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乳名石三伢子,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他从小与茶树竹林和水稻为伴,几乎跟大块的银子无缘相见,在他的记忆中也没有细软这个字眼。他的父亲叫毛贻昌,一说毛顺生,曾当兵种田,还会做生意,打算盘滚瓜烂熟,可以说做个会计师绰绰有余,他的业务是贩运生猪与大米,基本算得上是无风险买卖,史书上也没说他受到土匪的劫掠,或者工商行政的敲诈和衙役的罚款,所以说贻昌赚钱比较顺畅。他挣了钱,不给儿子花,不给他买手机巧克力,也不给自己娶小妾,而是要紧还祖上债务,余下的钱便是买田买地,自己盖个房都舍不得,有一野史说,贻昌不参与理财投资,也不参与诈骗式的保险,他只相信田地才是他利润的归宿,所以润之生在这个守财奴家庭,尽管赏尽了山山水水,却从没有尝到享有钱财的乐趣。

润之兄不爱劳动,喜欢看书和沉思冥想,其人生态度,就像前总理所说的“仰望星空”,而且对牲畜土地没有感情,做米店学徒也无兴趣,还不肯配合父亲做生意,贻昌很失望,曾试图以暴力迫使儿子改邪归正,让他认识到劳工的神圣,担当应尽的家庭义务。润之掌握了父亲爱子的软肋,拒不合作,而且还以跳塘自尽相威胁,贻昌束手无策,只好听之任之。他唯一的杀手锏,就是不给儿子学费生活费,所以润之看在银子份上,有时不得不妥协,甚至接受父母给他娶的老婆。

说真的,少年时代润之兄没有亮点,除了偷懒做光汤(好逸恶劳),享受自己的光阴,几乎没啥开心的事,最难过的是,银子对他也算得上嫌贫爱富,或者说避而远之。

在长沙的那段日子,润之兄精力充沛,嚼舌根家常便饭,写文章天马行空,除了洗澡有点困难,只好去湘江游泳,每夜均有住宿之处。有一说法,他曾有裸跑岳麓山的念头,也不知效仿愤世嫉俗的魏晋清流,还是想博取湖南学子的眼球。他有个恩师叫杨昌济的,赏识其学问才华,曾向章士钊郑重推荐,润之兄后来在他那儿喝了油井般的蜜糖(油水),显然与这次推荐有关。在我眼里,章士钊借给润之的二万大洋是他人生第一桶金。有一种说法,这笔钱财是资助给湖南学生旅欧留学的,买单者杜月笙,结果给润之兄一口吞了。

在没有机会狂喝蜜糖之前,润之兄大概凭着杨昌济的关系曾在北京图书馆打工,每月赚八元,一边工作,一边诱惑恩师的女儿,活得蛮滋润,这一方面有点像随心所欲的胡兰成,但不知为何半年就打道回府,可能是偷香没法得手,也可能收入不能平衡他的开销,还有可能受了知识分子的藐视。有一点可以肯定,并非是北平的雾霾、沙尘暴或暂住证而让他知难而退。幸运的是,老天似乎眷顾这个光汤,让他有机会参加某当第一次当代会,与他指定的何叔衡共享二百银洋,且获得了每人五十大洋的回程路费。这钱财犹如大旱之中的甘露,润之兄就此起家,开书店,搞活动,从而获得当的信任,每月一百大洋,直至一百六十大洋的活动经费源源而来。润之兄发展当组织并不热衷,往往投机取巧,发展少许亲朋好友,以凑成一个组织。他发现勤写报告就是获得经费的王道,就此写报告上了瘾。史料记载,只见润之兄如何改善生活,不见他将经费用于与组织活动有关的地方。

即便落草井冈山,润之兄也没有疏离钱财,他以打土豪掠浮财的方式解决粮饷,总算为当尽了一份力。在漳州一役中,他故态复萌,获得了一卡车的细软,又占为己有,对外宣传则是他喜爱的书籍。卡车一路往老巢行驶,直至穷途末路,由他的弟弟与亲信肩挑手提,藏于深山老林中的山洞,其行径有点像四十大盗。就此而言,润之是我当第一位贪污犯。在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时,落魄的被排挤的润之兄靠这笔财宝救了一条命,他上缴组织,而让博古只好同意带他一起走,不然留在江西,结局等同瞿秋白。

当银子如影随形,跟牢润之不放后,他才对它貌似不屑一顾,称其为阿堵物。他口不言钱,中山装口袋也瘪瘪的,所有开销都由帐房先生代劳。这种现象直到文革时期才有所突破。具体说,一边烧书,一边取消作者的稿费,让外人无银两进账,而自己则大批量地印刷诗词、语录本和个人选集,以获得横财。据数据,他总共获得了连本带利一亿三千万的稿费。就此而言,他还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亿万富翁。

江苏/陆文
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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