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下在中国的电视荧屏里，受到观众追捧的是所谓的谍战剧。近年来谍战剧大行其道，比如《潜伏》、《悬崖》和《伪装者》等一系列谍战剧，红遍中国。剧中的中共特工都是非常之人，或跟日本特高科和伪满洲特务斗智斗勇，把老奸巨猾的敌伪特工玩于股掌之上，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化险为夷，胜券在握；或周旋于日伪和军统的特务之间，临危不惧，大智大勇，身手非凡，屡建奇功；再就是潜伏在军统核心内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窃取情报，剪除叛徒。这些被讴歌成神一般的中共特工，在中共历史上是否有过如此辉煌的赫赫功勋呢？
被称为中共特工三杰（另两位是张露萍和朱枫）之一的陈修良当然没有小宋佳、刘敏涛以及姚晨那样的丰姿。陈修良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略显瘦弱的女子。但是陈修良所建立的功勋，却是顾秋妍、陈翠平和明镜（三人是上述三部电视剧女主角）不能比拟的。可惜现在还没有人创作关于陈修良的电视剧。
我之所以要书写陈修良这个历史人物，是因为在她的身上蕴含了太多的历史意味。陈修良在她九十一岁的生命里，差不多涵盖了整部中共的历史。因此，透过对陈修良生命的观照，我们或许可以掀开中共历史的一角，透露出一些已经被尘封的往事，引发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思索。
陈修良在39岁的1946年受命于南京市委书记的职务，开始了她传奇的革命生涯的事业高峰。有一幅油画，真实再现了陈修良在中共占领南京所起到的难以估量的作用。这幅油画叫做《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是上海画家李斌在陈逸飞和魏景山合作的油画《占领总统府》的基础上重新构图。陈逸飞、魏景山的原作是一群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的抢占弹痕累累的总统府，站在楼顶上降下青天白日旗，背景是硝烟弥漫的在炮火洗礼下的南京城。但是画家李斌在研究了一些中共党史之后，得出结论南京是和平“解放”的。这幅油画描绘的是身穿白色旗袍的陈修良和一身戎装的时任中共第八兵团司令的陈士渠握手，寓意是中共军队和南京地下党的胜利会师。在他们身后的则是对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有“倒戈将军”吴化文，陈修良的小叔子、中共南京地下党策反部长史永，国军“起义”的B24空军飞行员余渤，国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国民政府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等国军军官。在这幅油画里，站在总统府屋顶上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1949年江山易主那个历史关头，首都南京这个城市的沦陷之时，为新主人立下功劳。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功臣。
（2）
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所有站在象征昔日政权的总统府屋顶上面的人，除了那个以胜利者的姿态率兵进入南京的共军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渠以外，差不多所有的人在不久的将来都屡遭厄运，有的是打入另册，有的是身陷囹圄，有的是含冤而死。了解了这些人的结局，禁不住令人一泫然。
陈士渠将军在1955年册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官拜装甲兵司令。陈修良是那一些开门迎接新主人的头儿。不管这些人是陈修良的下级也好，还是国民政府各级军政人员也好，他们都在陈修良的领导下，或者努力策反敌人阵营，或者被策反投诚新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摧毁国民政府，把南京这座城市献给中共。可能驱使他们作出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的是出于对光明的向往，出于弃暗投明、顺应时代潮流。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包括陈修良，这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新政权会对他们以怨报德，或者就是恩将仇报。所有这些人在新政权里面没有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更别说荣华富贵，高官厚爵了。我相信这些人在他们黑暗的日子里，一定会后悔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即使是熟读中国历史的人也绝不会料想自己日后的命运。因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样的历史教训，不会施加于他们这些对于新皇帝毫无威胁的小人物身上的。不能见容于新政权这是他们万万没能想到的。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号称“甬城望族”的宁波陈家。在陈修良出生时，这个家族已经破落了，家产所剩无几，仅存几家钱庄、当铺和百十亩的土地。当然，深宅大院依然显示着这个豪门世家昔日的尊荣。就跟中国所有破落家族一样，这个陈家也一样充斥着争权夺利，姑嫂斗法。陈修良的母亲是填房，十九岁的时候嫁给丧偶的父亲。但是父亲在二十三岁那年就莫名其妙的去世了。陈修良的母亲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守寡之后带着陈修良孪生姐妹，改名为陈馥。陈馥终身未再嫁，抚育陈修良姐妹成长，并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特殊的贡献，被中共称为“革命母亲”。
陈修良的外祖父不同寻常，是宁波的“首富”，被称为“金融巨子”，但却吝啬成性。陈馥老人自幼深得祖父喜爱，祖父亲自教读，成为一个断文识字的女孩儿。陈修良母亲拿到了父亲分得的家产，决定独立生活，搬离陈家这个陈腐破败的家庭。陈馥老人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命运一样，决定让陈修良姐妹接受教育。
（3）
此时正值康梁变法，新思想新知识传入中国。她为陈修良姐妹请来了家庭女教师，传授现代知识。新书籍的阅读拓展了陈修良姐妹的视野，增长了她们的见识，也影响了她们的思想。母亲的开明刚毅，个性独立的性格，也影响了陈修良的个性成长。
浙东乃人文荟萃之地，诗礼簪缨之风盛行，仁人志士辈出。年幼的陈修良受到秋瑾等革命先辈的影响，朦胧中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五四运动陈修良只有十二岁，竟自改名为陈逸仙，表达对孙中山的仰慕以及对政治的热情。
1922年，陈修良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急速迈进现代化的时代。西风东渐，各种思潮竞相登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鼓吹宣扬，无非是强国富民，民主救亡。各种新思潮影响了一代年轻人，陈修良服膺于任何一种主义都是正常的。宁波女师是一所新式学堂，但是在教学管理上施行守旧禁锢的办法。这样，一方面社会新思想、新文化传播激荡，而在学校的小天地里，朝气蓬勃的学生却受着严厉守旧的管束，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天生具有叛逆精神的陈修良，更是想尽办法冲破藩篱，走出学校，参与社会的新文化思想运动。
从陈修良的家庭出身以及教养方面看，她是应该选择相对温和的三民主义为信仰的，何况秋瑾、孙中山早已进入这个年幼的心灵。那么为什么陈修良最终会选择了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呢？我觉得，分析陈修良的信仰选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跟陈修良一样的家庭出身的青年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而正是一代青年的信仰选择，改变了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陈修良的家庭虽说是宁波豪门世家，但是已经开始破落了。她的母亲的家庭，富甲一方，却又暴露了那个阶级的腐朽自私和极端噬利。在陈修良还是幼年时期，守寡的母亲为了反抗家族的压迫，跟继子及其后面的家族对簿公堂。官司延续数年，成为宁波民间社会的大新闻。所以，陈修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更能对腐朽没落的家庭充满了批判性，更厌恶她的家庭所代表的没落阶级的丑恶。陈修良的母亲以一个丧夫的寡妇，对抗吃人的宗族制度，可见性格之刚强。陈修良正是继承了母亲的这种秉性。另一方面，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陈修良目睹了太多的人间不平，太多的人间悲剧，出于悲悯的情怀，必然促使她向往一种光明的社会，向往平等正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学说为陈修良提供了这个信仰的满足。
（4）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理想，以及到达这一理想的阶级斗争的途径，跟陈修良的追求和个性十分契合。她开始阅读《新青年》，接触到了中共的机关刊物《向导》。她第一次明确的寻找共产党了。陈修良这个从旧社会破落家族走出来的青年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5年的五卅运动，十八岁的陈修良不顾女师校方的禁令，走出校门，投入运动，为此受到校方开除学籍的处理，几经交涉无果。失学的陈修良来到上海进入国民大学继续学业。但是此时的陈修良已经无心专注学习了。陈修良正式加入了中共共青团组织，不就前往广州中山大学。此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广州一派革命景象，中山大学更是为中共所控制。陈修良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李求实（左联五烈士李伟森）作为职业革命家从事中共党团的宣传工作。
中共初创时期，做宣传却十分注重、在行。李求实除了主编中共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还主编团区委的《少年先锋》这样的一份机关刊物。在短短的中山大学一年的时间里，陈修良认识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在南方，陈修良见识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回事。她随丈夫李求实到长沙就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经历了湖南农民运动，天天参加民众的示威游行，看到的是手持梭标和大刀的、头扎蓝头巾的农民，听到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陈修良出席长沙农会公审大会，亲眼目睹了长沙民众枪毙光绪进士叶德辉，只见叶德辉“被群众拉出来枪毙时，吓得浑身发抖，听见枪声一响，便应声而倒，地上留下一大滩鲜血”，“大约是精神刺激很深之故”，陈修良一夜没睡。当时陈修良刚好二十岁。
这是陈修良走上革命道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血腥场面。通向理想的社会制度需要以如此血腥的手段来达到，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一定没有思想准备。但是随之而来的更为严峻血腥的局势，容不得她有少许的犹疑了。蒋介石在上海的清党运动，国共的合作宣告结束。不久，长沙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上海长沙等地，全面捕杀共产党人，一片血雨腥风。撤退到武汉的陈修良成为中共党员，担任向警予的秘书。当时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号称“中国的莫斯科”，因此得以认识中共领袖向忠发，工运活动家刘少奇。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同样也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陈修良安全撤出武汉。中共指示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秘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以求保存精干成员，东山再起。
（5）
1927年秋，陈修良与七十多名中共党员历经艰险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称为“中共海外党校”，全盘接受苏联党（老子党）的洗脑。每个人有一个代号，还必须起一个苏联名字。对于陈修良来说，到苏联无异于朝圣。可是这个天性叛逆的中共党员很快就对中山大学的一切产生怀疑。如果说陈修良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个人崇拜仅仅是不理解或者疑惑，那么她对中山大学的学员中的宗派斗争，政治陷害，则表现出了恐惧和反感。这些侥幸活命，克服险阻来到异国以图再起的中共党员，即使在别人的屋檐下，窝里斗还是没有停息。向苏联主子诬告自己的同志，利用苏联清党（托派）之机，对同志行政治陷害。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员中所发生的一切争斗，都是中共日后党内斗争的预演。不管是在瑞金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或者到了执掌政权之后，中共党内斗争一直是十分惨烈的。跟它的老子党一样，中共党的清除异己的残酷和无情一点都不逊色于苏共。这个由苏联扶植的儿子党，不仅接受经费资源，培养干部，更是唯苏共马首是瞻，完全听命于苏共。苏联的清党也波及到了中大的中国学员，多名中国学员被诬陷为托派，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陈修良运气特别好，此时周恩来来到了莫斯科，得知苏联决定解散中山大学。周告知并指示陈修良回国。1930年7月，她随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一同回到了祖国，躲过了政治清洗的厄运。
将近三年的莫斯科生活，对于陈修良这样一个中共未来的职业革命家来说，可以说收获良多。历经了政治倾轧，诬陷迫害，宗派斗争，作为共产党员是合格了，成熟了，陈修良对今后的政治厄运不会惊慌失措，不会难以理解，她会坦然的面对加于她身上的不公和委屈。
陈修良从苏联回到上海之后，脱离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她与丈夫沙文汉几经周折，两度到日本寻找党组织。最后，才与中共联系上了。她虽然躲过了苏联的清党厄运，但是，1943年，她同样领教了中共的整风运动。
所谓的整风运动，1941年在延安由毛泽东发动，名义上是整顿中共干部的工作作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次整风运动，历时四年，不仅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进行，还先后在中共的各大区局，在中共军事割据地进行。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宣告结束。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对党内毛的政敌一个清算。毛泽东所发动的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审干运动，清除异己的运动，是一次建立毛泽东在党内个人权威的政治整肃。
（6）
整风运动标志着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建立，从此后党内无人能敢于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延安整风运动也表明了中共完全抛弃了最后的党内民主，成为一个具有中国帮会特色的列宁主义党。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从1941年到1945年四年里，抗日战争进入到决战阶段，国民政府对侵华日军发动了上高会战、长沙会战、豫西会战、常德会战、滇缅会战、湘西会战、中条山会战等著名战役，国军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尊严，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在这个时候，中共却能抽调大批军政干部，进行所谓的整风运动。谁在积极抗日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由于陈修良从苏联回国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脱离组织关系，所以她必须接受党组织的审查。陈修良在中共华中局的整风运动中，对于整风运动的无限怀疑，互相揭发，罗织罪名、刑讯逼供等做法感到不能理解。在整风时对华中党校实行戒严，陈修良更是不能接受，先后向罗炳辉、彭康反映自己的思想，但是都遭到了更大的不信任。陈修良在整风中首先免职接受审查。运用整风的方法纯洁组织，凝聚力量，清除异己，建立权威，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成为中共的一个传统。所谓挽救运动，思想教育，说到底就是各级干部人人过关的效忠运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宣誓效忠毛泽东这个大当家。现在，单等时机成熟，大当家就要率众与国民政府争夺天下了。
陈修良到了晚年回忆起整风运动的往事，感慨的说，通过整风运动，深切感受党内民主是何等重要！整风运动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伤害了同志，实际上是失败的。看来陈修良垂暮之年还没勘破整风运动其中之奥妙。如果要党内民主，共产党还能成其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吗？还能建立起党内个人独裁吗？可以说，如果共产党建立党内民主，那么就必然会改变党的组织架构，中共就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了，而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
在抗战时期，陈修良蛰伏上海，成为一个老练的特工。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中央下达指令，命令中共各级组织迅速向全国各大中城市派遣潜伏干部，打入国民政府党、政、军、特各级机关，以合法身份在国民政府的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各个系统建立工作，执行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中共华中分局决定成立南京工作部，部长由陈修良出任。到了1946年国共内战，这个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特工，担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直接潜入南京城内工作。
（7）
南京在1927年4月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国民党清党以后，南京先后有八任的中共市委遭到国民政府的破坏，市委书记被捕杀。可见南京的潜伏发展之艰难，环境之凶险。
陈修良在南京的工作十分出色，她以辉煌的成绩远远超越了她的所有前任。从1946年4月陈修良受任南京市委书记进入该城，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整整三年的时间，陈修良一共发展了2000名的中共党员，这些中共秘密党员分布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各个部门，很多还是极为要害的部门。这些潜伏的中共党员，完全是根据不同部门的工作需要，针对性的进行发展。所以，到了内战后期，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实际上已经被中共严重渗透。
作为南京市委书记的陈修良以电器行的老板作为掩护，这个爱打麻将的女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国民政府各部门进行渗透策反。在此有必要提一下中共的策反屡建奇功的策反部负责人沙文威（史永）。此人是陈修良丈夫沙文汉的弟弟，公开的身份是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是一个军统特务。
在南京作为中共市委书记的三年，是陈修良事业的巅峰。在陈修良领导下的中共南京地下党，把渗透、策反、情报窃取等特殊工作发挥到了极致。简而言之，陈修良的南京市委最为辉煌的成绩有以下几桩；
第一，策反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汪维恒。此人曾经是中共诸暨县委组织部长，参与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脱党混入国民政府军。经沙文威成功策反后，汪维恒向中共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政府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其后，汪维恒将国民政府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央军委和社会部。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第二，成功策反国民政府空军飞行员俞渤等人，发动空军轰炸机B24机组起义。1948年12月16日晚9时，俞渤与已是中共党员的同机组郝桂桥、周作舟等4人，从南京大校机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B24-514号轰炸机，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
（8）
当晚11时，飞机在石家庄共军机场降落。不到天亮，中共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按中央军委指令赶到石家庄，慰问第一批驾机起义的俞渤等5人。罗在交谈中告诉俞渤他们：由于夜间难以判断，加上坐标误差，3颗巨型炸弹落在了南京的燕子矶，虽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上午8时整，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中共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第三，成功策反国民政府海军“重庆号”起义。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起义秘密小组与中共上海局策动的起义力量“士兵解放委员会”联合行动，扣押了舰上的不愿起义的军官，把舰长邓兆祥争取过来。原来就有起义思想基础的邓兆祥，指挥军舰改变航向，摆脱青岛美军海军基地的控制。军舰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在此等待的中共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和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以及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重庆号”是国民政府海军最大的军舰，此次事件动摇了国军的军心。
第四，成功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中将师长王晏清。1949年4月中旬，王晏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指挥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举义过江（另一个团正在南京执勤，来不及调动）。这支叛军虽然遭到了国军的追击，损失严重，在军事上作用不那么大，但对瓦解国军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国民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痛彻肺腑，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第五，成功策反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杨兆龙。杨兆龙两度前往广州，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劝说李宗仁签署释放全国在押的中共“政治犯”。李宗仁于1949年4月5日签发了在全国释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作为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杨兆龙，立即积极有序地展开工作。随着最高检察署“释犯”的执行方案出台，4月9日起，关押在南京几处监狱的大批“政治犯”，陆续走出监狱的铁门，这里面有为数众多的中共干部，迅速地与中共组织接上了联系。待到4月20日，国民政府决计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的监狱已是十室九空了。
（9）
第六，成功保卫南京，挫败国民政府焚毁南京的计划，实现南京“和平解放”。南京即将沦陷前夕，陈修良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收编归顺的南京警察局的几千名警员，组织起来，守护发电厂、自来水厂的社会公共设施，还把南京地下党武装起来，阻止国民政府撤退前炸毁浦口轮渡栈桥，调集渡轮等一切船只，中共军队得以在短时间内大批兵力顺利过江。
中共对南京的接管，可以说是兵不血刃。陈修良的南京市委手下的2000名中共党员和几千名的归顺的南京警察，加上近万名武装的拥共市民，实际上在中共军队进城之前，已经对南京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到了4月23日，汤恩伯决定弃城撤退的时候，南京实际上掌握在中共南京市委的手里。由于陈修良的南京市委的组织动员，渡江的中共军队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渡江，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坐着渡轮进入南京的。城市易手之时，南京没有停水停电，公共交通正常，报纸按时出版。所以中共的党史专家说，南京是“和平解放”的。
对于陈修良来说，南京的“解放”，是她人生的转折。我愿意相信，出身豪门世家的知识分子陈修良，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来服膺于共产主义，一定是因为对于理想的追求，而不是为了在未来政权里面搏得荣华富贵。在她的内心深处，中国两千年农民打江山坐江山的皇权主义，应该是很淡薄的。在她看来，中共的政治纲领说的很清楚，在夺取政权之后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光明、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个中共老资格的干部，对于中国的历史，看得并不透彻。倒是她的母亲陈馥根据中国改朝换代的经验，提醒过她，在官场要“人逢得意宜休息”，劝她急流勇退。但是，她对于她所忠诚的党，不免抱有天真的一厢情愿的愿景。很快，原先的美好憧憬开始破灭了。后来她自己说，“我实在还是天真的很，没想到解放以后会遇到更加艰难的道路”。
首先，在毛泽东钦点的南京市军管会的组成人员中，三十七个职务，原南京地下党市委成员只占了五个席位，不到14%，而且都是副职。其余职位为南下军队干部，为南京的“解放”立下奇功的南京地下党完全边缘化。这不仅是南京一地，上海也是如此。厄运仅仅是开始。
接着，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南京新市委，陈修良进入市委，担任组织部长。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差事，作为组织部长，陈修良在为南京市各行各业配置各级干部的时候，必须要优先考虑南下军队干部的任命，即使为那些文化不高的南下干部配备地下党出身的内行担任副职，也会受到非议。
（10）
有人反映到宋任穷那里去，说地下党要跟南下干部平分秋色。陈修良把熟悉南京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分配到政府、学校和社团担任领导职务，柯庆施就说陈修良搞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有人甚至还诬陷南京地下党市委暗中串联，有宗派活动。陈修良这个组织部长受到多方掣肘，左右不是。
对陈修良真正的政治打击来自于“胜利会师”几个月后邓小平的讲话。9月17日，南京市召开四千人党员干部大会，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二野政委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一万八千字的讲话，这是邓一生最长的演讲。在这篇题为《论忠诚与老实》的演说中，对原南京市委作出了政治判定，认为南京市党组织组织不严密，成分不纯，作风不纯，思想庞杂，战斗力不强，容易出乱子，并以毛泽东的所谓“一条心，半条心和两条心”的理论，对南京原市委广大党员做出政治划分。认为南京党组织党员存在“半条心”，“两条心”的情况，告诫大家要警惕对中共怀有异志的人。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锤定音说“南京会师不好”，抹杀了原南京市委对“解放南京”，为中共夺取政权所作建立的巨大功勋，等于给南京“解放”以来存在于南下军队干部和本地干部的摩擦和矛盾做了结论。
南京“解放”后地下党与南下军队干部的矛盾，看起来这只是双方观念相抵悟所致，或者说是因为争夺革命胜利果实造成的。这只是表层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南下军队干部代表着中国历史多次上演的改朝换代的胜利者，打江山坐江山是题中之义。中共军队干部文化水平低，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天然的阶级特性。比如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自卑而又自大，愚昧而又狡猾，守旧而又霸道，不一而足。南下军队干部认为江山是自己打下的，你们在城市里享福，凭什么让你们分享革命胜利的果实？反观南京地下党的中共干部，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优裕，具有理想主义，思想自由开放，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更重要的是，像陈修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中共干部，心底里总有一个社会理想，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不是一个农民政权，所以他们对进城之后的军队干部之种种丑陋现象十分反感，势同水火。可以说，他们与大多数军队干部根本就是两种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陈修良一类的党员知识分子以至全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当权派及其工农干部之间的分歧所在。尽管当时对立的双方都没有对分歧的性质有一个十分清醒理性的认识。
（11）
陈修良强压着内心的愤怒耐心的听完邓小平的报告，她“气得发抖，但没有办法向这个大人物进行辩论，澄清事实，讨还公道”，她感到痛苦和震惊，心里有一种幻灭感。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恶梦的开始。共产党新的历史时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打倒了革命的敌人之后，开始自己人打倒自己人。
其实，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并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对地下党、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既定方针。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一贯是毛泽东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中共在夺取天下之后怎么来对待地下党、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呢？安子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向毛泽东提交的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报告中说，首先，“告诉他们必须采取老实的态度，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及其他等等，必须向组织坦白清楚。”其次，要他们站稳立场，“应该用过去整党土改的经验，教育他们，一部分地主富农出身的或与地、富有亲友关系的干部，曾经包庇家庭或亲友都受到党和人民的惩罚，如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群众斗争等，也有甚至被群众打死的。第三，要求他们改变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老毛病“。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中心工作就是要确保他本人，并通过军队和他的嫡系干部对全国的绝对领导权。
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地下党的干部都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也就是没有经受过毛式的整风洗脑，没有向毛本人表示过效忠，也没有经过政治审查，所以，毛泽东及他的追随者心里是把这些中共地下特工视为异己。邓小平的讲话之后，南京的整党开始了。这些为中共政权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这才明白什么叫做共产党的残酷斗争。南京的整党由毛的好学生，南京新任市委书记柯庆施主持。在留下参加整党的1400名地下党员中，466人受到处理，205人被开除党籍。毛泽东对南京的整党十分重视，把它称为“南京经验”推广到全国“解放”的城市。原来，中共中央对于地下党和地方游击队，早就有一个内部指示，叫做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陈修良挥泪告别南京这座成就她辉煌事业的城市，回到了上海她母亲的身边。
陈修良的自传叫做《拒绝奴性》。可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陈修良不能见容于中共党国的性格因素。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就是反对奴性，张扬自由。而中共这个党，尽管以政党自居，但是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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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党应该是代议制的宪政国家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争取选民支持，走上执政地位的政治工具，也是平衡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体现。现代政党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和平手段，以争取选票的方式获得执政资格；在议会里代表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监督制衡执政党的执政和权力运行。而中共则是公然以暴力夺取政权为政治追求；它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它实行领袖制度，以马列经典作为全党的思想准则；它有严格的入党审查，有规定的入党仪式和誓词；在中共党内没有民主制度。中共的组织运作，从来都不具有扬善抑恶的机制，而是最大程度的激发人性中的恶，比如，嫉贤妒能，告密诬陷，阿谀逢迎，冷酷无情，虚伪狡诈，落井下石，等等不一而足。最恶而又善于伪饰的人，才是适宜中共的政治生态的人。所有这些特质，表明中共更像是一个现代的会党，一个组织严密的庞大会党。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陈修良，自从加入了这个党，一直都在压抑自己天生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个性，天性却拒绝做一个惟命是从的奴隶。在中共那里，陈修良的出身及其社会身份，就像一个黔印，深深的印在了她的脸上。
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很长的时候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的真心拥护，这其中有双方的原因。从毛泽东和中共来说，从来就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异类，改造知识分子是毛的口头禅。年轻时的毛泽东受到文化人的轻视，可能是造成他毕生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在他的内心，从来就不信任知识分子会跟自己同心同德，也不相信自己的那一套货色会在知识分子那里获得认同。这是毛的不自信。但是他也有自信，那就是对暴力的迷信，对掌握知识分子饭碗就能羞辱知识分子的自信。毛泽东自信的认为，自己手里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臭老九”如何不匍匐在地！知识分子在毛那里吃尽了苦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中共党国体制之下所遭受的苦难，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在知识分子那一边，即使追随中共革命的年代里一起打天下，但是在内心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和憧憬，也是跟毛和中共大相迥异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毛泽东对于未来国家的社会制度的豫划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历史的回声》这本书记载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对于民主制度的肯定。夺取政权之后一面倒向苏联形成东西方阵营有当时世界战略局势的客观因素。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的，夺取政权以前，多数的知识分子心目中所追求的新中国一定不是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所加于全民族的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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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追随中共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面对建政之后通过政治运动逐步走向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内心深处一定有幻灭感。
知识分子真正从心里到情感上认同中共国家的社会制度，应该是从1989年之后。从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的异类，不再是思想改造的贱民，不再是团结教育的对象。管理国家必须要有一套文官制度，知识分子成为政权所依赖的力量，就跟开科举士一样。天下士子可以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者进入仕途，封妻荫子；或者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或者学得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再也不会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担心政治运动的到来，知识分子俨然已经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当然，现在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情怀和追求上都不是上个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了。
陈修良注定了在毛泽东的时代命运多舛。到了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她与时任浙江省长的丈夫沙文汉，首当其冲的双双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陈修良加封为“极右派”。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是江华。江华跟上海的柯庆施，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旨意，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有过之无不及。毛泽东还把浙江省的反右斗争经验在全国推广。八十年代，江华担任全国最高法院院长，主持了对“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审判，这多少有一点讽刺的意味。
早在上个世纪初，陈修良就跟沙氏五兄弟结下缘分。少女时代的陈修良跟随沙孟海学习书法，后来又认识了老二沙文求，成为中共的革命同志。沙文求在1927年广州暴动被杀害。老三就是沙文汉，他跟陈修良的婚事是陈修良母亲陈馥做的主。沙文汉长期从事中共宣传和地下工作，1957年在浙江省长的任上受到迫害，成为中共最高级别的“右派分子”，1964年去世。老四沙文威，是陈修良麾下最出色的特工人员，策反、情报屡建奇功。中共建政之后在全国政协任闲职，没有受到严重迫害。老五沙文度，是一个画家，投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打击，精神失常，1943年失踪。沙家五兄弟，只有沙孟海远离政治，沉溺于书法艺术中，修成正果。沙家五兄弟的人生遭际，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令人感慨唏嘘。
陈修良很长寿，有一句话叫做活得比你的敌人更久。到了1977年，陈修良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中央有关部门发文对陈修良的右派错划予以改正。但是由于当年主持反右派运动的人仍然是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沙文汉的的冤案纠正依然阻力重重。陈修良开始了为丈夫的清白而不屈申诉的历程。老朋友孙冶方仗义执言，给陈云写信。陈修良则直接向胡耀邦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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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央有邓小平这个反右总指挥为反右斗争定调，所谓反右只是扩大化，反右是必要的。还有江华暗中设置阻力；浙江省委有人呼应。甚至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平反文件，浙江省委还是顶着不予公布。直至到了1982年陈修良给谭震林写信，在谭的斡旋下，沙文汉的问题才获解决。其中之曲折幽暗难以尽叙。
获得平反后的陈修良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为杨兆龙，为潘汉年，为她那些所有蒙冤的南京地下党的战友们奔走呼号，洗清冤屈。在双目失明的最后几年里，她口述个人历史，留下自己的传记。1998年11月，陈修良走完了人生91年的岁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晚年的陈修良根据自身的经历，多次表示中共党史有许多谬误，有许多经验教训要总结，要重写中共党史。她含蓄的表示，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是反人民的独裁体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她的认识也只能达到这个高度了。她所呼唤的党内民主，却是空中楼阁。陈修良追随中共七十多年，革命一生，但是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却是作为一个党的审查对象，斗争对象。中共这个在中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带有浓重会党色彩的军事政治集团，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什么党内民主。不论在革命年代的险恶的社会环境还是在执政年代面对执政合法性的挑战，都不可能使中共实行党内民主。只要党内那种首领负责制稍一松动，中共庞大的宝塔式架构就会解体。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认识中共的两难困境。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国家的积贫积弱，人民苦难中寻找救国富民的道路。跟陈修良一样，富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群体，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最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于是，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集团，在跟社会最为不安定的底层工农结合之后，中共发展成了中国最血腥的军政集团。激进知识分子为这个集团提供了理想愿景和理论支持。中共在通向政权的道路上，以苏俄为榜样，成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共革命成功之后，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因为这个党就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党，不是一个富有正义和公平的党。回首百年历史，从陈修良这样一位世纪知识分子坎坷跌宕的人生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一个历史的错位。这个选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距离世界主流越来越远了。
只要中国这个国家一天没有进入世界的主流，我们这个国家依然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站在新世纪之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选择呢？
（注：主要参考：《拒绝奴性——陈修良传》刘劭夫）