一直很淡定，偶尔跟大家开开玩笑。谢有顺提到，王蒙曾在一篇外国小说里看到一段描写，形容一个美丽的女人走过，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就像勺子敲在玻璃杯的声音。王蒙想要证实这个修辞，在之后二十多年里每到不同的城市、国家，都要去试着敲杯子，冰淇淋杯、咖啡杯，但都没有找到那种声音。最后他在武汉大学找到了。大家一致认为王蒙是个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细节的作家。
刘震云则提到，二十多年前，他和王朔、冯小刚一起请王蒙吃饭，在去的路上，他们商量好了，这顿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王蒙夸舒服了、夸高兴了。于是在饭桌上，王朔就特别虔诚地说，他是看着王老师的书长大的，但是王蒙的书其他作家很难模仿，因为这之间有着最大的差别：其他作家都是用人手在写，而王蒙，是上帝把着他的手在写。但是听完这些，王蒙一点反应也没有。接着冯小刚上来夸，说因为看了王蒙的一本书而改变了人生方向。王蒙依旧没有反应。刘震云当时就不高兴，他说王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讨厌阿谀奉承，“我说我很愤怒，王老师马上说，震云啊，你还是很理解我”。所以，他们三人在回来的车上都说，王蒙老师还是一个凡人啊，“凡人的王老师，非常愉快地生活在凡人的世界里。”
不过，关于这个故事，冯小刚和王朔都有各自不同的版本。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